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菲·安南出生時是雙胞胎。那是在1938年4月8日，先是他的孿生姐姐埃芙降生，然後是他出世。科菲出生在黃金海岸腹地的省城庫馬西的一個名門望族家庭。安南家族不僅富有，他科菲·安南們也屬於貴族階層，因此享有特別的名望，在阿散蒂地區影響很大。安南的父親雖然是阿肯人，但嚴格地說，他一半是阿散蒂人，一半是芳蒂人，他來自位於腹地的阿散蒂地區。他的母親--和他的繼母一樣，屬於芳蒂部落，她們生活在沿海地區。這兩個部落講同一種語言的方言，同樣被稱為阿肯語，而方言的區別更多的在於口音而不是詞匯。屬於阿肯語變種的包括芳蒂語、特威語、阿克瓦皮姆語、阿基姆語和布朗語。科菲和他的兄弟姐妹們學會了好幾種非洲方言，但基本上是在芳蒂語的環境下長大的。

16歲那年，在多次轉學之後，和所有的兄弟姊妹一樣，他終於來到了位於海岸角的一所寄宿學校，離他的故鄉庫馬西大約有200公裡。"曼特西皮姆"是這個國家最好也是最古老的學校之一。加納獨立那年，安南從曼特西皮姆中學畢業，回到了自己的故鄉庫馬西市，在本地的大學攻讀國民經濟學專業兩年。安南家族也擁有一套多層住宅，房間眾多，每個孩子都擁有足夠的空間。科菲可以在一個物質無憂的環境下開始自己的學業。庫馬西的條件要比加納其他省會城市好得多，而且安南一家的條件也要比國內許多家庭好得多。那時，科菲·安南深深地扎根在非洲人的價值體系中，他計劃過一種在某些方面和父親相似的生活:45歲之前，他想做個商人，然後在加納從政15年，到了60歲，作為可可種植主安度晚年。可他的將來並非如此。兩年不到，他就去了另外一個

國家，去了另外一個大洲，那裡有著完全不同的氛圍。盡管他在一開始還始終打算著若乾年之後回到自己的祖國去，但這注定是一次長久的告別。從那時起，40多年過去了，只是在20世紀70年代，他才在加納有過一次短暫的停留。但在他的心裡，科菲·安南始終是一個非洲人，並對自己的家鄉始終充滿深情。

安南在庫馬西科技大學攻讀了四個學期的國民經濟學。這所大學也是基督教徒2001年在聯合國總部會見普京建立起來的，不過後來為了表示對獨立運動先驅的敬意，這所大學更名為"克瓦米·恩克魯瑪科技大學"。學校將其學術重點明顯地放在工程技術科學和農業科學上。這並不完全符合安南的愛好，或許這也是為何他選擇兩年後離開該校的原因。學校位於本國最豐富的一個金礦附近，距離金礦僅僅60公裡路程，這也就很容易理解學校設置專業方向的理由所在了。他當選為該校的大學生代表，不久榮升為加納全國大學生組織的副主席。1958年，他以此身份參加了在塞拉利昂舉行的西非大學生領導人國際會議。就在那兒，著名的美國福特基金會的一名代表"發現"了這位聰明的年輕人，並和他進行了接觸。那名代表讓他申請美國的獎學金，福特基金會將為信守諾言、奮發努力的非洲學生領導人提供赴國外留學的機會。該項目的名稱為"外國學生領導人項目"。這個"總是急於長大成人"的安南，遞交了一份申請，非常順利地獲得了麥卡萊斯特學院提供的全額獎學金，對他來說，這是一所他完全陌生的學校，位於美國明尼蘇達州首府聖保羅市。在回憶這段經歷時，他認為，不管怎樣，要離開加納，從熱帶換到寒冷的明尼蘇達州，

這對他來說是跨出了一大步。也完全可以說，這是一次文化衝擊:因為該州位於美國中北部，與加拿大相鄰。那個地區幾乎渺無人煙;是一個古老的美國聯邦州，整個地區大約有500萬居民，當2007年會見美國國務卿賴斯時人口還要少。而且，或許在安南的眼裡最為至關重要的是，那裡90%以上的居民為白人。這對60年代初一個21歲的黑人確實是一件要命的事兒:在美國北部的一個幾近"白種人的"州裡，種族衝突已經開始爆發。盡管有著享有特權的家庭背景，變化如此之大如此之深還是安南所始料未及的。非洲之外的第一次旅行，成為安南一生中的重大轉折。數十年之後，他還能感覺到這一點。1959年夏季，在最終去麥卡萊斯特學院注冊之前，他還在哈佛大學度過了幾個星期，這很可能使他初來乍到的美國生活變得輕松一些，使他不必直接感受從炎熱的非洲到美國北部的巨大氣候差異。美國的某些東西讓他覺得如此陌生，但其他一些東西他早已熟悉不過了:國民抵抗活動、靜坐罷工、示威遊行和封鎖的時代給安南留下的印象，就像是他剛剛才參與的爭取加納政治科菲·安南獨立鬥爭的繼續。"文化不同，方式不同，但目標是一樣的。所以說，你同樣也可以參與進去，"他後來回憶道。他懷著極大的興趣密切關注著那些政治大事，為此他本人也有過一兩次糟糕的經歷。有一次，他和幾個朋友散步，由於膚色的緣故他們遭到一群喝醉酒的年輕人的辱罵。另外一次，他和一個白人姑娘走過市區，他遭到一次暴力攻擊，最後總算幸運逃脫了。盡管發生這樣那樣的事，但安南並沒有退回到自由的麥卡萊斯特校園的安全地帶裡整天閉門不出。在第一個學年過後，1960年夏天，他和一名教師代表和幾個朋友到美國內地旅行了幾周時間。來自四大洲五個不同的國家的年輕人擠在一輛旅行車裡，他們將這輛車命名為"友誼的使者"。他們的目的就是，盡可能多看看這個國家和這裡的人民。他們在美國人的家裡過夜，住窮人家，也住富人家，住農村，也住城市。有一次，為了了解當地囚犯的生活狀況，他們甚至還想睡在一座監獄裡。可是他們並沒有如願以償，但他們成功地在當地的一個救世軍中心裡過夜了。在旅行的途中，這一引人注目的團隊一再被迫面對種族主義的衝突，但並沒有給所有的參與人員留下任何奇怪的印象。即便這樣，他們最終還是保持了自己原有的本色:這些來自富裕家庭的大學生們，仍然帶著一份自信，踏上了回去的旅程。

和在庫馬西的時候一樣，安南仍然攻讀國民經濟學。而且還像以前一樣，他喜歡政治辯論--而且不僅在大學生的社團中。在美國的大學裡，上述的大辯論屬於提倡的大學爭論文化。它們有紀律地並且按照明確的規則進行，但有可能會就某件事一決雌雄，爭個你死我活。為了讓人們的思想變得敏銳，參與人員常常必須為自己實際上所堅信的某事物的對立面進行辯護。安南經常和朋友們一起參加演講比賽。如果要他自己自由選擇題目的時候，他就會將演講報告鎖定在貧富問題、一個緊密相連的世界的機遇或者戰後時代的美國作用等上面。有一天，他甚至還贏得了本州范圍內的一次演講比賽;這一次他所論述的又是美國對發展中國家和對脫離殖民統治的年輕國家的責任問題。他當時的一位教師帶著興奮的心情回憶起安南那"絕妙的"、和牛津英語相似的加納口音。無疑地，他當時也有著深沉的、科菲·安南細膩的聲音，他給每一個對話夥伴留下深刻印象，盡管他的語言出奇地簡單，而且幾乎不用任何技巧。在"世界俱樂部"裡，他不久就擔任了俱樂部的主席，大學生們同樣在為國與國之間、首先是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相互了解盡心盡力。也就是說，在20歲出頭的時候，安南找到了"他"的主題，從此那些主題再也沒有離開過他，那就是公正、貧富均衡、民族諒解。最遲從那時起，他開始堅定而經常地練習說話的藝術。這樣一種訓練對他後來擔任聯合國秘書長是有一定好處的。

正如在寄宿學校一樣，安南經常進行體育活動，並以其傑出的成績將一個難以磨滅的印象留給了麥卡萊斯特學院。與德國的大學相反，體育運動在美國的大學裡有著巨大的傳統意義。那些足球隊或者籃球隊的明星們，也會很快成為社會生活中最受歡迎的人。安南本來是一名田徑運動員。一開始他嘗試去踢美式足球。"這還可以，只要我跑在其他人前面，不讓別人追上我就行"，安南後來在談起他的那些與此有關的嘗試時說道。但作為一個體重只有60公斤的男子，從事這項體育運動他還不夠強壯。於是他開始轉向歐洲足球，這給他帶來了更多的成功和更大的樂趣。但他取得的最好成績是賽跑項目。作為60碼短跑運動員，他創造了大學記錄，並保持這一項目的記錄長達10余年。

1962年初夏，安南在為謀得聯合國的一個職位而努力。在理想主義的年輕學子看來，聯合國也恰恰是實現他們夢想的合適途徑。學生們在科菲和羅伊的公寓裡經常通宵達旦地討論世界的未來問題。於是安南開始了他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工作，先是簽訂了一份短期合同，由於工作出色，他又獲得了續約。實際上，他到日內瓦的目的是想攻讀博士學位，但學業很快退到了次要位置，博士論文也同樣如此。他甚至沒有獲得碩士文憑;在日內瓦國際高級研究學院求學期間，除了豐富了人生閱歷之外，他還結交了許多新朋友，掌握了還算過得去的法語知識。不久，聯合國吸引了他的視線。

安南剛開始工作時的職位很低:他從最低的級別開始做起，在世界衛生組織中擔任行政與財政專家。作為預算乾事，他任職於世界衛生組織總部，距他離開不久的校園不遠。他按照P1級別拿薪水，這是給予大學畢業生的最低工資級別。聯合國將人員級別分為專業人員和一般人員兩大類。可以從P1提升到P5，部門分部負責人層面之後是主任級官員D1到D2，然後是作為助理秘書長的部門領導人，然後是副秘書長，最高一級就是秘書長本人了。安南在他長達40多年的聯合國服務生涯中經歷了所有的級別，從最下面直至最上面。他比大多數人更了解這一組織，而且他差不多了解了它的每一個角度。安南在駐外的維和行動中積累的經驗最少，僅僅在70年代有過幾個月時間，而且即便是這段時間他也是科菲.安南為安徽黃山題詞在行政機構中度過的。

1962年夏天，雖然他的學友們認為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年輕人，一定會事業有成，但是誰也沒想到，他會在這一世界組織中持續了如此漫長的職業生涯，至少他沒這麽想過。安南始終認為他在國外的生活只是暫時的。但是他很喜歡這個世界組織。他喜歡的是這種國際氛圍，他剛開始到麥卡萊斯特學院的時候就懂得欣賞這樣的氛圍了。另外，他有這樣的感覺，他在這兒要比在家鄉更能接近自己的理想。家鄉的政治局勢變得越來越動蕩不安。於是，他就待下來了，合同一個接著一個。安南在日內瓦和來自世界許多國家的人工作了三年，撇開工作內容不談，尤其讓他著迷的是那種氛圍。

三年後，他實在想到外面看看了--他已經厭倦了在日內瓦總部的工作，希望到他認為開始真正生活的地方:聯合國的分支機構去。他想去非洲，"以幫助改善這一洲的形勢。"他就這樣提出了調動工作的申請。世界衛生組織在剛果和埃及都有空閑的職位。這兩個地方都引起了他的興趣，這兩個地方的職位他索性都申請了。可是，人們提供給他的地方先是菲律賓，然後是印度，在和上司們討論較長時間之後，他們最後提供給他的是位於丹麥首都的一個職位。"哥本哈根不錯，"他自己想，可是這不符合他的願望。他覺得，這和日內瓦的區別不夠大。15分鍾後，上司就收到了他的辭職申請。他從沒有為做出的這一決定後悔過。安南堅持了他的決定，在還無法具體知道哪兒有新職位的情況下離開了世衛組織。但他年輕、樂觀而且自信，相信自己不久就會找到新的工作。在那幾周的時間裡，他寄發了大量的信件，應聘非洲可能需要的所有職位。而就在等科菲·安南夫婦黃山行待未來雇主的回應時，安南和年輕的妻子蒂蒂前往歐洲旅行了數周之久。他們倆正是新婚燕爾。盡管未來的前景尚不明朗，但安南"很滿意也相當快樂"，因為他做出了一個可以對此負責的決定。而且事實上，馬上有好幾個職位可供他選擇了，其中一個就是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總部位於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

1965年9月，安南在埃塞俄比亞接任新職位時，非洲經濟委員會成立才不過七年。它正處在建設與擴充階段;對一名行政專家而言，這是一項令人神往的任務。安南在那兒從事人事工作，一直到90年代他始終是在和人事打交道。作為"人事負責人"，他當時的頭銜就是這個名稱，他要審閱應聘信件，補充人事檔案，並且要處理勞工法方面的各類問題。下面一則軼事可以說明有時候處理事情該需要多大的耐心:說的是一名俄國教授，他很想到肯尼亞教一年書。因為他的材料轉到了經濟委員會，作為人事工作的負責人，安南就必須過問這件事。在讓俄國方面相信了交流的好處之後，他突然發現，那位教授只會說俄語。怎麽辦呢?難道放棄這一項目嗎?那可不行，這畢竟已經花了他不少時間和精力了。於是他馬上要求俄國再提供一名翻譯。莫斯科最終同意了，並為教授和翻譯提供了資金。一年過去了，肯尼亞方面請求再繼續交流一年。安南重新找到了他的俄國夥伴。在稍稍猶豫之後，負責方最終修正了延期決定:不過只是讓那名翻譯繼續留下，那位教授必須回老家去。任何勸說都已經無濟於事;決定已經做出。這樣的故事表明，當時的人事管理，尤其是像聯合國這樣一種不同的"部隊"裡，是需要某些創造性的。當時還沒有提綱挈領的、按照字母順序排列的計算機清單;人們用索引卡片、電話、圓珠筆和許多即興思維進行工作。此外，人事政策常常足以成為東西方爭論的一部分，因為那些國家間組成的集團總是企圖在重要的崗位上安置"他們"自己的人。所以，盡管從事行政事務，安南也一再陷入權力政治的陷阱中。

60年代末，有一年時間，安南中斷了他在埃塞俄比亞的逗留，但並不是為了在聯合國的工作:1968年，他被委派到紐約的大本營參加為期一年的進修。他又是被安排在人事部門任職，然而這是他第一次接近真正的權力中心。當時領導這個國際組織的是第三任秘書長，緬甸人吳丹。安南的房間在29樓，整個紐約幾乎就在他的腳下。今天，聯合國已經喪失了它原有的許多魅力，家具破損嚴重，大樓破爛不堪。可在當時，尼娜·米塞斯敘述道，在最初的幾十年裡，彌漫在東河左右的是"非常高昂"的氣氛。安南也為這種吸引力所驅使，後來他還一直喜歡回到紐約去。不過，他還得再去一次非洲，回到埃塞俄比亞的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紐約的進修給他帶來了晉升的機會:他成了那兒的人事部臨時負責人，不久以後正式擔任了這一職位。然後，又經過了一年的"非洲冒險"之後，他似乎準備著再作一次調動。恰恰在30歲剛出頭的時候，他陷入了內心的危機之中，開始尋找新的彼岸，他請了一年長假。

安南重新回到了大學，回到了美國。在麻省理工學院修讀一年管理課程。這一次能到麻省理工學院進修，是因為他認識那裡的一位教授。那位教授曾參加過在亞的斯亞貝巴舉行的一次會議。安南同他攀談過，並就美國的各種進修機會與這位教授交換過意見，他希望有機會到史隆管理學院修習管理專業。他的申請得到了肯定答覆，於是他得以在1971年6月遷居馬薩諸塞州的劍橋。麻省理工學院是公認的世界最好的大學之一，能在那裡讀書無疑會在每個人的履歷表中寫上特別濃重的一筆。順便說明一下，安南確實沒有拿到過碩士文憑，為了能在未來的職業生涯方面求得更大的發展，他也許還需要它。從多方面看，這種暫時離開工作崗位到大學裡充電對他有益無害。盡管學業要求很高，但安南還是"享受著精彩紛呈的一年"。暫時中斷工作反倒讓他把一些事情想清楚了，克服了自己的內心危機。但他並沒有像他的大多數同學一樣去謀求薪金豐厚的職位，而是回到了聯合國。在聯合國不可能積聚財產，不過作為國際官員生活得也不錯。安南如果選擇在自由經濟中從業，或許完全可以得到更高的收入，這是事實。但金錢並非他惟一的動力。

他又一次被派遣到亞的斯亞貝巴幾個星期，擔任他的老職位--這是第三次了。他的行李裡揣著新的大學文憑，從亞的斯亞貝巴前往日內瓦，這可是一次大飛躍，他這次去的可不是先前去過的那個世界衛生組織，而是直接去聯合國的行政管理部門，那是聯合國繼紐約之後的第二個總部。他主要從事的是行政性事務工作。安南在日內瓦待了兩年，然後他調到埃及從事維和行動6個月，擔任那裡的民事長官。對安南而言，70年代是完全動蕩不安的。往往是他剛到一個地方，馬上又要奔赴另一個地方了。他似乎對自己的事業和人生計劃不是那麽自信了。他已經搬了13次家，即便在國外待了那麽多年之後，他覺得遷居加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值得去追求的。

安南在阿克拉從事著開拓旅遊的業務，他是加納旅遊開發公司的總經理，這是一家國營企業。他那種要和自己的家鄉"擁抱"的乾勁和熱情，轉眼之間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那時，恩克魯瑪，這個先前的獨立運動的英雄和國家總統，已經在一次軍事政變中被推翻。他流亡國外，1972年因癌症在布加勒斯特去世。從1966年恩克魯瑪政府被推翻到1974年安南回到加納，在這一段時間裡，加納經歷了一個政局動蕩多變的階段。政府更迭頻繁。就在安南回國前不久，又一個軍人通過政變成功地取得了政權:阿昌龐上校被認為"不懂經濟"，在其他方面也運氣不佳。生產和貿易陷於停頓，走私和黑市大行其道，民主體制慘遭破壞。1978年，在一次宮廷革命中這位上校又被他的軍人同僚推翻了。安南到加納旅遊開發公司上任時，國內氣氛已經相當緊張了。從理論上看，他在那兒可以自己做主，可以做出決定和進行組織安排，但實際上，那些軍政要員們總是肆意干涉，橫加插手。這使剛回到國內的安南感到無所適從了，因為他希望打開祖國的旅遊市場，為人民創造富裕的生活。比如，他計劃在沿海地區建造一批賓館。可他討厭這裡的一切;他不喜歡那些軍官們不停地給他指手畫腳。"太多的禁令牌和太多的封鎖"，他還感到遺憾的是，"你不可能會有什麽收獲。"於是他到國際上去尋找自己的運氣了。經歷了阿克拉的失望之後，1976年，安南重新回聯合國報到了，這一次是去紐約，擔任人事負責人。和平時一樣，他做事可靠、穩重，但並不顯山露水。安南在自己的工作范圍內受人尊敬，但他並不是光芒四射、但轉瞬即逝的"流星"，他在悄悄地攀登， 一級一級地向上攀登。人們認為他是一個可愛的同事--無論他的上司，還是他的下屬，都這麽認為。

1980年，他被派往日內瓦的聯合國難民署，擔任人事部主任，分管著當時在難民署工作的大約2000名雇員。難民署負責世界上的背井離鄉者和無家可歸者。該組織在許多地區同時忙碌著，處理的大多是需要立即解決的突發性危機。這就要求人們迅速投入人力物力，快速做出反應，就像那次在東南亞--那是70年代末，數千名船民為了追求更美好的未來不惜鋌而走險，踏上了冒險的旅程;或者在非洲，當時索馬裡的無數難民紛紛逃難到了鄰近國家;或者在拉丁美洲，智利人因為害怕獨裁者皮諾切特而逃離自己的家園。聯合國難民署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階段，可這一組織根本還沒有作好充分的準備。這就要求高層負責人

科菲·安南

懂得危機管理的一些東西。科菲·安南領導下的人事部方面永遠在忙忙碌碌地派遣工作人員，尤其是派遣負責勞工法和組織方面的工作人員奔赴世界各地。

在他當時的人事主任代表瓦爾特·科伊瑟的印象中，安南是一個具有"偉大的領導素質"的人，他的頂頭上司弗朗茲·約瑟夫·霍曼-赫林貝格也持同樣的印象。因為他更新了整個人事管理，重新組織流程，給這個部門起了個時髦的名字--"人力資源處"，完全按照電子數據處理、調整工作。但在他直接的職責范圍之外，安南始終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人。直到80年代初，安南才被長期派往紐約，進入了聯合國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