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大戰還沒有完成，兵役的征發量是個恐怖的數字，大秦還要傾盡舉國之力進行戰爭，這時候不要說適齡男子要參軍參戰，就是年齡不夠或者超出的男子也要參加，不能打仗的可以運輸糧草輜重，可以修築城垣要隘，誰也逃脫不了兵役的征發。

這時候兵役制度已經形同虛設了，鹹陽竟然還要改革兵製，這實際上沒有任何意義，即使要改也要等到統一大戰結束之後再改，但鹹陽為什麽如此急不可耐?

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封國製的實施。封國在邊陲，邊陲要鎮戍軍，鎮戍軍多少直接決定了封國的實力，而鎮戍軍建設由兵製所決定，所以兵製不但要改革，而且現在就要改革，以未雨綢繆，扼製封國實力的膨脹，確保中原對封國的控制。

牽一發而動全身，國策變革就是這樣，尤其是基礎國策的變革更是如此。

這個時代中土各諸侯國實行的都是征兵製，全民皆兵，凡適齡男子都要服兵役。自變法以來，郡縣製逐漸在各國推廣，於是實行以郡縣為單位的征兵製，也就是郡縣征兵製。服兵役的年齡一般在十五歲到六十歲之間。變法的另一個核心就是中央集權，君主要維護自己的權力，必然要增加自己的直屬武力，於是由此就誕生了中央衛戍軍。衛戍軍是常備軍，將士們是職業軍人，由此就建立了常備兵制度。

變法之前，中土各級貴族都有宗族成員及其私屬人員所組成的軍隊。打仗的時候，諸侯國君主和士卿貴族們的軍隊是主力，與征發的國人、庶民和奴隸一起作戰。變法後，這一制度改了，以中央衛戍軍和征發的郡縣兵為主力，士卿貴族們的私屬軍隊漸漸淪為貴族們的護衛軍隊，不再是戰場上的主力，由此他們的實力下降，權勢和財富減少，對君主和中央的威脅也被降到了最低程度。

現在大秦重建分封，重建封國，雖然封君和封國的權力受到嚴重製約，但假如沒有完善的制度維持和鞏固這種“製約”，沒有一套堅硬的“枷鎖”綁縛這些封君和封國，中央必定會漸漸失去對他們的控制，而綁縛他們的枷鎖就是“軍、政、財”三大權力，其中軍權是重中之重。

封國在邊陲，起到了“藩衛”中央的作用，但邊陲的鎮戍軍數量龐大，中央在財賦上又要全力支持鎮戍軍，如果封君控制了鎮戍軍，那就等於中央拿錢增加封國的實力。自己給自己培養對手，中央豈肯做這種事情?

矛盾就在這裡。封君和封國的作用就是藩衛中央，當然需要一定的實力，而中央若要控制封君和封國，就必須扼製封君和封國實力的膨脹。這個矛盾不解決，中央和封國的矛盾很快就會爆發，而爆發的後果太可怕了，不僅僅邊疆鎮戍要出問題，國內更會陷入戰亂。

如何解決這一矛盾?最終要靠中央對鎮戍軍的直接控制，中央要牢牢掌控軍權，於是兵製改革自然就成了迫在眉睫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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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製改革的核心就是國防策略。

在國防策略上，是守外虛內還是守內虛外?是重兵鎮戍邊疆，還是重兵屯駐京畿?是采用以攻代守的積極防禦策略，還是采用固守要隘的消極防禦策略?

國策策略的選擇，直接主導了兵製改革的方向。

如果是守內虛外，采用固守要隘的消極防禦策略，那邊疆鎮戍主要由邊郡和封國承擔，平時可以征發兵役戍邊，如遇外寇入侵，則加大征發兵役的力度，征發范圍可以擴大到鄰近郡縣，而主要作戰任務則由中央軍承擔。

此策的好處顯而易見，因為邊疆鎮戍軍武力有限，中央可以有效扼製封君和封國實力的膨脹，而大秦的主力中央軍因為直接受控於中央，中央牢牢掌控了軍權，導致中央可以憑借武力牢牢控制地方，加強中央集權。對於普通國人來說，尤其對中土腹地的郡縣來說，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少兵役的征發，這既有助於國人的安居樂業，也有助於王國經濟的發展。

如果是守外虛內，采用以攻代守的積極防禦策略呢?很顯然，邊疆鎮戍軍是大秦的絕對主力，封君和封國的實力必然因此而膨脹，更嚴重的是，因為頻繁的對外戰爭，王國的財賦會被大量消耗，國人的兵役會被無度征發，最終不但損害了國力，也損害了中央集權，損害了王國的長治久安。

從兩種國防策略的利弊上可以看到，中樞明顯傾向於守內虛外，也就是消極防禦的國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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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選擇守內虛外的國防策略，就涉及到一個中央軍的建設問題。

中央軍在內，邊疆戰事爆發，需要馬上趕赴邊疆作戰，這個趕路時間的長短可能直接決定了戰爭的勝負，所以中央軍必須是常備軍，必須時刻處在戰備狀態。如此一來，常備軍的數量就要擴大，職業軍人就要增加。養軍隊需要錢，養一支十萬或者二十萬的常備軍需要多少錢?這個耗費太大，中央財政目前無法承擔。

中央軍建設實行常備軍制度，就牽涉到了兵役制度。常備軍將士既然是職業軍人，那郡縣征兵製就不合適了，就要改為募兵製，征募壯勇為職業軍人。兩種兵役制度並存，那麽中土腹地郡縣的國人所承擔的兵役就大為減少。

既然國人承擔的兵役減少，那麽國人就因此獲利，既然國人因此獲利，那麽為什麽不能讓他們把獲利部分上繳王國，做為王國養護軍隊的支出?

由此就牽扯到賦稅制度的改革。

兵製改革在前，賦稅改革在後，必須先把兵製改革的策略確立下來，然後就可以著手修改賦稅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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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鼎仔細看完中樞的書信後，心裡異常窒悶，一股無名怒火更是噴湧而出。

他想到過變革的艱難，想到過在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中將有一番激烈博弈，但他沒有想到的是，變革的最終承擔者竟然是普通的國人，統治者們為了自身的利益，最終在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中，不但沒有給予國人更多的利益，反而肆無忌憚地吞噬普通國人本來就少的可憐的利益。

王翦也在沉思。王翦看到的不是普通國人在變革中的利益損失，而是國防策略的選擇，他無法接受守內虛外的國防策略，更無法接受把一支龐大的中央軍放在京畿。此策說白了就是為了中央集權，就是為了實現高度的中央集權，但由此帶來的惡果是中土在未來的南北戰爭中完全處於被動。中央是集權了，但中土的危機也嚴重了，這不符合中土的利益，更不符合本利益集團的利益。

中央都集權了，在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中挖去了最大的一塊，我們吃什麽喝什麽?尤其賦稅制度的改革，很明顯就是要把財富集中於中央，那損失的不僅僅是普通國人，貴族們的利益同樣受到吞噬，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事。

公子扶蘇從儲君和未來帝王的立場思考這個變革方案，倒是理解中樞的想法，不過他現在身在邊陲，看到的是廣袤而蠻荒的疆土，看到的是對中土財富垂涎三尺的北虜諸種，他的想法也就完全不一樣了。消極防禦肯定是錯誤的，大秦必須積極防禦，必須以攻代守，必須殺出長城之外，贏得南北戰爭，否則中土根本就沒有安寧之日，安居樂業長治久安更是白日做夢、癡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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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鼎最終還是沒有忍住心裡的怒氣，一掌拍到了案幾上，他想罵，但不知道罵誰好。

治理一個王國太難了，尤其處在這個大變革時代，不管是君王還是士卿，都看不到未來的路如何走，都是在黑暗中摸索，哪一個不是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戰戰兢兢的唯恐一失足成千古恨?

秦王政統一之後，當真不想與民休養?當真不知道與民休養對一個王國的長治久安意味著什麽?他難道不知道窮兵黷武將給中土帶來可怕的後果?

他知道，但他沒辦法，在中土剛剛統一百廢待興的時候，在中土歷盡數百年的戰亂終於可以停下來喘口氣的時候，匈奴人從大漠蜂擁而下，他只能傾盡國力去北伐，只能去修長城，開直道，一切都是為了中土的安危，都是想把這個繈褓中的帝國保存下來，救活過來，為此他要集權於中央，要控制軍隊，要把中土的財富集中到一起。

只有集中中土所有的力量才能拯救中土，這是當時唯一的辦法。秦王政做到了，但中土的生產力有限，中土當時的條件太差，秦王政掏空了中土的血肉，帝國在他死後終於轟然傾覆。

其實，就算秦王政沒有死，是不是就沒有陳勝吳廣在大澤鄉的揭竿而起?就沒有六國貴族的瘋狂反抗?帝國已經被掏空了，國人的反抗是必然，只不過需要一個契機而已，這與誰在皇帝的位置上沒有任何關系。

看看當時的南征。王翦率軍渡江之後，是不是橫掃江東?楚國和其他各國的貴族後裔是不是都戰死在江東?如果他們都逃到了南嶺的南方，聯合百越人一起負隅頑抗，甚至不斷反攻江東、江南，秦國怎麽辦?當然只有繼續攻擊。

屠睢帶著五十萬大軍，分五路南下，難道僅僅就是為了開疆拓土，僅僅就是為了滿足秦王政的個人私欲?這顯然經不起推敲，最好的解釋也就是秦國為了集中力量對付匈奴人，為了避免陷入兩線作戰的窘境，不得不采取的一種戰略。

再看看當時老秦人和楚系貴族的沒落。統一後分封甚囂塵上，隗狀、王綰和馮劫這些公卿大臣顯然都支持分封功臣，但一旦分封了，貴族們各自忙於掠奪權力和財富，大秦哪來的力量去對抗匈奴人?南北戰爭還怎麽打?所以秦王政非常果斷，以雷霆手段把這些貴族統統趕出了朝堂，趕出了軍隊。

統一剛剛結束就大舉南征，但統率卻是屠睢、任囂、趙陀這些人，那麽王翦呢?王賁呢?蒙武呢?李信呢?這些功勳卓著的大將都在哪?秦王政為什麽不讓他們率軍南征?秦王政為什麽要放棄他們?為什麽要棄置不用?唯一的解釋就是這些人和秦王政政見不合，是秦王政在朝堂上的政治對手，秦王政不能用，也不敢用。五十萬大軍交給這些人，一旦他們以武力脅迫鹹陽，秦王政怎麽辦?

南征尚未結束，北伐就開始了。秦王政為什麽要兩線作戰?肯定是沒辦法，北方邊疆的形勢已經到了不打不行的地步，否則他斷不至於傾盡國力，斷不至於以吸噬大秦國人的血肉為代價同時進行南征北伐，同時在兩線作戰。

北伐的統率是誰?是蒙恬，那些老將還是全部棄置不用。打下了河南，奪回了雲中，然後就是遷徙人口屯田，把幾道長城連為一體，期間還有一個大工程，那就是直道。

直道的修建肯定比北伐要早。直道肯定是為北方戰場而修建，先修到白於山、橫山，這樣就可以支撐秦軍殺進河南之地，佔據河套。然後直道繼續修，修到陰山腳下，又可以幫助秦軍佔據雲中，把匈奴人趕到陰山以北。

可以肯定的說，直道的修建就是為了北伐，並伴隨著北伐一起北上。直道在南北戰爭中的戰略意義太大了，但勞民傷財，而相比起來，南征北伐對國力的消耗更是驚人。

如果大秦的統一進程從滅韓開始，那麽統一大戰前後進行了十年。接著就是南征，南征前後有七八年。南征尚未結束，北伐又開始，北伐到大秦滅亡時尚未結束，前後大約有十年。

從這裡就可以看出大秦帝國為什麽只有短短十五年的國運，為什麽十五年就崩潰了。大秦從統一大戰開始到崩潰的二十五年裡，一直在打仗，而且都是大規模的戰役，以當時大秦的國力，以當時中土的生產力，以統一後百廢待興的局面，大秦能支撐如此長期的大規模的戰爭嗎?

秦王政是暴君?帝國的文武大臣都是窮兵黷武好大喜功之輩?這顯然沒有說服力，從太史公到後世史學家，都是睜著眼睛說瞎話，讓我們引以為傲的“正史”，讓我們為之自豪的“二十五史”，蒙上了一層厚厚的汙垢。

秦王政和大秦帝國在成立之初就面對著強悍的匈奴人，當時的匈奴人已經基本上統一大漠，也就剩下一個河西的大月氏，一個遠在東方的東胡人，這兩個強敵對匈奴人已經無法構成威脅，而對匈奴人來說，如其遠征大月氏和東胡，佔領兩塊蠻荒之地，倒不如南下越過長城打中土，搶佔一塊富裕土地。

匈奴人的選擇沒有錯誤，都是為了生存，所以匈奴人浩浩蕩蕩地南下了。

大秦崩潰之後是五年的後戰國時代，然後劉邦擊敗了項羽，接著劉邦馬不停蹄，迫不及待地帶著大軍跑到代北阻禦匈奴人，差點在白登全軍覆沒。

秦帝國敗亡到劉邦的白登之戰有多少年?六年，只有六年。六年內，匈奴人就從一個弱小滅族一躍成為控弦幾十萬，差點把大漢皇帝劉邦都殺了的強大民族?

任何一個民族的崛起都需要時間，匈奴人也是一樣，但太史公也罷，後世的史學家也罷，都故意忽略了這個重點。在他們的筆下，秦王政時代的匈奴人就是一隻土狼，想這麽殺就這麽殺，到了劉邦時代，突然間匈奴人就從一隻土狼變成了雄獅。

歷史有時候看上去很荒誕，但荒誕的背後隱藏著太史公和後世史學家們的智慧。越是荒誕的歷史，其背後越是隱藏著不為人知的秘密，而這個秘密就需要讀史的人去思考，於是迷霧在思考中漸漸散去，突然你就會發現，原來真相距離自己近在咫尺。

秦王政肯定想在統一後與民休養，讓中土人過上好日子，但匈奴人殺來了，南北戰爭爆發了，中土岌岌可危，秦王政怎麽辦?是選擇拔劍一戰，還是選擇忍辱負重?秦王政的性格決定了他的人生，他選擇了拔劍一戰，他寧願戰死， 也絕不忍受屈辱，苟延殘喘。

秦王政打贏了南北戰爭，但輸掉了帝國，而劉邦在南北戰中輸得很慘，為此他不惜以屈辱的“和親”來換取休養生息的時間，最終他不但保存了帝國，他的子孫後代還打贏了南北戰場。

今天，歷史的軌跡在寶鼎的引導下逐漸改變，但這種改變僅僅局限在某個范圍某個區域，而天下大勢，南北大勢，自始至終都沒有任何改變，都在既定的歷史軌跡下飛速前進。大秦帝國終歸要與匈奴人一戰，南北戰爭終究要分出勝負，但帝國的存亡呢?

歷史上秦王政拒不分封，高度中央集權，這是他打贏南北戰爭的基礎，但這個基礎現在在寶鼎及其所屬利益集團的齊心協力下被改變了，分封已經開始，高度的中央集權製已經難以實現，秦王政是否還能在南北戰爭中贏得勝利?假如他像漢初時期的文帝、景帝一樣，面臨內有諸侯王的對抗、外有匈奴人的壓迫之窘迫，他又將采取何種對策?這種對策對帝國的命運又將產生何種深遠的影響?帝國是不是再一次崩潰?

寶鼎陷入沉思，怒氣早已不翼而飛。

他就像秦王政一樣，面臨艱難抉擇，是選擇打贏南北戰爭，還是選擇與民休養長治久安?是守外虛內，還是守內虛外?而之所以出現這種選擇，就是源自寶鼎對歷史的改變。他改變了歷史，但他卻無法掌控歷史軌跡的走向，於是他就被卷進了歷史的洪流，失去了前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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