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人們一直認為中國的皇帝是至高無上的，在整個國家中擁有絕對的權力。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因此皇帝可以為所欲為無所顧忌。就連西方的孟德斯鳩在其《論法的精神》一書中稱中國也屬於政權，只不過跟波斯略有不同而已。可在趙昺看來這絕對是一種謬誤，是胡說八道，起碼自己現在就做不到言出成憲，而他的列祖列宗也對此甚為苦惱。

　這幾天雖然戰事緊急，卻是趙昺難得清閑的日子。而在這個時代及沒有電影、電視，也不能泡吧，想出去逛街更是不能，於是讀書成了唯一的選擇，好在蒲家有一座藏書上萬卷的書樓。他入府後便命人封了，令人將藏書全部搬到自己的座船上去，當然也從中抽取了幾本以備無聊時解悶。

　既然是用來解悶的，當然就不是那些典籍，那是用來催眠的。不過最適合解悶的自然是珍聞獵奇類的書籍，趙昺發現這個時代最八卦的就是士人了，他們還會把各種傳聞記錄在自己的筆記中，他選的也就是幾本八卦筆記。而趙昺發現這些士人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癖好，就是喜歡看本朝皇帝吃癟，他們不僅詳細記錄下來，還加上批注，似乎只有這樣才能滿足他們‘變態’的心理，體現出士人的優越感。

　骨子中還是個小民的趙昺初時看到那些皇家秘聞讀的也是津津有味，可看著看著就覺的頭皮發炸，脖頸子上冒涼風，意識到這些記錄的可都是自己老祖宗的‘光榮事跡’，自己業已不是早前的升鬥小民，而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了，那些被士人引以為傲的事情也需哪天就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同時他也意識到列祖列宗們當皇帝的感覺肯定也跟自己一樣——不能快意行事！

　自先秦以降，權力逐漸集中到君主帝王手中，使得他們成為超越法律限制的人，一言九鼎，口含天憲，完全擁有整個王朝的*對付幾個文人的喋喋不休還不是小菜一碟。要知道，在此之前和之後的中國士人，包括文人、讀書人、知識分子，是被統治者視為呼之即來、揮之則去的禦用“跟班”，是被權力擁有者視為用得著時用用，用不著時丟掉的“抹布”。而宋朝的皇帝們卻沒有一個能做到，反而受到各方的擎肘，很難如意。

　趙匡胤時期，他自己覺得天天看到的只有玉石器皿，突然有一天想要使用一個竹子的，來一個生態感覺。自己提出了一個申請，二個月中書省還沒有批下來。派人追問4次，回復竟然是否。理由非常簡單，不合乎規矩、、、、、趙匡胤也只是搖頭歎息，八格牙路，誰規定的呢?！

　英宗皇帝是個極度無厘頭而自私的人。正常人的思維都沒有。在位幾年就因為心胸狹窄自己氣死了。但是，他創造了一個大宋朝的吉尼斯世界紀錄:三年中，有六百零九項決定、任命、需要、想法、意見被中書省否定，拍死！

　他要破格提拔他當太子時的親信做河北運轉使，被首相韓琦一班人馬拍死！

　他要破格提拔他當太子時的恩人做禦史台大人，被首相韓琦一班人馬拍死……

　啪、啪、啪，聽著都心碎，趙昺估計英宗皇帝就這麽被拍死了！

　宋仁宗想把張貴妃的伯父升職，一升就是四級。照說，在家天下的封建王朝，皇帝想升誰貶誰，還不是一句話的事情?但這事兒還真有點難辦。一、連升四級在宋朝是前無古人的創舉，不符古製;二、張貴妃的伯父本事有限，難以服眾。為了表示民主精神，仁宗就把這事兒拿到朝廷上去辯論，打算獲得大臣們的支持。

　沒有想到的是，以包拯為首的諫官們紛紛反對這項提案，仁宗有些不高興了。我想提拔自己的國丈，請你們商量，是給你們面子，並不是真是需要你們批準。你們怎能這樣不識好歹呢?仁宗辯解了兩句，可卻招來諫官們更猛烈地回擊。包拯講到激烈處，居然用手在仁宗面前指來指去，嘴上的唾液星子直往他臉上濺。

　仁宗那個氣啊，可沒辦法，他只能忍著。自認倒霉。下班後，回到宿舍，張貴妃喜滋滋地過來問伯父升職的事情。仁宗終於逮到了發泄的機會，惱怒地說，“你丫就曉得宣徽使，宣徽使;你不知道有個包拯禦史嗎?”比包拯更牛逼的還得數寇準。有一天，寇準跟宋太宗討論事情。兩人說著說著就話不投機了。太宗很生氣地站起來要走，卻被寇準一把拉住袖子，不準走。太宗無可奈何，隻好留下來，等事情處理好之後，才悻悻而去。

　士人牛b，老百姓也牛b。南宋時官員莊綽到江西任職，路過贛州時，派吏卒購買日常用品，但當地人說他們所帶的錢為宋徽宗時鑄造，“是上皇無道錢，此中不使。”什麽意思呢?他們認為宋徽宗是無道之君，所以，拒絕接受他的貨幣。這真是‘今有憤青抵製日貨，古有民眾抵製昏君’。當然古今行事高下有雲泥之別，境界還是有高有低的。宋朝皇帝還曾做過更奇葩的事情，為了達成自己的心願，居然不惜去給臣屬行賄。

　宋真宗一心想做秦皇漢武那樣的偉大事業來青史留名，可其實在是能力一般，正常情況下是沒希望了。不過每個時代都有貼心人，資政殿學士王欽若窺測出他的心事，首提封禪，以迎合上意。古代的帝王只有文治武功無與倫比才有資格到泰山祭天稱做“封”，在山下祀地稱做“禪”，可是宋真宗又沒有作出文治武功的大事來，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

　而要封禪，還需有一個關鍵的技術性問題，一定要先得天瑞，既上天給予的“吉兆”，才可行封禪大禮，這個道理，趙恆也很明白。王欽若早有主意，於是又說，可以假造天瑞，只要皇上自己相信並崇敬它，而後詔告天下，便與真天瑞沒什麽不同，並說歷代的君王老爺都是這麽乾的。可大凡要搞鬼的人心中總是心虛，宋真宗也是這樣，他怕宰相王旦阻撓，怎麽辦呢?

　王旦進士出身，人稱“聖相”的李亢死後，先是寇準做了一段宰相，接著王旦繼任宰相。他的做官能清廉自守，不用私人，威望也比較高。宋真宗唯恐這位官聲甚好的宰相說長道短，甚至戳穿他的假把戲，於是宋真宗便請王旦入宮赴宴，散席之後，送他一個壇子，說:“此酒極佳，你拿回去和老婆孩子共享吧。”王旦回家打開壇子一看，竟是一壇價值連城的珍珠。行賄的手段很巧妙:假說賜酒，酒器內不是酒而是珍珠，這是不是有點像現在人送煙而裡面卷的是錢一樣！

　這位在朝中混了幾十年的老臣，明白皇帝可能有求於他，於是後來趙恆與王欽若假造天書，並作出封禪的決定時，他便成了沒嘴葫蘆。不但不複議，而且還參與了這些事，當有人在朝堂上正式提出封禪的事時，宋真宗假惺惺說自己還不配去封禪時，王旦竟帶頭五次上書要求封禪，他本人則被封為封禪的“大禮使”，參與封禪活動。宋真宗的一串珍珠，使這位忠直清正的宰相成了自己造價天書、舉行封禪的合夥人……

　想想這些先輩們被整的如此狼狽，趙昺深感慶幸自己還沒墮落到他們的地步，但是也離著不遠了。他為了維持自己的聯盟送出去的卻不是一壇珍珠可比的，不過是以‘賜’的名義給予的，好歹沒像真宗皇帝一樣把面子掉在地上，讓那些士人當做笑料記錄在案。

　不過文天祥那天在朝議上鬧的一處讓趙昺感到了危機的迫近，這家夥完全不顧自己當年救他的恩情，當著那麽多人跟自己拿祖宗家法對著乾。自己當然不能說其錯了，因為人家也在履行職責，照章辦事，根本挑不出錯來，且你拿皇帝的頭銜壓人家也不怕，其後邊還有一大票士大夫拿著祖宗家法給其呐喊助威，為他撐腰呢！

　趙昺如果不是穿越到這個時代，也無法體會到祖宗家法的厲害，但現代人可能仍難以理解祖宗家法為何成為每一個皇帝難以逾越的障礙。這麽說吧，古代的中國雖然沒有所謂的憲政理論，或者沒有以法律為基礎的《憲法》，然而無形憲法還是存在的，就是以“禮”為主的一整套行為規范，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平民百姓都必須遵守這些法度，亦即在“禮製”或者“先王之法”面前人人平等，而皇帝的行止除了應天變外也必須受到約束。

　而一說到宋朝的祖宗家法人們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趙匡胤立下的誓言碑，‘不殺士人，不殺諫言者’，事實上宋代的“祖宗法”卻不像最重祖宗家法的明朝一樣出自開國的朱元璋一人之手，而是由一系列先帝故事、習慣法、慣例、故典組成，更為悲催的是這些故典與慣例的整理，通常都是由士大夫群體來完成。

　正是由於士大夫們參與了祖宗家法的整理，也使他們有機可乘，在篩選、闡釋“祖宗法”的過程中，毫無疑問融入了儒家的治理理想。因而，宋朝的祖宗法甚至不能說是哪一位趙宋皇帝本人的意思，而是士大夫集體塑造出來、經過漫長時間形成的非成文憲章。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宋朝的“祖宗法”作為一個政治概念，正式提出來是在宋仁宗朝以後。而對宋朝歷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仁宗皇帝是位仁厚之君，不過卻是一位資質平庸的主兒。宋夏戰爭，延州、好水川、定川三戰宋軍先勝後敗，不得不繳納歲幣換取和平;對遼國也是極為失敗，打破了早已簽訂的澶淵之盟，重新鑒訂重熙增幣以換取和平;而冗兵一百二十余萬，給財政造成了極大的財政負擔;另外土地兼並也達到了頂峰，激化了社會矛盾，為北宋的滅亡埋下了雷。

　但宋人對其的評價卻不吝讚美之詞，稱其‘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最深，宜專法仁宗。蓋漢唐而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並在其死後被士大夫們塑造成可垂范後世的仁聖君主，要知道宋仁宗之前，沒有一個帝王能以仁為諡號或冠以仁。

　宋朝士大夫將一位政績平平已經去世的君主樹立為聖君又為什麽呢?他們能瞞得過世人， 卻瞞不過後世來的趙昺。他知道仁宗最被士人推崇的優點有兩條，善納諫和怕大臣，說白了就是大家說的話都聽，且懼怕手底下的人。明眼人都能看出來這哪裡是皇帝，分明是受氣包。那他們的目的也就不言自明，如此抬高仁宗當然不是為了歌頌皇帝，而是想給在位的君主立一個標準，以此來規范皇帝的行為，抬高士人階層的地位。

　若不是趙昺是來自後世，又保留著成年人的思維，想想一個從孩童時期便受到這樣的洗腦教育，且以此作為一個帝王正確的行為標準，那後果會是什麽樣，想必會誕生一個什麽樣的皇帝大家都心知肚明。而你若是不肯依從，那便是違背了祖宗之法，受到整個士大夫集團的聲討，重新將你‘糾正’到正確的軌道之上。

　趙昺現在就面臨著這樣的危機，如果要達到目的，利用自己掌控的軍隊像秦始皇那樣對士人集團進行鎮壓和清洗，看似簡單和痛快，可也摧毀了宋朝的整個統治階層，並將他們推向敵人的一方。那自己又靠誰去管理和統治一個國家，靠誰給自己出謀劃策呢?但是若想在不觸及士大夫階層的情況下，打破套在他們嫁與皇帝上的枷鎖，推行自己的政策，也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