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白宮方面，戰雲密布的時候，司命則又回到故國，在四川成都和重慶市兩個地方來回跑動，整個人都被拉入沉澱到歷史的漩渦中。

重慶的自然環境和成都恰恰相反。重慶兩江交匯，崇山峻嶺，沒什麽農業基礎，自然條件幾乎不適合人類生存，形成了特殊的碼頭文化，靠力氣吃飯是主要的價值觀。體現在今天重慶人的特點上，則是吃苦耐勞，敢闖敢拚，同時脾氣火爆，直來直去，根本就是個北方城市(體驗下重慶的出租車)。

這種事業心是司命眼裡和成都最大的區別。在重慶你隨處可見賣力氣吃飯的各類工種(最典型的是棒棒軍)，夫妻店、小生意也是很多重慶人的選擇。

用民營企業發展來舉例兩個城市這種拚搏精神甚至價值觀上的區別是非常明顯的，重慶走向全國的民營企業司命們能數出很多，比如做摩托的隆鑫、宗申、嘉陵，火鍋裡的劉一手、小天鵝，幾乎所有坐火車的人都吃過的涪陵榨菜，還有本行的龍湖地產、金科地產等等;

反觀成都，能拿的出手的大私企就非常少了，像新希望雖然總部在成都，但嚴格說也並不屬於本城市內發展起來的，只能算四川企業而非成都企業。(更別提海底撈了，這是從簡陽發展起來的，好像目前為止在成都還沒開過店——經評論中指點，已經開了)

所以，作為一個選擇了hard模式，在惡劣環境裡頑強倔強生長起來的城市，重慶要更加江湖、更加草莽;而成都則更具出身名門的貴族氣質，有數千年血脈積澱下來的優雅和安逸。

當然，差別還並不止於此。站在大成都和大重慶的視角，同樣因為自然條件更優越，成都在歷史積澱上也更加深厚和豐富，自然風光也更加秀美溫和，這在旅遊中就能體現的很明顯，杜甫草堂、文殊院、武侯祠、青城山……

可逛的自然、人文景點更加多更加有味道;而重慶去遊玩兒的話人文的基本都是渣滓洞這種陪都時期的血腥歷史或者懸棺這種作風硬朗的生活印記，自然風光則是三峽這類險字當道的犀利風光。兩個城市仍然也是面目迥然。

另外，撇開僅和重慶一城的對比，成都安逸富足的生活還帶來更加開放的觀念，在司命看來是在全國都最發達的，也是當今中國最稀缺的民族品格之一。

在司命接觸到的人以及和朋友聊天的眾多案例裡，成都人是兩代人溝通最容易的一個城市，父母的開放心態超越各個地方。而成都對於各種生活方式的接受度也都非常高。

比如有很多人都有一個感覺，“成都的gay特別多”。但在司命看來，這其實是因為成都開放的城市胸懷，讓更多的同性戀都能夠生活在陽光下而已，天生的性取向比例分布和地域能扯上什麽關系呢。

最後做個比喻的話，成都是個從不操心學習成績、不操心工作業績的富二代，開朗隨性，每天花天酒地卻也受著藝術熏陶懂得吟詩作畫;重慶則是寒門出身的學霸、工作狂，堅韌強悍，經常通宵達旦懸梁刺股的讀書做題乾事業。如果誰還說這算是同一種人，那可真是太冤枉人家了。

成都，別稱“蓉城”、“錦官城”，簡稱“蓉”，地處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腹地，為中國四川省省會、副省級城市。總面積12121平方千米，總人口1417.8萬人。

成都是中國中西部重要的中心城市，是中國西南地區物流、商貿、金融、科技、文化、教育中心及交通、通信樞紐，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成都作為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之一，自古就被譽為“天府之國”，是中國開發最早、持續繁榮時間最長的城市之一，歷朝歷代都躋身中國最發達的大都市行列。

如今，成都所在的成渝經濟區是中國西部經濟最領先的區域。

成都的美食以及飲食文化在中國乃至世界都十分知名。2010年2月，成都獲批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意城市網絡並被授予“美食之都”稱號。

相比之下，重慶則起步相對較晚，是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內陸開放的重要門戶和科學發展的示范窗口;我國內陸重要的先進製造業基地和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基地;我國內陸重要的現代服務業基地，長江上遊地區的金融中心、創新中心、商貿會展中心和科教文化信息中心;西南地區綜合交通樞紐和國際貿易大通道。

當然，這裡也曾經是中國的首都！

拋開所有的政治經濟因素，一眼看過去，在中國核心區遭到全面入侵時，哪個地理板塊易於防守且擁有一定的地緣潛力?

那自然是四川盆地。四塞之地，天府之國！

但在歷史上四川盆地從未產生過統一中國的地緣力量，更多時候是作為一個輔助的根據地存在。

在正常情況下，大一統的王朝是不會定都重慶或者成都的。由於地理位置偏僻且與外界交通困難，四川盆地無法作為地緣中心輻射整個中國。四川盆地本身的地緣力量又長期遊離於中原核心區爭鬥之外。一是成都富庶(不想出去)，二是交通困難(想出去都出不去)。

大一統的王朝一般會定都北方(關中平原的長安或華北平原的北京)。因為古典時期中國核心區的主要威脅來自於北方。定都北方可以調集整個核心區的資源進行防守。

即使是偏安王朝，一般也不會跑去四川盆地，除非是真的想偏安一隅。歷史上偏安王朝一般會選擇長江中下遊平原的南京或者杭州。江南生產力發達，物質條件好，可以憑借長江天險防禦北方入侵者。

在時機成熟時實施北伐(歷史上鮮有北伐成功的例子。成功的有兩次，一是朱元璋，一是民國)。

歷史上華夏民族的主要威脅是北方遊牧民族和東北漁獵民族，因此中國核心區的國土防禦是南北方向的。

一般有兩條主要防線(可以有更次級的防線，比如恆山防線)。一是陰山-燕山防線。華夏族強大時可以突進到河西走廊，河套地區，以及下遼河平原。如果一個華夏政權可以同時佔據這三個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拉鋸區，則可以認為是強勢王朝。

歷史上只有漢、唐、清能夠做到。二是江淮防線(守江必守淮)。在北方民族突破第一條防線後，華夏政權可以南遷至長江以南，以淮河流域密集的水網以及長江天險為依托進行防禦。

一般來說如果南方政權能夠同時保有四川盆地、江漢平原(湖北)和江東平原，並成功在長江北岸建立緩衝區，則江淮防線很難被突破。地理上中國南北分界線就是秦嶺-淮河一線。但秦嶺和淮河並未無縫連接，中間的缺口就是襄陽(這就是為何小說中郭大俠要死守襄陽，還搭上全家性命的原因)。

蒙古騎兵始終無法突破江淮防線，隻好繞道青海、雲貴進入四川盆地，這樣可以順江而下攻擊南宋政權。成都陷落後，南宋守軍在釣魚城(今重慶合川區)組織最後的抵抗。

由於釣魚城無法扼守長江(釣魚城在嘉陵江、涪江、渠江合流處)，蒙古軍隊可以繞過釣魚城順江側擊江漢平原。南宋也因丟失四川盆地而最終亡國。

一般來說中國這種分級防禦的地理構造和無與倫比的大縱深可以很大程度上保證北方民族無法佔領全部核心區。歷史上只有兩次全面失守(元，清)。前者華夏族迅速組織了反擊，而後者則接受漢化，成為最後一個古典王朝。

而在近代，由於地理大發現和海洋文明的崛起，中國核心區需要在新的方向上承受壓力。

這就是東方的海岸線。同樣由於中國的三級地理構造，在遭遇全面入侵時，華夏族可以構建三條防線逐級抵抗。理想的情況是守住海岸線，保證國土不遭佔領。如第一條防線被突破，則可以沿太行山、大別山和南嶺那些山地布設第二條防線。若仍無法防守，則需要退入第二階地形，以黃河(秦晉大峽谷)、大巴山余脈和武陵山區為依托進行最後的防禦。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核心區生產力最發達的地區均被入侵者佔領。中國在古典時期從未在這個方向上遭受到這種程度的入侵。

20世紀30年代，日本已經佔據東北(偽滿洲國)，越過燕山防線(熱河戰役)進入華北。七七事變後，日本同時從北方(進攻華北)和東方(淞滬會戰)進攻中國核心區，首都南京很快陷落。

處在第二防禦線核心的武漢由於地理原因(日軍可以沿平漢鐵路南下，同時也可以溯長江而上)，防禦力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從國土防禦上來說，上述兩種防禦體系最後一道防線的交集，也就是四川盆地！！

這裡成了國民政府和蔣委員長最後的避難所。四川盆地擁有良好工業基礎也使得其可以作為日後戰略反攻的基地之一。

在四川盆地也有兩個選擇，即川西平原上的成都和川東丘陵中的重慶。由於日本最終未能佔領蒙古高原，使得其無法從西北威脅渭河平原(陝西)和四川盆地，國民政府的主要防禦方向是東方。

由於地處山地丘陵，又可扼守長江三峽，重慶要比成都更適合防守。同時重慶也更容易通過長江(長江黃金水道)與江漢平原等地進行聯系，將影響力輻射至未淪陷區。

蔣*委員選擇遷都重慶，是經過長時間的考察和思量的。1935年，蔣*委員帶領他的高級將領和德國軍事顧問藉追擊紅軍的機會來到四川，但他的另一用心是尋找一個可以長期支撐中華民族對日作戰的根據地。

當時東北與熱河已淪為日本控制，*委員*長很明白，中國薄弱空軍的製空權短時間內就會被日本人控制，接著日本陸軍將長驅直入，因此武漢不做考慮;而主力為清朝遺留下來的南洋艦隊也絕非日本帝國海軍的對手，中國海岸線將遭日本封鎖，廣州也不盡理想。

在孫中山的《建國方略》中，很大的建設核心是圍繞廣州、重慶、上海而進行的，在1928年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中國後，委員*長便著手參考《建國方略》來實行建設，因此重慶在當時，還具有比成都、西安、太原、洛陽更發達的現代工業基礎。

從戰略位置上看，重慶，它東面有長江三峽和大巴山作天然屏障，日軍地面機械化部隊無法進入，海軍也無法上溯三峽;它的山地條件能夠彌補中國製空權上的缺失:日軍若從武漢起飛至重慶，來回直線距離也要二千公裡，當時日本還未發展出長程轟炸機，戰鬥機加掛油箱也飛不到。

另外由資源來看，四川擁有四千多萬人口，佔當時中國十分之一，也是北起陝甘、西達青藏、南抵雲貴這些還未遭受日軍侵染的區域核心位置，物產與天然資源相對豐富。重慶有得天獨厚的長江與嘉陵江環繞，可以把整個四川盆地兵源、戰爭物資、軍備，通過水道向重慶匯集，這對當時極度依賴人力運輸的條件，是遠勝華北幾個大城的。

政治上考量，不論是西安或太原，距離紅軍根據地延安太近，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若一面對日抗戰，背後卻遭紅軍伏擊或分化，將是莫大牽製。而且西南舊軍閥勢力相對北方來得小，軍隊掌握度較高。

基於這些主要因素，*蔣*委*員決定未來中國對日作戰的核心就在重慶。國民政府的西遷行動，在1937年11月15日秘密發布中央政府西遷指令，自上午開始，先搬重要檔案、文件、印信;然後隨行人員陸續登船。 11月17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領中央官員，攜帶中華民國印信旗幡登上「永綏艦」，正式撤離南京，沿長江而上重慶。

11月20日林森到達武漢，脫離日軍威脅范圍後，中央通訊社才公開發布《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重慶名義上成為中國戰時首都:

自盧溝橋變發生以來，平津淪陷，戰事蔓延，國民政府鑒於暴日無止境之侵略，爰決定抗戰自衛，全國民眾敵愾同仇，全體將士忠勇奮發，被侵各省，均有劇烈之奮鬥，極壯烈之犧牲。而淞滬一隅，抗戰亙於三月。各地戰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其在前線，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暴日傾其海陸空軍之力，連環攻擊，陣地雖化煨燼，軍心仍如金石。陷陣之勇，死事之烈，實足昭示民族獨立之精神，而奠定中華複興之基礎。邇者暴日更肆貪黷，分兵西進，逼我首都。察其用意，無非欲挾其暴力，要我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國自決定抗戰自衛之日，即已深知此為最後關頭，為國家生命計，為民族人格計，為國際信義與世界和平計，皆已無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氣，無不具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決心。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以中華人民之眾，土地之廣，人人本必死之決心，以其熱血與土地，凝結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離，外得國際之同情，內有民眾之團結，繼續抗戰，必能達到維護國家民族生存獨立之目的。特此宣告，惟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