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時代南越國

地緣看世界(溫駿軒)·2015-11-0503:09

當陳勝、項羽、劉邦這些“楚人”開始動搖大秦帝國的基石時，本來也算楚國遺民吳芮，也看到了複興家族的希望。當然，僅僅憑借一個出身，是不可能在即將來臨的亂世中，謀得一個諸侯之位的，你必須向未來的天下之主體現出自己的價值。好在自吳氏家族，低調的在吳頭楚尾之地做地頭蛇時起，他們對於中央之國的穩定就已經有了獨特的價值。如果要選一個代理人，來幫助中央之國管理那些“食之無肉，棄之可惜”的百越之地的話，沒有比吳氏家族更合適的了。這一點，即使是對集權迷信到極致的秦帝國，也不得不承認。因此在秦漢交接階段，無論是項羽的封建體系，還是劉邦的混合體系中，吳氏家族都能夠在不直接參與一線作戰的情況，謀得一個諸侯之位(楚之“衡陽王”，漢之“長沙王”)。盡管因為遠離政治博弈的主戰場，又能為新生政權穩定南疆，吳氏長沙國在漢帝國的體系中，成為了一個特例，但這並不代表你就什麽都不需要做了。對於帝國來說，之所以要設立長沙國，是因為帝國最終希望，能夠將南越之地重新歸入中央之國體系。為了完成這個目標，在帝國最初為長沙國所規劃的領地當中，是包括南越之地的。也就是說，帝國希望將自己的利益與長沙國的利益，有效的統一起來。其實在北遷韓國至山西高原北部時，這一使命和預期，也同樣給予了“韓王信”，只是能力有限，又是空降兵的韓王信沒有“金剛鑽”，攬不了這瓷器活罷了。既然漢帝國設立長沙國，甚至容忍它作為異性諸侯國，存在於帝國體系中，那麽我們就很有必要，了解一下南越之地此時的態度了。當中央之國內部重新陷入混亂之時，秦帝國剛剛完成了對南越之地的征服。在這種時候，帝國派往南部的這支，數以十萬計的軍隊面臨一一個抉擇，究竟是回師中原，幫助帝國打擊那些叛亂者;還是和關東之地所發生的連鎖反應一樣，也成為帝國的掘墓人。從南征秦軍的成份來說，這些被送往南部蠻荒之地的軍人，絕大多數都為六國遺民。當整個關東之地，都在為恢復六國體系而戰時，除了秦人以外，應該很少有人會真的願意為帝國而戰(沒有多少人，願意呆在秦帝國那嚴苛的管理體系中)。因此加入反叛者的行列，似乎是南征秦軍最有可能的選項。然而，這並沒有成為南征秦軍的最終選擇。南越之地與中央之國的地緣關系，使得他們有了第三種選擇，那就是“打醬油”。說“打醬油”，當然是套用了現在比較時髦的網絡用語了。放在當時的語境中，那就是“封關以自守”。橫亙在長江、珠江流域之間的“南嶺”，盡管並不算高大，但能夠提供的通道也是屈指可數的，這一點我們在秦征南越的章節中已經解讀過了。也就是說，如果趙陀所領導的南征秦軍，想切斷與中央之國的交通，徹底置身於事外是很容易的。另一個讓“南越國”有可能獨立於中央之國之外的原因是，南越之地本身是一個獨立而完整的地緣版塊，而土著居民對所謂的“回歸”華夏體系並沒有概念。所以如果作為南征秦軍的前領導者，南越國的創立者——趙陀來說，他是很有機會構築自己的獨立王國的。當然，南越國能不能保持獨立狀態，直接取決於中央之國是否重新統一。如果中央之國在經歷過混亂之後，重新構築了帝國體系，那麽新的帝國將比秦帝國，會更有動力和想法，

促使南越之地，“回歸”中央之國體系。畢竟第一個吃螃蟹的秦帝國，已經從戰略、戰術層面上，為新生的帝國指明了方向。這種後發優勢，從漢帝國最終將熟悉百越狀況的“番君”吳芮，封建在湘江流域就可以看出。要是當初秦人，選擇了從贛江上遊尋找連通珠江流域的運河方案的話，那麽吳氏家族受封的地緣板塊，就應該是他們更加熟悉的贛江流域了。對於試圖獨立的“南越國”來說，劉邦這麽快的重新統一了中央之國，建立了“漢帝國”並不是一件好事。這意味著新生的南越國，還沒有足夠的時間來調整內部結構，準備與漢帝國的決戰。然而此時的漢帝國也同樣沒有準備好，關東那些試圖保住自己封建諸侯地位的異姓王，所引發的叛亂只是其中一個問題，更為嚴重的是統一蒙古高原的匈奴人，對帝國核心區所造成的巨大壓力。這種壓力在“白登之圍”時，直接體現到了帝國最高統治者的身上。同時在南、北兩線出擊，並非不是一種選擇，最起碼秦人曾經這樣做了，看上去也獲得了成功。只是誰又能說，秦帝國的迅速崩潰，與調配大量資源來支撐這兩場戰爭沒有直接關系呢?更何況，此時的匈奴比之蒙恬所禦的匈奴，只會更加強大;而直接由南征秦軍所組織起來的“南越國”，也只會比當日那些南越土著更有戰鬥力。至於此時漢帝國，即使不考慮戰亂所帶來的國力消耗，單從組織結構上來看，也不會比秦帝國更強勢。既然統一的漢帝國對“南越國”有著明顯的戰略優勢，但又暫時無法把這種戰略優勢，轉化為一場勝利，那麽通過外交手段來尋找一種妥協，就是兩個政治體之間所需要做的了。這種外交努力在公元196年，也就是漢帝國建立的第七個年頭獲得了成效。南越國接受了漢帝國所授予的“南越王”印綬，成為了帝國名義上的藩國;而南越國，則在實際上保持了完全的獨立。雙方之間所需要履行的權力、義務，無非是那些體現在面子上的朝貢之禮罷了。與在帝國體系內，謀求自治權的“長沙國”不同。南越國這種僅僅是給個面子的做法，顯然不會讓帝國滿意。事實上，除非你習慣於地圖開疆的話，是不應該把此時的南越國歸入漢帝國的版圖的。就好像我們不應該，把朝鮮視作明帝國的一部分一樣。正因為如此，帝國也始終將南越國視為潛在的威脅，以及未來的征服對象。而在接受漢帝國冊封之後，南越國也並不總是滿足於山高皇帝遠的生存狀態。在漢帝國忙於應付匈奴人時，他們也曾經嘗試過向北方武力滲透。這種現實的威脅，也為長沙之地成為“封國”留下了空間。當然，為南越國設立一個警戒用的自治“封國”，並不一定意味著，必須使用異姓諸侯。畢竟在帝國的其他地區，執行同樣戰略任務的封國，都已經歸入了劉氏封建體系。問題在於兩方面:一方面在於除了東南丘陵上那些自成體系的越地王國以外，湘江、贛江流域的山地當中，也同樣存在許多未服王化的邊緣民族。並不是隨便空降一個管理者，就能夠恰如其分的穩定這一區域的。這一點，北遷韓國已經能夠提供足夠的經驗教訓了;另一方面的原因則是，吳氏家族表現出了足夠的政治判斷力，這種判斷力已經讓他們的家族，成功的度過了戰國、秦、西楚三個歷史階段。比如在吳芮的女婿——淮南王英布，從創立帝國的功臣變身成為反叛者之後。吳氏家族就及時的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沒有參與這場沒有前途的叛亂。既然吳氏長沙國，一直在通過各種方式，表明自己對帝國的價值，那麽強製削藩就變得不那麽有必要了。特別是，這樣做有可能在長江流域，引發一場新的動蕩，並讓整個百越之地卷進來的話，風險就更大的。在帝國的北部，那些本來用來防禦匈奴的諸侯國，先後成為匈奴南侵的助手，就已經能夠說明問題了。這些客觀因素，讓吳氏長沙國得以在延續了將近半個世紀。當長沙王室因缺乏直系繼承人，而面臨繼承人問題時。帝國並沒有試圖從家族旁系中，幫助他們延續統治，而是借這次“自然死亡”的機會，直接將其納入了劉氏封建體系，成為了新的“劉氏”長沙國(公元156年)。在歷史長河中，吳氏長沙國的存在只是很小的一個浪花，早幾十年還是晚幾十年削藩，對歷史進程並不會有大的影響。相比之下，南越國正式納入中央之國體系，意義要大的多。這意味著，中央之國核心區不再是河、濟、淮、江四瀆體系的結構，而要加入珠江水系了。不過，除了這幾塊東西貫穿中央之國核心區的大河流域，還有幾個自成體系的邊緣板塊，需要漢帝國去征服，這其中就包括甌越、閩越兩個東南板塊。盡管熱血青年們，總是對發生在蒙古高原、西域的博弈更感興趣，但其實對於中央之國來說，征服這幾塊百越之地的意義要更為重大。因為地緣特點和歷史告訴我們，在古典時期，百越之地才是真正有可能成為中央之國一部分的土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秦皇漢武的最大貢獻也在於此。至於說這兩個偉大君王，是如何在相隔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完成這個過程的，也是我們接下來的分析方向。

漢征南越國示意圖(公元前112年)說在古典時期，百越之地對中央之國的重要性，比蒙古高原和西域重要，可能會讓一些試圖恢復漢、唐雄風的朋友不解。說起來，這也沒什麽好奇怪的，畢竟以古典時期的生產力和技術特點來說，華夏文明是無法在蒙古高原和西域獲得足夠的耕地，以支持自己存在的。事實上，如果不是遊牧民族持續從西、北兩個方面，給予華夏文明以巨大壓力的話，包括漢、唐在內的強勢帝國，甚至都不會作在這兩個方向，尋找新的耕地的努力。因為在大部分的古典時期，最為稀缺的資源並不是土地，而是人口。尤其是在我們正在解讀的時代，人口遠未成為一種負擔。在長江、黃河中下遊地區，尚存在大片未開發的土地。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政治層面的戰略引導，普通民眾並沒有自然滲透的動力和壓力。外部威脅所帶來的戰爭，通常是大規模人口遷徙的誘因。比如為了防禦北方壓力，而向那些有可能轉化為耕地的草原地區遷入農業人口;因為不願意受入主中原的邊緣民族統治，而向長江、珠江流域南遷等。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這兩種情況下所導致的人口、文明擴散，是最為常見的。只不過，並不是每一次遷移都是成功的。能不能沉澱下來，不僅取決於你對土著居民是否有戰略優勢，更取決於這片土地，適不適應農耕文明。從這個角度說，華夏文明對百越之地的融合，比之在西、北方向做的那些嘗試要成功的多。前者已經完全成為華夏農耕文明的一部分，而後者直到現在還處在文明融合期。漢帝國對於百越之地的征服，很顯然不是出於獲得更多的耕地。事實上，這種關注是互相的，既不僅漢帝國在關注這些邊緣板塊，這些邊緣板塊上的王國，也在時刻關注著中央之國的局勢變化。之所以會形成這樣微妙的關系，很大程度是因為百越之地與華夏文明之間，已經形成了親緣關系。系出春秋越國王室的(於越)，甌越、閩越王國，與直接由南征秦軍建立的南越國，身上無不帶有顯著的華夏基因。而秦帝國那超出常規的，基於四海歸一理念，對百越之地所進行的大征服，更是讓雙方的潛意識裡，都認為百越之地，遲早會成為中央之國的一部分。能夠讓自己選擇的，無非是存在的形式罷了。如果按照秦帝國為中央之國設立的架構，百越之地是沒有任何選擇的。那些百越貴族，除了在帝國的政治體系中，謀求一個位置之外，是沒有機會繼續體驗山高皇帝遠的快感的。這一點，那些直接系出於越王族的，甌越、閩越王族，感受並不會比直接被秦軍征服的南越部落要少。盡管秦帝國，暫時使用了羈縻的方式，將越國遺民的避難地——浙閩丘陵地帶，納入了帝國體系(在不動原有體系的前提下，變甌、閩之地為“閩中郡”。並授信位份最高的閩越王為最高行政長官)，但很明顯的是，當帝國完成了對南越之地的直接征服後，是不可能單單放任東南方向這片山地，成為化外之地的。與贛江下遊的吳王后裔，在秦末戰爭中看到家族複興的機會一樣，偏安於東南山地的越國王族，也同樣看到自己繼續保持獨立狀態的機會。與百越之地一樣，關東六國的遺民，同樣不適應現在的生活狀態。對秦帝國強大中央集權體系的恐懼，讓大家不約而同的站到了帝國的對立面。也許從大歷史的角度看，這其實算是一種倒退，或者說“複辟”，但歷史就是這樣，總是在進二退一的磨合中前進的。正是由於，對重新獲取諸侯地位的渴望，被秦人封為“君長”的閩越王無諸，率領著越地諸部直接加入了滅秦的進程。當然，這些越人其實應該和吳氏家族一樣，並沒有參與到一線博弈當中去。他們的最大貢獻，就是依靠自身的血統優勢、政治影響力，穩定了長江以南地區，使秦帝國完全沒有了，在楚地縱深開辟第二戰場的可能性。因為有了吳、越兩族的表態，即使南征秦軍有意回師勤王，也會掂量一下，自己有沒有機會突破長江防線。在這種情況下，封關以自守，在亂世中謀得一個諸侯之位，就是最好的選擇了。相比那些完全被秦帝國征服的地區，一直保持獨立狀態的甌、閩之地會更有理由得到一個諸侯的位置。其實即使不直接介入的話，這些越國遺民也同樣可以獨立，不過在中央之國體系內，獲得一個諸侯之位的誘惑還是很大的。這不僅可以讓你有機會擺脫蠻夷的地位，重新成為華夏文明的一部分。更可以在新的政治體系中，獲得一個合法的地位。當然，這一切還要取決於，你的站隊是否正確。畢竟在秦帝國崩潰過，試圖建立新體系的並不是一個人。幸運的是，這些久離中央之國政治舞台的越人，並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在他們的回歸之路上，當年的死對頭，現在同病相憐的吳國遺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一直身處中央之國邊緣，並識時務的向征服者表明自己價值的吳氏家族，擁有比越人更敏銳的判斷力。這不僅保證了他們自己，在楚漢戰爭中選擇了勝利的一方，也讓越人在漢帝國的體系中，得到了一個“外藩”的地位(與南越國一樣，屬於朝貢體系的一部分。長沙國則是“內諸侯”了)。當然，越人也不一定要對吳氏家族感激涕零，所謂的“合作”，其實就是互相體現價值。在這個過程中，吳氏家族同樣獲利不少。正是由於他們能夠向勝利者，表明他們在越人中的影響力，才有機會在楚、漢兩代，都謀得一個諸侯之位，並成為漢帝國體系內，難得能夠善終的諸侯王家族。在歷史的車輪之下，無論是“內諸侯”的吳氏長沙國，還是“外藩”的甌、閩諸越系王國，終究會成為中央帝國的一部分，但這並不影響，在微觀歷史層面，他們在秦漢相接的時代，作出過正確的選擇。相比之下，南越國與漢帝國的關系，一開始就顯得不那麽和諧了。對於封關以自守的趙佗來說，他的資本並不僅僅在於那數以十萬計的南征秦軍。比湘、贛流域更強的封閉性，浙閩丘陵更大的耕地潛力，是南越國得以立國的地緣基礎。這些地緣優勢給予南越國的，就是更多的思考時間。前面我們也說了，在漢帝國建立後的第七個年頭(公元前196年)，帝國內部叛亂諸侯的問題即將被解決掉時，南越國才“識時務”的表示，願意接受帝國的建議，成為帝國名義領導下的“外藩”。然而南越國的存在，畢竟不象甌、閩諸越那樣“人畜無害”，也不象吳氏“長沙國”那樣，主動成為帝國體系的一部分。對於帝國來說，南越國的地緣實力，足以對帝國尚未完全開發的長江以南地區造成威脅。而對於本身就因為南征，成就諸侯之業的“南越國”來說，也不會相信漢帝國會真的與自己相安無事。因此，在雙方宣布交好後的第十五個年頭(公元前181年)，戰爭終於爆發了。史家往往把雙方戰爭的爆發，歸結於劉邦的離世，以及呂後掌權後，對南越執行了更強硬的政策。但其實鑒於雙方都屬於新生政權的性質，如果不通過戰爭的方式來試探下對方的實力，是很難為雙方的關系找到一個合適的定位的，尤其是對於實力更為強大的漢帝國來說，有秦帝國貌似成功的開拓在前，是很難抑製住擴張的欲望的。雙方試探性戰爭的結果，就是誰也無法更進一步。南越國無法拔除掉，專門為它設置的吳氏“長沙國”，而漢軍也同樣適應不了，嶺南那濕熱的氣候，以及複雜的地形。看上去，雙方似乎打成了平手，但請不要忘了博弈雙方的實力對比。在這種實力不對稱的戰爭中，南越國方面完全有理由認為，自己才是最終的勝利者。基於這種自信，趙佗甚至於直接稱“帝”，將自己與漢帝國置於平等的地位。不過越佗和他的南越國其實也很清楚，他這個“帝國”是無法與中央帝國對抗的，無論這個帝國是誰的天下。對於南越來說，最為現實的擴張方向，還是百越之地。即包括浙閩丘陵上的“閩越”等國，也包括廣西盆地、紅河流域的“駱越”等族。當漢軍象秦軍那樣，在南越之地嘗到苦頭後，南越國的聲威達到了頂峰。包括本來已經臣服於漢帝國的閩越等國，也轉而變成了騎牆派。其實只要不讓他們去充當攻擊漢帝國的炮灰，這種一身事二主的情況是很常見的，也算是小國的生存之道吧。此時的“南越國”，可以說的上是真正成為了“百越之主”，其聲威甚至超越了代表越人，入主中原爭霸的春秋越國。以至於到了清帝國時期，自視為“越族”唯一保持獨立狀態的安南政權，非常希望得到這筆豐厚的歷史遺產。然而慣於將玩弄文字遊戲的能力，與政治能力劃等號的帝國政治家們，看出了這其中可能帶來的政治風險。於是安南人所希望得到的“南越”國號，變身成為了“越南”。說一句題外話，試圖從華夏文明的豐厚遺產中，分離出屬於自己文化體系的情況，也同樣發生在東北亞那個突出部上，而這一次，他們瞄準的是“東夷”。至於政治上，高句麗在東夷體系中的地位，則等同於“南越”在百越體系中的地位(最起碼他們是這樣認為的)。如果有一天，這個被分割為南北兩塊的突出部變成了一個國家，並以“高麗”為名的話，希望大家不要感到奇怪。不管這種繼承有多少合理之處，最起碼它這樣做，已經不需要中央帝國批準了。盡管從漢帝國的角度來看，攻擊南越國的第一次戰役算是失敗了。但南越國方面，同樣不相信抵禦住中央帝國的第一次攻擊，就等於獲得了最終的勝利。這一點，相信親身指揮了秦攻南越戰役趙佗，比誰的都清楚。一旦漢帝國決心集中全部精力向南擴張的話，已經國家化的南越政權，並不一定會比秦軍所面臨的那些土著做的更好。唯一讓漢帝國暫時沒有這樣做的，是匈奴在北方所造成的強大壓力。有鑒於此，當漢帝國又一次拋出橄欖枝後，南越國便順水推舟的去“帝號”，重新成為了漢帝國的外藩。南越國的這種做法，其實是非常務實的。畢竟只要你保持實際的獨立狀態，名義上誰更大總不是問題的關鍵。在漫長的歷史中，既使是自視甚高的華夏中原政權，也不止一次的在名義上臣服過那些草原政權。反過來，為了獲取實際的利益，那些華夏政權無法徹底征服的邊緣政權，也經常主動示好。就這一點來說，農耕文明所有的強大地緣潛力，是問題的關鍵。即使是南越國這樣，完全參照中原政權結構組織起來的國家，也無法在全部資源上自給自足。與地大物博的中央帝國的貿易通道是否暢通，會直接影響到國力。因此在歷史上，我們會不止一次的發現，很多時候邊緣政權對中央帝國發起攻擊，並不一定是單純的掠奪，而是為了恢復貿易(或者壟斷貿易權)。反過來，中央帝國也不止一次的，將封鎖貿易通道，作為製約邊緣政權的手段。看到這裡，你是否會覺得有點眼熟?作為現在的世界主導者，這一策略也正是美國人所慣用的。不管怎麽說，在北方壓力尚未緩解的情況下，漢帝國與南越國之間形成了長達70年的和平期。而在和平交往過程中，漢帝國的影響力也開始自然滲透到了南越國。基於南越國與中央之國的親緣關系，南越國方面對從漢帝國吸引先進文化，也是持歡迎態度的。前提是不要影響到他的政權穩定。然而對於漢帝國來說，南越國的存在終究是一件不那麽讓人舒服的事情。在這數十年的和平期內。漢帝國並沒有放棄，勸說南越國並入帝國體系，成為“內諸侯”的想法。而當漢帝國在對匈奴的戰爭中，取得決定性勝利後，南越國歸入帝國體系的戰略窗口，也開始打開了。漢帝國對匈奴的決定性勝利，發生在漢武帝時期，而完成這個歷史使命的將領，是兩個著名的“外戚”:衛青、霍去病。不過由於這兩人的功績所在，倒沒有人因此去懷疑他們能力了。至於他們和其他帝國將領，是如何完成這些史無前例的開拓工作的，將會是我們後面內容的重點。現在我們需要解讀的，是漢帝國如何去完成秦帝國，在南線的未盡事業。當一個人面臨諸多問題時，解決的思路無非有兩種，“先易後難”或者“先難後易”。相比匈奴的壓力來說，百越之地無論從態度，還是實力上來說，對漢帝國的威脅都要小的多了。更為有利的一點是，這些以“越”文明的王國，潛意識裡都對華夏文明有著很高的接受度，並且都在按照農耕政權的要求來改造自己。事實上，當高一級的文明與相對較低的文明，能夠無障礙的溝通時，事情總是會朝著有利於高一級文明的方向發展的。這也就是所謂的戰略優勢，或者說時間在某一方說法的來源。很顯然，在漢帝國決定暫時不動南越國，而是與之在保證表面宗主權的前提下，進行平等溝通的那些年。雙方在各方面所進行的那些交流、融合，客觀上是有利於，漢帝國最終吞並南越國的。最終在微觀政治層面上，體現出這些融合效果的，是南越國的第四代君主“趙興”，決心接受漢帝國的“建議”，成為帝國體系管理下的“內諸侯”。在這個個從決定背後，有一個影響因素就是這位南越國君的母親，是來自於漢帝國。當然，盡管我們所接受的歷史教育，往往會讓我們感覺到，歷史的走向往往在於某個政治人物的一念之差。但實際上，這些其實都只能算是表面原因了。單從南越國王室，準備內附漢帝國這個決定來說，很顯然與當時漢帝國已經對匈奴，取得了決定性勝利有關。當你已經很清楚戰略走向的時候，比較識時務的作法，就是在此之前表明態度，已取得一個相對較好的結果。從南越國以後有可能的政治地位來說，在異姓諸侯早已被消滅，同姓諸侯也已經名存實亡的漢帝國，取得一個半獨立性質的“內諸侯”地位，其相對價值，並不會比當年南越國所獲得的“外藩”地位低。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決定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的。然而在絕大部分的歷史時期和社群裡，總是會有一個精英階層，來影響相關決定的。也就是說，這些通過各種途徑，獲得“表決權”的精英人物，能否形成統一的意見，才是決定微觀歷史走向的直接原因。這也就是，我剛才為什麽說，歷史並不象我們在很多書中所看到的那樣，僅僅因為某個人的想法而改變的。比如在決定南越國命運這件事上，有發言權的精英階層就出現的分歧。這種分歧，最終使得漢帝國與南越國的關系，沒有實現軟著陸式的對接，而是以“戰爭”這種硬著陸的方式，完成了這沒有懸念的合體。與很多王朝的走向一樣，南越國在生存了將近百年之時，君主的權力也出現的被架空的現象。把持朝政的文官體系，並不願意就此放棄權力。這其實是個有趣的現象，因為在300年後，那位被神化為謀臣典范的諸葛孔明，在勸說孫權接受“聯劉抗曹”的建議時，所提出的觀點是，那些主和的文官們在歸降曹魏之後，依然可以保有他們的位置和權力，而孫權家族就可能再有今日之地位了。其實這也並不讓人奇怪，因為南越國和東吳所面臨的形勢並不相同。在中央集權體系已經成熟的東漢末年，象孫權這種諸侯，是沒有機會在未來曹操所領導的帝國中，謀得一個半獨立的內諸侯地位的。相反，那些本來就已經習慣於，在集權體系下各安天命，沒有機會享受世襲權力的文官，卻有可能因為平台的做大，而獲得更大的發揮空間。至於南越國，情況則正好相反，本來就已經被文官體系架空的南越國王室，在主動歸附漢帝國後，其為帝國所節約的資源，以及所起的榜樣作用，最起碼能夠保證他們虛位君主的地位，可以世襲下去。這一前景，吳氏長沙國的存在可以提供參考。然而，既然漢帝國決定保留南越國王室，並且出於政治宣傳的原因，很有可能會從實它“內諸侯”的地位(最起碼在一開始會這樣)，那麽被犧牲的就只能是原本把持南越國的文官體系了。即使是在劉氏封國當中，帝國中央也會直接派遣官吏，以協助之名，幫助那些諸侯王管理政務，更何況是南越國這樣一個，剛剛歸附的“外藩”了。正是由於這種擔心，在南越國王室做出和平進入漢帝國體系的決定之後，一場由把持權力的文官，所鼓動的叛亂終於發生了，主張歸隊漢帝國的王室成員成為了犧牲品。其實從歷史趨勢來看，南越國在這樣一個戰略窗口(北克匈奴)歸入漢帝國是必然的。是否采取戰爭形式，對大勢並沒有太大影響。當然，以戰爭這種形式來進行的整合，對於雙方來說都是一種消耗。不過好處在於，在戰爭之後，本來準備給予南越國的過渡期就可以取消了。也就是說，這時的漢帝國可以直接將南越國的領地，歸入中央集權的郡縣體系了。有了秦帝國之前征服南越所打下的基礎，漢帝國再一次攻伐南越之地時，可以少走很多彎路。最突出的影響就是，漢軍再也不用，為在哪裡打通一條水路補給線而煩惱了。靈渠的存在，無疑讓漢帝國的南征有了底氣。不過秦帝國為漢帝國所打下的基礎，並不僅僅在於靈渠這條連通長江、珠江流域的戰略通道。事實上在秦人征服南越之後，跨越“南嶺”的多條陸地通道，也被打通了。根據五嶺南北的地緣格局，最為重要的有兩條。一條是由長沙國、桂陽郡起，(此時長沙國南部的山地，已經被建制為“桂陽郡”了)溯湘江上遊的“耒水”而上，然後經由陸地通道跨越五嶺中的“騎田嶺”，再沿珠江水系北部支流“連水”而下，攻入珠江下遊;另一條則是由豫章郡出發(今江西境)溯贛江而上，直至大庾嶺北，在越嶺而過後沿“湞水”入珠江。與靈渠相比，這些盡量在長江、珠江水系支流上源之間，尋找接近點來修築的跨嶺通道，有優勢也有劣勢。其劣勢在於，這種“水陸水”的溝通方式，在運輸的能效上會比完全水路的“靈渠”通道低;不過優勢也是明顯的，就是與南越國地緣核心——珠江三角洲的直接距離要近(靈渠的話，要經由廣西盆地，才能進入廣東境內)，有可能更快速的解決戰鬥。究竟是選擇靈渠這種，先攻取南越國邊緣板塊(廣西盆地)，然後再步步為營，攻擊至珠江三角洲的方案更優;還是集中兵力，快速通過騎田嶺、大庾嶺通道，攻擊南越國都更好，是一個問題。如果按照秦帝國的經驗來看，整個南越之地部落分割，並不存在一個可以號令全境的地緣中心。也就是說，你必須在所有地區都取得優勢，才有可能徹底解決南越的問題。這樣的話，能夠支撐長期補給線，並由上遊至下遊逐次攻擊的“靈渠”線，會是最好的選擇。然而南越國近百年來的國家化進程，也給漢帝國提供了另一種可能，就是如果漢帝國能夠快速攻克王國的大腦——番禺的話，那麽那些南越國苦心經營的，模仿中原政權的行政體系，就很有可能識時務的馬上轉投漢帝國陣營，避免做無望的抵抗。這其實有點象是一個悖論，一個文明程度更高、組織完備的國家，在抵抗外來入侵時，其抵抗力很可能不及那種，各自為政的部落聯盟。理解這點並不難，對比下我們這些自視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失去大腦後，與蚯蚓這種低級生物，被切成數段之後的生存力;再想想北美印第安人和南美印加帝國的抵抗過程，相信大家就能明白“文明”並不總是萬能的了。對於漢帝國來說，他們很難判斷即將遇到的抵抗，即將到來的戰爭，是一場必須各各擊破的“持久戰”;還是一場可以采取“斬首行動”，速戰帶決的戰役。不過這對於漢帝國來說，似乎並不是一個問題。在擊敗匈奴之後，漢帝國的經濟、軍事實力都達到了的頂峰。也就是說，帝國有足夠的實力盡數利用這些可能的通道，多路出擊。至於說最終誰成為了解決南越問題的最大功臣，就要看各路將領的表現了。既然有三條攻擊南越的現成通道可供選擇，那麽漢帝國攻取南越的戰爭，是否就是采用了這三條通道呢?答案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說是，是因為這三條通道的確都使用了;而說不是，是因為在帝國的謀劃的攻擊中，還有兩條路線準備使用——夜郎線和閩越線。而這兩條路線的使用，就有些假途伐虢的意思了。在秦征南越階段，我們已經對南越的地緣結構，作過詳細分析了。如果用地表形態來概括的話，我們可以將這片嶺南之地，統稱為“兩廣丘陵”。而如果從水系的角度看，又可標注為“珠江中下遊地區”。當然，這裡所說的“珠江”，並不僅僅是廣州城裡那一小段，而是指按照用下遊河段之名，作為整條乾流以及水系之名的慣例定義的，廣義的“珠江”。既然兩廣丘陵地帶，只是為珠江中下游水系所覆蓋，那麽依照人類遷徙和交流的特點，其上遊地區，應該也有機會成為南越文化覆蓋之地，並為漢帝國所關注了。單從水系的角度看，這種情況還是很可能發生的。不過結合到地理結構，南越文化對珠江上遊地區的征服就很困難了。因為相比丘陵之地的兩廣丘陵，珠江上遊地區的平均海拔要高出許多，在地理結構上已經屬於中國地理中的“第二階梯”了。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雲貴高原”。活躍在這片高原上的土著部落，被中央之國統稱為“西南夷”對比一下，從華北平原滲透黃土高原有多麽困難，我們就不應該對南越國控制西南夷，抱有太多的期待。不過，以兩廣丘陵率先與華夏文明對接，並擁有更大農業潛力這點來說，南越國對雲貴高原還是有一定影響力的。最起碼，活躍在這片高原上的部族，並沒有實力對南越國造成威脅。同樣能夠讓南越國保有地緣優勢的，還有浙閩丘陵(主要是南部)以及紅河下遊兩個板塊。假如不考慮北邊華夏文明的威脅，南越國其實是完全有機會以“南嶺”為界，珠江三角為核心，打造出一個“南越帝國”的。可惜的是，它的鄰居太過強大了。如果我們把視線停留在“珠江水系”上的話，就很容易發現雲貴高原和兩廣丘陵之間的地緣聯系，是靠什麽來連接的了。簡單點說，雲貴高原擁有珠江上遊的兩條河流，即雲南高原之上的“南盤江”，以及貴州高原之上的“北盤江”。而在這兩江上遊附近，也生成了屬於雲、貴高原自己的政治體，其實最為主要的，就是滇國和夜郎國。不過，以當時雲貴高原的文明程度而言，滇國和夜郎並不能算是統領整個高原的王國，而更象是一個部落聯盟中的最大者，或者說是盟主的地位。象夜郎國的東面，北盤江和沅江流域之間，就還存在“且蘭”等國。單從地理位置上來看，更靠近廣西盆地的北盤江流域(牂柯江)，也就是夜郎國的核心區，會更有機會與南越國互相了解。人類對河流水系的認識，總是需要一個過程的。就好像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發源於青藏高原東部邊緣，穿成都平原而過的“岷江”，都被認為是長江的源頭(所以“江水”的概念，到岷江為止，並不包括金沙江)。同樣的情況，很有可能也發生在珠江流域。也就是說，從技術角度看，當時的人們並不一定知道，從昆明東部流出的“南盤江”才是珠江的正源，但北盤江可以通南越，卻一定是知道的。因為漢帝國在征服南越時，已經準備以夜郎為跳板，順流而下，征服整個珠江中下遊地區了。盡管漢帝國現在所管轄的范圍內，並沒有直通夜郎的水道。但秦帝國對武陵山區的征服，已經足以讓漢帝國很接近這個封閉的西南“大”國了。借助烏江或者沅江水道，漢帝國的使者和軍隊，真正在山路中行走的時間，並非難以承受。當然，如果想借助夜郎的幫助，打通一條新的攻擊南越通道(我們可以稱之為“夜郎道”)，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夜郎為什麽要幫助漢帝國。假如漢帝國在公元135年，初次派遣使者出使夜郎時，就提出合作攻擊南越的要求，是很有可能被拒絕的。因為此時的夜郎國並不知道漢帝國的強大，與此同時，南越國的強大，卻是可以讓夜郎國充分感受到的。所以，與其說那夜郎國君向漢使發問的那句“漢孰與我大”，是不知深淺的“夜郎自大”，倒不如說夜郎國只是想客觀的得出一個數據，來決定自己的外交走向。對於小國來說，“事大”絕非不可接受，甚至可以成為一件有利可圖的事，前提是，我必須知道你是否是最大的。我們並不知道，漢帝國是通過哪些手段，讓夜郎國明白了，他將要面對的是如果強大的一個帝國。不過從漢使打通與夜郎的外交通道，到帝國開始攻擊南越，中間有25年時間，已經有足夠的時間做到這一點了。事實上，在向小國“示威”這件事上，中央之國向來有足夠經驗，能夠讓你很舒服的意識到，只要願意納入帝國的朝貢體系，你將得到多麽大的實惠。從戰術角度看，能夠征用熟悉水路的夜郎人協助攻擊南越，固然是可以增加勝算，不過卻不是必不可少的一環。畢竟與靈渠這種完全水路的通道，以及騎田嶺、大庾嶺這種，直線距離更近的“水陸水”通道相比，夜郎道無論在運力和距離上都不佔優。最終的情況也是這樣，從夜郎出發的漢軍，還沒有穿越廣西盆地，番禺的戰事就已經結束了。因此漢帝國之所以希望，借助攻擊南越這件事，讓夜郎等貴州土著政權參與進來，很大程度是有一石二鳥的戰略意圖。從後來的結果來看，漢帝國也的確這樣做了，征服南越之時，也正是在貴州高原納入漢帝國版圖之日。有所區別的只是，那些願意服從帝國調遣參與征越之役的夜郎諸部，最終得以在郡縣體系下，暫時保有自己的一片領地，繼續按自己的方式生存;而那些沒有順應天時的部落，則被回軍之後的漢軍所滅，其領土被直接劃入郡縣體系(如貴陽一帶的，貴州高原第二大國“且蘭國”)。加上從夜郎出擊的漢軍，漢帝國最終攻擊南越國的軍隊，被分成了五路。從戰略部局來看，這五路大軍也分別承擔著不同的戰略任務。從湘江流域(桂陽郡)、贛江流域(豫章郡)出擊的兩路漢軍，無疑是承擔著直接攻擊南越國都的任務。最終這在這兩路的競爭當中，翻越大庾嶺的漢軍，成為了最先攻至珠江三角洲的漢軍。這很大程度，是因為這條路線的直線距離最近。另外，漢帝國與南越國和平交往的這些年，漢軍對邊關、道路的熟悉，也非秦帝國可比。然而最終攻下番禺城的，取得首功的還是隨後到來的，自桂陽而來的那一路漢軍——伏波將軍“路博德”。這也造成了一個有趣現象，當後世統治者再試圖對“越”地用兵時，他們總是喜歡把“伏波將軍”這一稱號，授予被寄予厚望的將領，以期博得一個好彩頭。而這些伏波將軍中，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就是那位，被認為是執行了外戰任務的伏波將軍“馬援”(征交趾而勝。其他幾位主攻的都是江東的“越”地了)。盡管跨越南嶺的這兩路漢軍，因斬首成功而對南越國造成了致命打擊，但這並不代表，自靈渠而下的漢軍，就沒有任何功勞了。這條沿秦軍主攻線路而下的漢軍，實際上分成了兩路。一路在攻取了桂江(漓江下遊)與珠江乾流交叉處的重鎮——蒼梧(現在的廣西梧州)後，沿珠江(廣義)潯江段向西，然後再由鬱江南下，征服廣西盆地南部，直至紅河流域;另一路則在過蒼梧之後，順西江而下，與另兩路漢軍合擊珠江三角洲。這兩路漢軍的攻擊路線，其實也就是當年秦軍所使用過的路線了。執行此項攻擊任務的，是南越國的兩員叛將。如果他們二人本身，就是當年南征秦軍之後的話，這倒也是個比較有趣的巧合了。 這樣看來，這四路漢軍都有各自的攻擊路徑，象一把梳子一樣的，把南越國各重要板塊給梳理了一下，各軍會師之日，也就是南越問題全面解決之時了。唯一顯得有些無功的，可能就是從夜郎順江而下的那路漢軍了。他們沿路所攻取的，是在南越國也屬邊緣的廣西盆地西部。如果這路漢軍能夠趕在沿靈渠——漓江而下的漢軍之前，奪取蒼梧這個地緣樞紐，倒是大功一件。可惜的是，這路由南越叛將所率領的水軍，前進速度明顯要更快一些。當然，這一路漢軍也不必為此過於懊惱，剛才我們也說了，他們所執行的是“一石二鳥”的計劃，將夜郎所屬的貴州高原，納入帝國版圖，才是此行的真正目的。而最終，他們也做到了。以一次戰爭之力開地千裡，並收服了兩個南方大國，算得上是大功一件了。比起發數十萬大軍，兩征南越的秦始皇，漢武帝應該感到滿意了。然而如果讓這位以武力著稱的皇帝，對戰爭結果進行評估的話，我估計他只會給自己打八十分。因為在戰前的計劃中，夜郎國並不是唯一準備執行“假途伐虢”之策的國家。帝國東南，南越東北的“閩越國”，同樣是漢帝國希望一攬子解決的“外藩”。只是這個與中央之國有著密切地緣關系的越人王國，顯然要比封閉“自大”的夜郎國，更了解那些中原人的想法，並沒有接受帝國的征召，成為第六路大軍。這也意味著，帝國在解決南越之後，必須醞釀一場新的戰爭，來解決這個飛地般存在的邊緣國家了。

地緣看世界(diyuankanshij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