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世人們談論起穿越，往往喜歡選擇宋朝，認為這是最好的時期;若是能過還有選擇的話又會選擇仁宗朝，以為這個時代政治清明，國家富強，即無外患，也無內亂。事實也確實如此，其被稱為中國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之一，諡號為仁宗也不是白來的。

宋仁宗十三歲時登基，做了四十二年皇帝，除去劉太后前期垂簾聽政的十二年，單獨執政三十年。這幾十年，只有同西夏有過階段性的戰爭，其余的日子可謂天下太平，是北宋歷史上政治、經濟、文化空前繁榮時期。在這時期君子滿朝，名相輩出。呂夷簡、文彥博、歐陽修、范仲淹、韓琦、富弼、杜衍、包拯等同朝為官，王安石、司馬光也嶄露頭角。更因為宋仁宗寬容厚道，喜歡納諫，所以這一時期各種思想異常活躍。

而趙昺也曾十分迷惑在大宋在仁宗事情步入最為輝煌的時期，但其後為何又會出斷崖式的墜落，迅速從輝煌走向了衰落，其間除了出現幾次短暫的複蘇外，直至亡國再未能重現昔日的盛況。但在他當了皇帝後，不僅親自參與朝政，且通過不斷的學習及經驗積累，他卻發現仁宗創造了歷史上的輝煌同時，也為亡國留下了隱患。

趙昺十分清楚有人的地方就會有左、中、右之分，亦就會有爭鬥。在太祖實施以文治國的策略後，新的士大夫階層開始崛起。這些人銳氣十足，在學術淵源、文章風格、稟性氣質和從政作風等方面都表現出新特點:因為初出茅廬，他們在政治上較少顧忌;又因多供職於台諫、館閣，故每每自視清流，自詡為朝廷正氣的表率，形成了遇事敢言、奮不顧身的行為特征。

由於新晉階層在政治立場上帶有濃厚的人倫道德色彩，提倡正統，崇尚名節，敢於對現實發表批評意見，不但矛頭直指因循墨守的老人政客，而且在人主的意志面前也具有相對獨立性。當內憂外患日趨嚴重時，他們當中的優秀分子自然成為果敢的政治改革者，成為體現士大夫政治傳統和道德理念的中流砥柱。

以這批人在各個領域的活動為開端，宋代一貫的“右文”政策從此才具有了實質性意義:士大夫作為飽受人文教育而有志於仕途的階層，是體現文化統一性的決定性人物。他們既是王朝合法性的解釋者，又是輔佐皇帝施行合乎道德和禮法之治的實踐者。在強鄰環峙的宋代，士大夫政治的高度發展具有更為現實的意義，有助於增強正統國家觀念、文化統一性和凝聚力。宋朝利用文化傳統的優越地位，與強鄰作持久抗衡。

宋真宗時，自我誇耀式的封禪活動即已表現出這種衝動，仁宗以後則轉化為士大夫更為熱誠的對古典傳統的複興，這對宋代政治及思想文化的影響都是深遠的。在這種背景下，士大夫在政治實踐中標榜恢復先王之道和賢人政治，要求官吏在對上級和君主負責的同時，也要注重民本，關心民瘼，甚至倡言“民貴君輕”，提倡為政以德，強調官員自律。

不過新進士大夫在政治舞台上也暴露出自身難以克服的弱點，言論強於行動，目標重於手段，意氣多於理智;自負固執，我行我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易於結黨，結果授人以柄，也招來人主的猜忌;始則以朋黨自任，終則以朋黨相爭，是非混淆，敵我不分，雖一心想鏟除小人，卻易為小人所誤。彼等雖夙志以天下為己任，卻也為其仕宦生涯設下重重障礙，最終難以有所作為。

在歷代人心目中，朋黨是圍繞私利而組成的集團，無道義可言。同黨之人為遂其私欲而不擇手段，

肆意誣陷非黨之人，汙染官場風氣，擾亂統治秩序。對統治者來說，朋黨現象是不祥之物，朋黨興則國衰亡。由於這種觀念已深入人心，無論何人，一旦被指為朋黨，不僅意味著政治生命的完結，而且也會在道義上背上惡名。因此，以朋黨之名攻擊政敵，歷來是官僚政治集團鬥爭的可怕武器。在這種寬松的氣氛中，這些思想活躍的新晉士人階層卻對“黨”有了新的理解，便試圖打破這層禁錮，卻不知道自己打開了潘多拉盒子，將黨爭這隻魔鬼給放了出來。他們提出不僅小人有黨，君子亦有黨這一驚世駭俗的見解，最著名的當數歐陽修，他認為，君子行守道義，愛惜名節，如果君子們聯結起來互相扶持，在修身和治國上都更能相得益彰。

而趙昺發現不僅僅是歐陽修一人有這種想法，如范仲淹、司馬光、蘇軾、秦觀等名士也有類似的言論，與以往的黨爭相比，宋代被視為朋黨者更注重道義之爭，並試圖扭轉傳統觀念，為朋黨正名。可見君子亦黨的觀念在已經在士人階層形成了主流，使的仁宗年間的朋黨之爭具有了新的內容和意義。它先是表現為新進士大夫為自身利益和抱負而與權臣之間展開的鬥爭，繼而演化為新進士大夫內部的分裂和相互攻訐。

所以歐陽修等人的努力非但未能為朋黨正名，反而造成嚴重後果。首先，他不但自認是朋黨，而且把朋黨作為“君子”的專利。這就意味著人們對朋黨的議論並非空穴來風，進而使人們得出結論:凡主張改革、擁護新政者，皆為朋黨。最後他把臣僚分為君子和小人，凡讚成其觀點者即為君子，反對者則是小人，這無疑是在公開製造分裂和緊張氣氛。

這些弊端在慶歷新政和王安石變法中都得到了充分展現，對立雙方都無法超越傳統認知的局限，遂使這些論爭重新陷入“義利之爭”、“君子與小人之爭”的思維窠臼，既無助於實現興利除弊、挽救危機的目標，又使得統治集團陷入無休止的恩恩怨怨、分裂爭鬥之中，亦使的過去以禮義廉恥、忠孝氣節的聖人之言來澄清官場風氣、指導官員行為的道德準則隨之崩潰……

“所謂新黨，往往打著維護新法的旗號，乾的卻是排斥異己的勾當。舊黨內部亦複如此，朝堂風氣亦愈益惡化，並終蛻化為兩黨傾軋和純粹的利益鬥爭，使的那些奸佞之徒趁機專權亂政，導致吏治腐敗、貪汙橫行的局面難以遏阻。”文天祥聽了小皇帝所言深以為是地道。

“熙寧變法以後，朋黨之爭愈演愈烈兩黨曾交替執政，使得一些重要的法令朝令夕改，使得地方官員和普通百姓根本無所適從，讓朝廷權威大受損傷，以至於當金兵大舉入侵之時，朝廷詔令居然失去號召力，竟組織不起有效的抵抗，終遭靖康之恥。陛下將我朝百年不振歸咎於朋黨之爭不無道理。”謝枋得也點點頭不得不承認陛下所言正確。

“是啊，熙寧變法遭到舊黨反對，王介甫將舊黨盡數趕出朝去，但是依然遭到樞密使文彥博、副宰相馮京、退居洛陽的司馬光、在外的舊相富弼，再加上外戚力量群起攻之，遂被罷相。後雖短暫複相，可依然四處被阻，舉步維艱。而隨著神宗皇帝西行，高太后垂簾，司馬光等人隨即複相，其立即啟用呂公著、劉摯、范純仁、呂大防、蘇軾等一批保守派官員，隨即新法一概廢除，變法派朝臣一概罷免。而隨著奸相蔡京入朝，朝堂之上再無君子！”謝翱歎口氣言道。

“兩黨之爭，讓朝廷陷入極端混亂，奸佞當朝，誤國誤民，君子退出朝堂，實在是可歎可悲。而蘇、王二人能在晚年握手言和，把酒賦詩，雖緣於最終在仕途的共同失意而能更清醒、客觀看待對方的長處，由此而能包容對方的不足，進而認識自身。但明心見性，足可見二人君子之風，可他們的悲壯也令人歎息！”趙昺也頗覺惋惜地道。

“陛下以為朋黨之禍何以不絕，綿延百年仍在?”文天祥問道。

“朕也曾苦思，黨爭不除朝中永無寧日，雖然當前行朝經過大浪淘沙，余者多少忠貞義士，但黨爭之陰霾依然不散。我們仍需警惕，朕以為其中緣由不外有三。”趙昺想想言道。

“聖人早有言君子不黨，歷代朋黨為禍的事實想各位也熟知，但之所以至今為之不絕，無外乎權利二字。當年太祖立國之初其幕僚皆為北人，他們便以主人自居，聯合起來排擠南人，以致立國之初五十年南人無一人官至宰相。他們狹隘的地域觀念從而左右了官員的政治傾向，，成為朋黨之爭潛在的動因。”

“再有我朝朋黨之興，雖始於君子，而終不勝於小人，害己及於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而自命為君子人者，亦倒用其術以相禁製。但就其實際結果來看，並未開辟全新的政治局面，反而對朝野風氣造成極為惡劣影響，嚴重干擾政務的正常運行和革新的順利推進，進而演化成黨派傾軋和惡鬥。”

“另外官場惡鬥使得一些士大夫心灰意冷，循規蹈矩，謹小慎微，完全喪失了往日的銳氣。那些還沒有進入仕途的讀書人也群起效仿，亦步亦趨，失去進取心和正義感，讀書只是為了做官，做官只是為了趨利。在這種意識驅使下，文人士大夫所讀之書皆場屋之書，所習之術皆求官之術。所謂聖人之言、先王之政，也都成了幌子，無人潛心深究，造成了我朝文風極盛而士風日壞的弊病。”

“此外……此外……”

“陛下此外還有什麽?”三人聽小皇帝說的頭頭是道，不住的點頭稱是，可其突然猶豫不言了，文天祥急忙問道。

“……”趙昺沉默了片刻，這話還真不好說。按照禮製自己是不能言父過，臣不能言君過，而朋黨之禍的起因說好聽點兒正是由於仁宗的過度寬仁，說句大白話就是因為其又傻又窩囊造成的。

由於太祖定下的規矩，使士大夫階層言事權得到了家法的支持和保障，且歷代皇帝也非常重視士大夫的言事權。 與此同時，士大夫的基本人格在政治方面也受到了相當的尊重，至少在一定的范圍內，士大夫與皇帝的政治人格權是平等的。

當然歷史證明皇帝的政治人格權還需要士大夫自身的忠君意識來維系，所以在皇權有所削弱的同時士大夫則強化他們了自身的忠君意識。政治地位的提高也使士大夫階層自信心爆棚，他們不過實際情況急於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但因為觀點和方式的不同，自己之間又產生衝突。

熙寧變革的失敗，皇家同樣有脫不開的責任。神宗年輕氣盛，一心想做大事情，支持王安石變法，但是當遇到困難和阻力時便開始退縮和妥協，而他的釜底抽薪等於將王安石及新黨直接放到了火上烤，也等於將黨爭推向了高潮。當神宗死後，十歲的哲宗繼位，高太后垂簾聽政迅速將新黨全部驅出朝廷。而她這麽做只是因為變法觸動了外戚的利益及自己的好惡，如此將使大宋中興的最後機會喪失。

另外一件讓趙昺欲言又止的事情就是士大夫階層對於‘嗣君’的選擇的話語權。泛泛而言士大夫的言事權包括政治、思想、軍事、外交、用人等多個方面，尤以嗣君為要。實際上能否參與商定嗣君這樣的重大事件也是宋朝士大夫是否已進入其國家權力核心的根本標志。

因而像嗣君這樣的大事，士大夫是絕不能袖手旁觀的，歷史經驗早已證明誰控制了嗣君權誰就控制了朝政，且歷史上所說的宦官或外戚專權都正是因為握有嗣君權才得以實現。趙昺現在也正面臨著這樣一場危機，可以說這是他身上最後一根軟肋……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