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應節嚴的教訓,趙昺雖滿口答應,卻並不完全讚同,自己做的是以科技改變世界的大事,怎麽能是小道,他不否認權謀的作用,但被這麽說心中還是不舒服。~,可他也知道與兩位先生爭論,恐怕也是自取其辱,因此便跳過這個話題,接著討論帥府軍的整編問題。
對於新附軍趙昺的意見是維持現狀,夠一個指揮編為一個指揮,夠一隊依然編為一隊,即便編入大軍也保持原本編制,除非有特殊的技能或是需要。比如疍兵,他們熟悉南海海情,擅於操舟弄潮,隻好分配到各船上當舟師或是舵手;罪軍和降軍是被監管的對象,放在一起容易生事,不得已才將他們打散編入各軍。
而鄧光薦卻認為正好借此機會將全軍進行一次大的整編,重新編組列伍,以求將不識兵,兵不識將,免的有不臣之心者生亂,也可使些將領侍眾相脅,以保證全軍以殿下為尊,軍政指令通達。應節嚴雖然沒有表明自己的態度,但其言語中也傾向於其所言。
趙昺聽了是一陣沉默。他知道鄧光薦的觀點正是源於自己那位‘老祖宗’以文治武,強乾弱枝的治國理論。這也是前世人們對此最為詬病的一項國策,以為正是宋代歷朝執政者將此視為圭臬,才導致宋朝國富兵弱,導致在歷次對外戰爭中失敗,最終亡於外族入侵。他並不否認此項政策對於宋朝的穩定有極大的作用,便是現代社會文官主政也是世界各國的主流,正是戰爭服從政治的最好詮釋。
但趙昺以為這也的分時候,世界和平,國泰民安時如此執行無可厚非,也不會出什麽大亂子;可若是戰亂時期,依然如此就不止是戰敗的問題了,弄不好就得滅國亡種。而現在就是最好的例子。如今大敵當前,軍隊要的是戰鬥力,若是還講以文治武、分而治之的那一套只會削弱軍隊的戰鬥力。結果依然是瓊州失守,自己接著想辦法逃命,一切都是白費。
現代任何一個軍事愛好者、哪怕只是關心軍事的人都知道一個國家軍隊戰鬥力的培養,是有著各項先決條件的,國民教育的普及程度、兵役制度的健全、後勤補給制度的完善、武器的生產、補充等等。
八百年前的宋朝軍隊雖然建立了最早的職業兵制度,國民教育也是歷代中最為普及的,武器生產形成完善的體系,應該是最為接近現代軍隊的模式。但是軍隊的官兵平日忙於領糧、搬物、打柴。甚至走私做生意,每年不趕上校閱難得訓練。即便是趙昺組建帥府軍後極力強調加強訓練,各級軍官也遵令的情況下,一營士兵也往往有三成經常在打雜,根本無法進行系統的訓練。
可這些缺乏訓練的義勇和地方軍,在勤王的歷次戰鬥中手持簡陋的武器卻打的十分出色,雖傷亡慘重卻死戰不退,有著比之禁軍還強的戰鬥力。由此可見一支軍隊的戰鬥力並不一定完全取決於那些先決條件,軍官的能力和士氣等因素同樣很重要。當然也不是由此而否認現代制度的作用,沒有這些是無法保證戰鬥力的長久的,甚至維系一支軍隊的存在。
現在大宋基本已經走到亡國的邊緣,帥府軍財政緊張。一直處於勉強吃飽談不上吃好的程度,且朝廷過去能給予的保障全部滅失,各種法度和政策均無法發揮功能的情況下,能維持到現在不散。還能聽從自己的號令,追隨他到這人人視為畏途的瓊州。趙昺以為能如此除了民族大義,就只有他和官兵情感。關系的作用已經取代了制度。
而趙昺想的是如何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對於親信也是大力提拔,最早追隨他的人基本都身居高位。趙孟錦、蔡完義、劉洙等人自不必說,人家好歹有些本事,而眾人眼中傻子一般的倪亮身居侍衛統領,膽小怕死的周翔都成為一局之長,莊世林一介商賈卻掌握了府中財政大權。而初創時的基層軍官在歷次整編中,幾乎都是一次升一回官兒,他們大多數人此前只是普通村夫或是軍中一文不名的小兵,能夠升遷只因為接受了王爺不到兩個月的整訓。
在這種人情為上的文化氛圍下,各自然希望任用和他自己有關系的人,才好做事;在獎懲時,也自然會偏袒自己人。至於那些沒有關系的部屬和同僚,則要設法培養情感和信任,有了情感和信任,才好做事,才能團結。趙昺也努力在團體中營造家庭的氣氛,廣施恩惠、受過讓功,極力拉攏各方首領。 在這種情況下,只能以“關系”取代制度。除了要以手令取代製式命令,對於中下級人員的任命,也需經他親自召見圈定。
如果按照兩位師傅的意見進行整編,就將使軍中成員之間的人際關系網絡遭到破壞,則其部戰力將立即受到影響;如果人際關系網絡中的中心人物發生變動,對於戰力的影響將更大。而不顧一切的強行為之,必然會引起各地方軍系的抵製,造成嚴重的動蕩不安,甚至帥府軍都會隨之瓦解。
而趙昺不是意識不到自己種下的‘禍根’會給以後造成麻煩和後患。隻那些驟然得到高位的軍官,對大軍作戰的指揮經驗、磨練較少,甚至沒有,他們必不能於短期內具備高級指揮官的經驗,對攻防戰之外的作戰手段更是沒有涉獵。而從士兵中快速升遷的下級軍官不僅基層歷練不足,加上少年得志,自然容易產生驕縱自滿,不求進步的毛病。
但形勢如此,因而趙昺對於軍事改革,並非不作,而是無力去作,也暫時不能做。趙昺現在除了以民族大義團結各方外,對各方所表現出來的開誠布公和以身作則,都使大家至少在表面上聽命於帥府,維持形式上的團結,能做到一致對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