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揚州城外行營的禦帳中，趙昺案前放著一杯熱茶，擺著一碟炸的香脆的魚乾，身旁放著尺把高的文牘，手裡拿著沾滿朱砂的毛筆，可遲遲沒有下筆，眼睛似在看著公文，目光卻遊離在外。在旁伺候的王德知道小皇帝這是又‘入定’了，揮手讓帳中隨侍的小黃門退出，侍衛們守住門口，不要讓人打擾。

　而王德目不轉睛的看著陛下，心中有些緊張。平日陛下出神的時候常有，但是像今天這樣半天都沒有動的時候還真不多，若非能聽到呼吸聲，他都要叫禦醫了。他意識到陛下是遇到難事兒了，一時間讓其難以決斷，可自己在這方面也無法為皇帝分憂，只能是急在心裡。

　趙昺此時的心思確是沒有在公文之上，這其中有百分之八十都是各地大員送來的新年賀表，並無什麽實質內容，無外乎是問安、表忠心的。而他的心思還是在當前的戰局上，此時玉昔帖木兒部已經全部過江，前鋒到達常熟並與護軍五旅激戰竟日，他們在付出慘重的代價後尚未能按照計劃奪下城池。

　但今日敵軍大隊將抵達城下，羅大同的壓力將倍增，而其必須在戰役全面展開前保證城池不失，趙昺說一點兒不擔心那是假的。畢竟雙方兵力懸殊，五旅要以一萬之眾對抗十萬蒙元虎狼之師，他即便沒有在現場，可也能想象到敵軍不畏生死入潮般的攻擊，畢竟攻不下常熟城，他們就要面臨斷糧危機，餓著肚子作戰。

　說起來此次王應麟居功甚偉，他受命回京向諸執宰說明收復兩淮的計劃，並做好應對和善後準備。此戰的規模和范圍已經超出了戰前的預想，事先的準備工作等於要全部推翻，重新進行部署，尤其時間緊急，且又臨近新年，困難可想而知。若是不能說明其中利害和意義，要想讓他們配合非是易事，但王應麟成功做到了。

　而陸秀夫確也是一位乾臣，在獲知趙昺的部署和計劃後，知道此戰的意義非比尋常，一旦收復兩淮，則江南穩固，且取得了北伐的橋頭堡，臨安免受蒙元隨時南下的威脅。雖知陛下有以大義相脅之意，可還是積極統籌各方力量，悄然做好各項保障。

　首先以尚書省的名義以陛下征戰在外，事務繁雜為由，將年假向後推遲，令戶部籌備大量資金及先行調撥糧草，用於戰爭所需;令兵部各訓練基地將正在訓練的新兵和參與冬訓的鄉兵編組，並分發武器，留置營中，隨時接受調遣;令工部將利用農閑修葺城池和水利設施而征調的夫役，以發放工薪的名義集中於蘇州、常州、昆山和建康幾座府城，準備協同大軍作戰。

　另外，會同樞密院發布命令，以新年之際保護京畿為名，將江東周邊的駐軍集中，調往運河沿線，隨時加入圍殲南侵蒙元之敵的作戰中;著令吏部甄選官員，從太學中選拔可用之人，作為派往新佔之地，組建各級政權的官員;令刑部嚴格設卡盤查，抓捕敵國探子;而禮部則依慣例舉行各種祭禮，籌備新春燈會，以迷惑地方。

　此外又密令位於預設戰區的各地州縣做好動員，一旦戰爭爆發，立刻組織百姓撤往安全之地，將糧食和牲畜、財物全部帶走、隱藏，做好堅壁清野工作。同時又要安撫好百姓，勿要引起動亂，防止有人趁火打劫，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得益於大宋建立的有利基層政權，雖然時間很緊，從朝廷州府到最基層的保甲都很快被動員起來，詔令得以嚴格的貫徹和執行，其中盡管不可避免的出現些瑕疵，可都通過強有力的手段執行下去，保證了戰爭準備工作得以在戰前完成。

　這讓趙昺十分欣慰和感激，尤其是像應節嚴和馬廷鸞等準備致仕的老臣也不顧年邁，依然廢寢忘食的巡視、督促各地官員，處理突發事件。當然也有部分官員對此不滿，以為當下與蒙元和平相處才是上策，擅自挑起大戰，於國於民皆是大害，但這些人很快便被控制、查辦，把不利於大局的聲音壓了下去……

　局勢發展到此，趙昺明白自己的計劃已經成功大半，即便可能會有變數，但是大勢已成，玉昔帖木兒部已經的籠中虎，再掀不起什麽大浪了，被殲滅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揚州城亦是囊中之物，在外誘敵的脫烈都部已經被自己遣兵擊潰，殘兵遠遁五十裡之外。城中之敵就是甕中之鱉，自己隨時可以破城，將其盡殲。

　按說勝券在握，趙昺應是滿心歡喜，可卻高興不起來。因為他被件事情困擾，趙昺知道大勝之後必然會擒獲大量俘虜，尤其是這種圍殲戰，而如何處理這些俘虜也是個大問題。從前抓獲俘虜後，一般都是將軍官處死，兵丁選丁壯入苦役營，作為廉價勞動力使用。

　在收復江南的戰爭中，趙昺采用嚴厲鎮壓的政策，將蒙古人、色目人及通敵叛國者皆處以極刑，兵丁編入輜重部隊服役。但當下的情況卻有了變化，彼時駐扎在江南的元軍大部分是漢軍和新附軍，無論怎麽說他們也是同屬一個民族。而兩淮和中原地區駐扎的大部是蒙元的鎮撫軍編成，他們是以蒙古人和依附於蒙古人的契丹、女真及來自中亞地區遊牧民族的色目人，他們非是本族，依照此前的政策他們面臨的只有死路一條。

　趙昺知道在中國古代戰爭中大規模的殺俘並非稀罕事，僅史書所載的歷史記錄除了白起之外，其實在中國歷史上時有發生，比如在秦漢交際時代的項羽，就曾“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余萬人新安城南”。而在三國和南北朝時期，坑殺也一度成為了處理那些難以信任的降卒或者是報復性屠殺的普遍手段。比如曹操和袁紹之間的官渡之戰，曹操便坑殺了袁紹七萬降兵。

　按照《資治通鑒》記載，曹操在徐州“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雖然這一數據有司馬光誇大的嫌疑，但也證明了坑殺這一行為至少在曹魏陣營中。而到了南北朝時期，坑殺敵軍俘虜，更是成了一種相當常見的行為。比如在《晉書》中就記載後趙開國君主石勒“勒馳如武德，坑降卒萬余。”在後燕和北魏的參合陂之戰後，拓跋珪也將數萬後燕戰俘“盡坑之”。

　在南北朝時期的北方，坑殺是處理敵軍戰俘流行的手段。在南北朝之後，坑殺戰俘的現象也時有發生。那麽坑殺戰俘的意義何在呢?實際上這種方式主要有兩個作用，一個是通過坑殺，消滅雖然已經投降，但是實在難以信任，無法將他們編入自己軍隊的降兵。坑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因為大量降軍所導致的後勤困難。而坑殺的另一個很常見的意圖，便是震懾敵軍，從而瓦解對方繼續戰鬥的意志。

　不過坑殺終究是一種極為浪費人力資源的行為。趙昺知道在同時期的歐洲，處理戰俘的一般手段，都是將他們作為奴隸強迫他們進行高強度的勞動，或者變賣。一般被俘虜的騎士之類具有貴族頭銜的貴族，則會保護起來，通過他們換取贖金，而一般的普通士兵如果家中無力支付贖金，也會被賣到熱那亞或者威尼斯，並通過他們賣給*做奴隸。比較有趣的是，當時中東*也同樣是這種操作，如此被俘虜的貴族無疑是可以換得大價錢的金蛋。

　只不過在十字軍戰爭時期， 無論是十字軍還是*，都會選擇殺死戰俘，而不是將他們作為奴隸或換取贖金。，而從中國春秋戰國時期開始，能夠花錢贖人的情況卻並不多，不過對於被俘的小兵們來說，只要不是因為不被對方將領不信任而坑殺以外，也很少有情況會被賣掉當奴隸。

　實際上中國比較普遍的處理戰俘方法，還是將這些士兵編入自己的軍隊中。因此在古代對於戰俘，比較穩妥又不浪費人力的處理方式，還是將他們投入到一些無關大局，但是同樣規模巨大的戰事中。比如秦滅六國之後，便將大量六國戰俘投入到進攻百越的戰爭中，讓這些士兵一邊征討一邊拓荒，即消耗了大量戰俘，同時也使得秦朝疆域得到了極大開拓。在蒙元時期，忽必烈的兩次對日征伐，同樣是派出了大量來自高麗、金朝、南宋的戰俘。

　趙昺還知道這一做法，在明代和蒙古人的作戰中也常被使用。尤其是在明初明軍缺乏騎兵的情況下，俘虜的大元士兵無疑是最好的騎兵來源。也因此大明的開國君主朱元璋對於手下將領濫殺戰俘的行為極為反感。而在清初的征戰中，降清的明軍，同樣機會成了清軍消滅大順和南明政權的急先鋒。但將戰俘安插到一線部隊，其實也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