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

1976年“文革”結束，大陸民眾從極端的政治高壓中解脫出來。沿海一帶，老百姓們通過境外的親朋好友接觸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階級鬥爭的枷鎖開始松懈，一種前所未有的躁動在民間浮現出來，“逃港”高潮卻再次突如其來。

較之以前，“文革”剛剛結束的“逃港”風波，人員更廣泛、勢頭更迅猛，甚至引發了局部的社會恐慌。“文革”中，“逃港”人員主要由三部分構成，即困難群眾、知識青年和“階級異己分子”。“文革”後，不少普通市民、基層幹部，甚至一些十多歲的中學生都加入了這支隊伍。

在廣州，各個收容所中便經常能看到成群結隊的因偷渡而被遣返的少年。在珠三角很多地方，“偷渡”更是公開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僅不避嫌，反而會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會大擺筵席，大放鞭炮，以示慶祝。

廣州番禺縣的沙灣大隊，還出現了以生產隊長為首，黨支部書記和治保主任全部參與的偷渡事件，他們乘船外逃之時，竟還有數十名村民到海邊餞行。惠陽縣的澳頭公社新村漁業大隊，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幾個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隊黨支部的6名支部黨員，除一名婦女委員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1977年11月，復出後的鄧小平將視察的第一站定在廣東，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與他同行。當廣東省主要領導向鄧小平匯報情況時，“逃港”作為一個重大的惡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來。正當廣東的同志忐忑不安地等著指示之時，鄧小平卻出奇的沉默。他連吸了幾根煙，緩緩地轉過身來，平靜地對大家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管得了的。”

對越演越烈的“逃港”，當時的邊防幾乎已無能為力，如果再加強力量，從全省甚至全國調集軍警過來，勢必造成不良影響。除了給國際社會留下不好的印象以外，更重要的是，大規模的武裝攔阻搞得不好有可能引起民憤，形成突發的群體性事件。

鄧小平強調要恢復過去行之有效的政策，發展經濟，“生產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決逃港問題。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當時，寶安一個農民勞動日的收入為0.70到1.20元，而香港農民勞動一日收入60-70港幣，兩者差距懸殊近100倍。在一些地區，普遍流傳著“辛辛苦苦乾一年，不如人家8分錢”(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內地勞動一個月，不如香港乾一天”的說法。這也誘使許多人“前赴後繼”般逃亡香港。僅1978年，便發生“逃港”事件9.7萬多人次，逃出1.8萬多人。耐人尋味的是，香港新界原本並沒有一個什麽羅芳村，居住在這裡的人竟然全都是從深圳的羅芳村過去的。中國最高決策者從“逃港”這一歷史怪圈中再次認識到，光是靠“堵”是堵不住的，必須把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出乎意料的是，一場新的“逃港”潮再次席卷而來。

“解放軍上去，把口堵住”

1979年春節前後，廣東高要、四會等縣，因謠傳“邊境開放”，有幾千群眾拖男帶女，湧向廣州火車站，要去香港。順德、南海等縣，也謠傳“邊境開放三天，花30元港幣可買票去香港”，造成連續幾天都有幾百群眾在廣州火車站吵鬧糾纏。在廣東一些偷渡外逃嚴重的地方，

各種謠言更是滿天飛，什麽“邊防口子開放”，“廣東要放100萬人去港”，“中越邊境打仗，部隊調走了，再不跑，以後就沒有機會了”等等。那時，來自各地的偷渡客都是背著一鍋飯來的，當時深圳所有食品雜貨店的餅乾麵包都被買光了，連鹹魚都斷貨。據統計，1月至5月份，廣東省共發生偷渡外逃11.9萬多人，逃出2.9萬多人，人數超過歷史上最高的1962年。這一年的春夏之間，盡管設立了70多個哨站，日夜加強巡邏，外逃偷渡的人依然如永不退潮的潮水，不斷湧向邊防卡哨。

5月6日，來自惠陽、東莞、寶安80多個鄉鎮的7萬群眾，如數十條洶湧的洪流，黑壓壓地撲向深圳，兩個海防前哨不到半個小時就被人山人海吞噬。當時正值水稻插秧，在地裡的農民一聽說“邊境開放”的謠言，腳都沒洗，走出稻田，回家拖兒帶女就往香港方向跑。為了堵截偷渡者衝關，港英當局差不多動用了香港警力的整個家底，還出動了7架直升飛機，2艘軍艦，軍警4000人，24小時不間斷地進行海陸空立體巡邏。

此次外逃的不僅是普通百姓。深圳自1978年以來，有119名幹部和193名幹部子女，經申請批準，以“合法”身份去了香港，全市幹部逃港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機關有40名副科級以上幹部發生子女外逃問題，共逃出56人。造成了“有權的批出去，有錢的買出去，沒權沒錢的逃出去”的局面。迅猛的外逃風潮還催生了一個新的行業:“拉屍行”。鼎盛時，深圳活躍著200多個“拉屍佬”。蛇口海上派出所規定，“拉屍佬”每埋好一具被淹死的偷渡客屍體，可以憑證明到蛇口公社領取勞務費15元，如屍體已經腐爛，甚為難聞，掩埋困難，就加至20元。這個數目相當於一個村民10天的收入。

說起“5·6”事件，一位深圳老人，不勝唏噓: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鄰香港的20公裡海面上，漂浮著數百具屍體，腥臊的海風抹去了這塊土地上的任何一絲生氣。東起沙頭角，中至下步廟，南到紅樹林、蛇口，連一個人影也難以找到。

“誰也無法統計，有多少人將生命作了這海灣的祭獻。”當天，老人從派出所領到了750元葬屍費——在他埋葬的50具屍體中，有4具是他的親人。

大批群眾偷渡外逃，給收容遣送工作也帶來很大的困難。1979年上半年，深圳、東莞等地收容人員跳車跑掉了1萬多人，摔死摔傷200多人(其中死亡40人)。 押送人員從安全考慮，曾采用手銬和繩索捆綁的辦法，造成不好的影響。香港方面1月至6月初，遣送3.3萬多偷渡者，為過去4年多來遣送人數的3倍。

大批群眾偷渡外逃，再次驚動了中央。1979年6月10日至13日，國務院、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集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廣東省軍區和國務院、中央軍委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開會，在聽取廣東匯報之後，研究了製止偷渡外逃的緊急措施。當年7月5日，華國鋒計劃訪問英國，當時港英政府對中國外逃反應強烈，香港輿論界大量報道廣東的外逃偷渡之風，稱中國“政局不穩”，共產黨對局勢“失去了控制”，對中國的國際形象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在《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堅決製止廣東省大量群眾偷渡外逃的指示》中，提出了這樣的要求:在當前，要把迅速刹住外逃風，當作一項緊急任務，由黨委第一把手掛帥，組織專門力量，采取有效措施……七月五日前(即華國鋒訪問英國前)，基本刹住外逃風。

高層反偷渡外逃決心很大，李先念在會上指出:“中央是明確的，外逃就是要反。”並指示在當前，要“解放軍上去，把口堵住！”“對引渡犯，要製裁他幾個。”

中央領導人也意識到，解決偷渡外逃的根本，還在於發展生產力。李先念說:有些地方生產倒退下來，是個嚴重問題。人均每月二元零八分，有的不到一元五角(指惠東縣港口、大洲兩個漁業公社)，太不像話了。省委要把生產問題，好好討論一下嘛！怎麽搞成這個樣子，聽起來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