把晚飯買回來了，給樓上打電話，理化室主任說正在做實驗，一會兒再吃。

“試營業”半個多月，周素英已習慣他們一進實驗室就不會輕易出來的工作方式，同老帥及值班民警一起先吃。

支隊沒食堂，值班時已成家的技術民警從家帶飯，沒成家的技術民警吃晚飯時在斜對過交警隊食堂多打一份，留著夜裡當夜宵。

吃冷飯菜對腸胃不好，支隊專門采購一台冷藏櫃和一台微波爐，值班民警什麽時候肚子餓，什麽時候拿出來放進微波爐裡熱。

等了一個多小時，周素英再次給樓上打電話。接電話的是一位痕跡工程師，說正在忙，再等一會兒。

這麽等要等到什麽時候，要是“老帥”沒來周素英會悶死。

樓上緊張的做實驗，樓下工作同樣緊張。

“老帥”破案心切，把曾經部下的辦公室當成他的專案指揮部，電話一個接著一個，有給他的老領導打的，有他曾經的部下田國鋼打進來的。在海員俱樂部工作過的人員名字，不斷匯總到白黑板上。

十一年時間，海員俱樂部、港務局、南-港乃至整個國家發生翻天覆地變化。

曾紅極一時的海員俱樂部，經過一次又一次改革、改製，從當年南-港最高檔的涉外酒店，變成了一家港務局職工辦喜事都不太願意去的普通飯店。當年的工作人員，有的調走，有的下海，現在能聯系上的只有四個。

韋國強坐在椅子上，凝視著一個個名字:“當年我們仔細勘查過現場，方圓一點五公裡范圍內組織警力地毯式搜尋過，找血跡、腳印、車輪印，確實沒發現圍巾。詢問海員俱樂部工作人員，他們一樣沒提到圍巾。

後來去市委機關宿舍找線索，李秘書打開書桌抽屜和衣櫥讓我們看了看遺物，宿舍很小，那時候什麽條件你知道的，沒多少東西。可能涉及**，也可能想留下一點念想，李秘書只允許在宿舍看，不許我們帶走任何東西。

市委機關宿舍不是其它地方，要注意影響，不光李秘書在，市委許秘書長也在。流水帳當時翻看過，時間太倉促，沒注意到圍巾這個疑點，就算注意到也可能會以為在衣櫥或箱子裡。”

李海強提供給搭檔的三大箱遺物中，不光有信件、流水帳本及旬麗生前的報刊書籍，甚至有內衣褲乃至衛生帶(當時沒衛生-巾)等很**的東西。

作為一個丈夫，誰會允許別人亂翻愛妻的遺物。

周素英能夠理解他們當年的無奈，輕聲道:“流水帳本身也不可疑，那會很多人喜歡記這些。我爸就記，當時工資不高，開支不少，不量入為出，不精打細算不行。”

“可不可疑放一邊，疏忽事實存在。”

韋國強長歎了一口氣，點上香煙:“那麽冷的天，要是不圍條圍巾，不戴個耳罩，耳朵很容易起凍瘡。我一個大男人都戴一副裡面帶絨的耳罩，她一個女同志怎可能不采取點防凍措施。

小韓說得對，旬麗的身份，旬麗這個既漂亮又能歌善舞的人本身，以及案發當晚的婚宴，吸引，確切地說應該是轉移走我們幾乎所有注意力。一開始以為情感糾紛，以為旬麗嫁給李秘書之前有過戀愛經歷，凶手因愛生恨，痛下殺手。

社會關系調查沒發現什麽可疑之後，覺得問題可能出在參加婚禮的人身上。排除掉**作案的嫌疑，又開始想李秘書是不是得罪過什麽人，想到李秘書自然而然會聯想到畢副書記，聯想到政治鬥爭”

對普通老百姓而言市領導很遙遠，對辦案民警來說市委市政府一樣屬於高高在上且很神秘的領導機關，

產生各種聯想很正常，乾這一行就是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個話題比較敏感，哪怕已過去十幾年，周素英沉默不語。

韋國強彈彈宴會，苦澀地說:“後來發生的一切你可能隱約聽說過，就算沒聽說過也能猜出來。沒本事破案，居然秘密調查市領導，膽大包天，無組織無紀律。喜事辦完辦喪事，市領導本來就很生氣，知道這個情況更生氣，問局領導誰給公安局這個權力的，組織原則還要不要。

局裡立過軍令狀，在規定期限內沒能破案，市委毫不猶豫換人。一個案子鬧出這麽多事，繼任局長不敢再碰，有一段時間甚至提都不許提及，就這麽懸著一直懸到小韓上任。凶手逍遙法外，旬麗親屬需要一個公道。那麽多人受波及，他們一樣需要一個交代！

作為當年的主要偵辦人之一，我韋國強難辭其咎，絕不能讓這個案子變成懸案。這次要是能破，別說退居二線，就算明天就退休也沒什麽好遺憾的。要是這次破不了，退居二線之後什麽不乾，就追查這個案子，掘地三尺也要那混蛋給挖出來。”

他是唯一沒受到波及的，或許是時任局領導想方設法保住的。

讓他留在刑偵部門，暗中支持他走上刑偵部門領導崗位，或許就是想讓他一查到底，查個水落石出。

周素英突然想到另一種可能，當時調離的局領導極可能認定這個案子與時任市領導有關。在他們心目中這極可能不只是一起刑事案件，而是一起涉及到領導幹部的大案！

如果查證出這一切純屬巧合，真不知道他們會作何感想。

正胡思亂想，韋國強突然從懷裡掏出一張照片:“周政委，這個人叫張興寶，今年35歲，當過兵，參加過兩-山輪戰，退伍之後在市委小車班當司機，開市委8號車。”

“民警！”

“徐副書記調走時他主動要求調入公安局的，現在是開發區分局治安大隊民警。”

搭檔沒猜錯，他一直沒放棄，一直在秘密調查。周素英急忙起身帶上門，再次看看照片，欲言又止問:“韋支隊，您，您覺得他可疑?”

“徐副書記不是平調，是高升，當時領導幹部工作調動，帶走秘書和司機很正常，而且當時公安局工資待遇並不好。提乾對他這樣的領導司機不是難事，繼續給領導當司機一樣有前途，為什麽偏偏要求來公安局?”

韋國強掐滅煙頭，冷冷地說:“田國鋼做事很謹慎，查其他人時沒被發現，唯獨被他發現了，並且當時他形跡確實可疑。更重要的是，調入公安局後很長一段時間，他總是有意無意打聽旬麗案偵破進展。”

“少帥”懷疑是巧合，懷疑凶手殺錯人。

“老帥”一直盯著主動調入公安機關的這個張寶興，始終沒排除他作案的嫌疑。

周素英腦子有點亂，靜下心想了好一會兒，小心翼翼問:“韋支隊，張興寶與旬麗有沒有交集，跟李海強之間有沒有矛盾?”

“沒有，要是有，我還能等到今天。”

韋國強猛地站起身，緊盯著白黑板上的一個個名字:“要是他跟這些女工作人員有關系，以市委小車班司機的身份極可能有關系。如果能夠查實，那麽，我和小韓的推測都能成立。”

市領導是海員俱樂部的常客，領導司機經常去俱樂部，認識女工作人員很正常，不認識才不正常呢。

周素英覺得有一定道理， 可想了想之後又倍感無奈說:“韋支隊，推測終究是推測，要是樓上實驗失敗，或者凶器上根本沒凶手的指紋和dna，就算知道他是殺人犯我們也拿他沒辦法，甚至無法將他趕出公安隊伍。”

“匕首上找不到證據，其它地方能找到。”

韋國強啪一聲拍了下大腿，回頭道:“當年勘查時我們在第一現場發現一排車輪印，由於案發當晚市委市政府包括你們軍分區的車從該路段經過，這個情況沒出現在案卷材料上，車輪印的照片也不在案卷裡。

不在當然不能作為證據，就算在一樣不能作為證據，不過車輪印是8號車留下的，8號車報廢時我留了個心眼買下來了，一直存放在向陽路停車場。當時沒技術條件，現在有，只要能在車內檢出被害人的血跡，我一樣能將他繩之以法！”

“老伏爾加?”

“嗯，難得你還記得。”

“這麽重要的情況，這麽重要的線索，您怎麽不跟韓支隊早點說?”

“一直沒顧上。”

韋國強很慶幸當年一時心血來潮買下那輛報廢車，微笑著解釋道:“市局上dna檢驗設備才多少時間，設備到家第一天就應用於實戰，協助東港縣局偵破一起死亡二人的強奸殺人案，緊接著又是海工集團爆炸案。

我忙，小韓更忙，當時懂dna檢驗的就他一個人，又要籌建技偵支隊，本職工作不能耽誤。沒想到他會先提出來重查12.26案，有他幫忙，我求之不得。先檢驗凶器，能檢出證據最好，要是檢不出來，我帶他去停車場好好勘查勘查那輛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