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發的災難讓徐州人民和明帝國的邊疆民族一樣強悍好鬥，不畏生死，不蓄恆產，崇尚武力，這樣的民間傳統也是趙進組織強軍的因素之一。

　沒有地利憑依從防守上是劣勢，但如果保持進攻的話，就成了優點，隨時可以開拔出相當規模的力量，當趙進有了一支拿得出手的力量之後，就可以向東威脅明帝國的財賦來源——兩淮鹽場，並且奪取了那邊的廣袤荒地，這荒地是為了給鹽場提供煮鹽的荒草存在的，這片兩倍於徐州面積的荒地成了趙進最初的領地，趙進在那裡設置了屯墾莊園，收攏明帝國的災民，讓他們成為自己的奴隸，讓他們為自己生產糧食，並把這些奴隸變成了自己的士兵、工匠、甚至官員。

　明帝國對士紳極為重視，但這種重視變成了對帝國本身的殘害，想要依靠士紳們作為政權的延伸，所以給他們種種優待，不過這種優待在出身於士紳階層的文官運作下，變成了只有權利沒有責任的狀況。

　士紳們拿走了好處，所有的義務和責任都由平民承擔，這就導致了極為惡性的循環，在趙進奪得天下之前，這種惡性循環已經快要摧毀明帝國的基礎，並且導致全盤的崩潰，將士紳階層看成統治的同伴和同盟軍，卻導致了這等惡果，這個教訓誰都會看得很明白。

　明帝國的軍事階層也是個笑話，過二百年的歷史中，閃亮的將星寥寥無幾，各處的駐屯軍和世襲軍官們變成了寄生在體制上的蛀蟲，他們對於軍事一竅不通，卻成了侵吞軍田的地主，這樣的階層和士紳沒有本質上的區別，都是隻吸取利益，不創造價值，不負擔責任的廢物。

　無論文武都依靠不上，皇室依仗為夥伴的階層本質上卻是統治的摧毀者，明帝國的結局可想而知，在這個惡性循環下被不斷壓榨摧殘的平民百姓，活得無比淒慘，被迫從自己的家鄉離開流浪，破產破家，無處可去的民眾在明帝國有個官方的稱呼“流民”，官方對“流民”的態度很冷酷，往往是驅趕和置之不理，甚至會武裝剿殺。

　流民的組成中有很多是貧苦階層，他們對稅賦的變動和自然災害沒有任何的抵抗力，但也有很多自耕農，他們的抵抗力不比前者強太多，他們的土地和家產也是當地豪強的侵吞對象，諷刺的是，如果稅賦變動和自然災害加劇，中小地主也會破產破家，在這一階層中，就有士紳，衛所的軍戶，也就是明帝國的軍方農奴同樣是流民的組成部分。

　有了知識階層和軍事人員的加入，對體制充滿了怨氣的流民團隊往往會成為威力巨大的破壞者，更不要說，在大明處處都有居心叵測的邪教存在。

　從趙進拿起武器到他統一天下，親身參與大部分戰鬥和戰爭的敵人都是流民和邪教團體，等到趙進的團體強大之後，很多戰鬥已經不用他參與了......

　眾所周知的是，趙進的第二皇后木淑蘭女士是聞香教，也被稱為華夏正教教會的聖女，類似於教皇和大牧首的地位，現在的聞香教在教義上和佛教道教區別不大，而組織體系上很接近耶穌教會卻更加先進，如今聞香教的教義隨著大漢帝國的征服傳播各處，且光明正大，但在明帝國時候，卻是一個為了斂財和實現野心家目的的標準邪教，但這個邪教幾次大的行動都是被趙進破壞毀掉。

　我們不是要談趙進和聞香教的糾纏，而是要闡述一個更大的話題，趙進在這一次次牽扯流民的戰鬥中壯大起來，之所以牽扯流民，因為每一次大的流民暴動背後總有邪教的影子。

　流民本身沒有什麽戰鬥力，大量的流民人口會洗掠沿途村鎮，流民的死亡會製造疫病，這就是他的破壞所在。

　散沙一盤的流民面對稍有組織，裝備相對精良的民團和正規軍不值一提，但這是平常的情況，有邪教參與其中後就完全不同，以聞香教參與的幾次為例，在流民流動的過程中進行極為殘酷的篩選，吸納馬賊和盜匪以及流亡軍士作為骨乾，並且有製式的兵器作為裝備，到最後會成為少部分精銳武裝裹挾大隊前進的行動，這樣的情況，已經和明帝國所謂的“大軍”很接近。

　在這樣的力量面前，區區村鎮的自衛力量和縣城的官方武裝就不值一提了，幾次聞香教掀起的行動，如果沒有趙進的出現，都會造成極大的破壞，動搖明帝國在東南之地的統治。

　當然，流民被趙進擊敗之後，對明帝國的統治造成了更巨大更深遠的破壞，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說的事。

　因為種種原因，毗鄰徐州的淮安府和鳳陽府的面積都十分巨大，而且這兩府大多是平原地形，他們的平原面積差不多等於福建和浙江等沿海省份的平地面積，但淮安府和鳳陽府兩地又沒有和土地面積相稱的人口，所以有大量的荒地存在。

　趙進的一次次勝利並不是敵人殺光，實際上，當擊潰邪教組織的武裝之後，流民團體就沒什麽戰鬥力可言了，甚至沒有邪教組織的裹挾，僅僅靠著糧食和安置就可以“擊敗”大股流民。

　勝利給趙進帶來了大量的俘虜，這些人口恰好補上了徐州的人力短板。

　趙進的一次次勝利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威望，盡管他沒有任何官方的名義，可實際上趙進很早就成為了徐州以及周圍地域的真正庇護者。

　以他的實力，拿到官方名義很簡單，但趙進卻堅辭拒絕，這也是他有計劃的一個證明，從此處來看，趙進早早就有了取代明帝國的心思，他不願意接受名義，就是不願意被這些名義掣肘。

　回到正題，趙進巨大的威望和實力讓臨近地域的官方和私人對其敬畏非常，對他含蓄低調的侵入往往報以容忍的態度，也有人開始反抗，不過這批人遭到了迅速和堅決的打擊。

　趙進對這些“無主”荒地的佔有並不是掠奪式的，而是利益分享，願意釋放出部分的紅利，相較於本地地主和商人低效率的經營，趙進給他們帶來的好處往往比出讓的還要大，這讓趙進支持者的群體迅速擴充。

　還有一點，即便趙進有了壓倒性的實力，他也從不明目張膽的行事，一切對土地和財富的佔有都有官方的承認，一切的殺戮和打擊都盡可能的保密，盡管這些佔有和殺戮盡人皆知，但在官方的口徑上，這都是合法的，無人可以提出指控，只要面子上過得去，也沒有人敢提出什麽指控。

　趙進身上幾乎沒有年輕人的張揚和虛榮，許多英雄豪傑都是在這上面遭遇了挫折，但趙進卻沒有，他在應該張揚躁動的時候依舊保持著老年人才會有的沉穩。

　很多研究者都認為這素質來自於王兆靖父親王友山，或者還有部分董冰峰父親董繼科的功勞，這二位一位是徐州難得的高級文官，另一位則是中級武將，他們有豐富的官場經驗和社會經驗，會給趙進提出類似的建議，但這些說法並不那麽讓人信服，因為在那個時候，身為明帝國臣子還是既得利益者的的王友山和董繼科，沒有任何理由會對明帝國懷有異心。

　要知道當時趙進的那些舉動已經超出了賺取財富的范疇，更是實際上的割據。

　明帝國政府的昏聵和無能在趙進的侵奪上反應無疑，地方官僚的反應是既然沒有侵犯到實際的利益，既然城市還在自己的控制之下，既然地方上的有力人士沒有任何反應，那麽就沒沒有任何事發生， 何必多此一舉，況且大家都在這件事上得到了好處，流民的危機被解除，灰色收入大幅增加，為何要去阻止。

　在這樣的情況下，趙進在明帝國的核心地帶成功的實現了割據，他用的法子看起來和明帝國的衛所制度並無區別，但卻將這些人口利用的極為高效，更關鍵的是，趙進建立了龐大的工商業，釀酒業、鐵業、紡織業、造船業、鹽業以及等等等等，這些規模巨大的工場一方面為他創造了巨量的財富，另一方面在工場中做工的勞力會被訓練，會適應紀律，他們之間優秀的會成為趙進體系的骨乾，其他人會是合格的基礎。

　我們都知道，大漢帝國是個實用主義的帝國，他對典籍是持輕視態度，對傳統中鄙視的吏學和工商之學則很推崇，大漢帝國初代的文武官員，大多出身於趙進的工場，大多在法理上曾是趙進的“奴隸”。

　這些被明帝國拋棄的難民本來會豬狗不如的死去，他們稍有姿色的妻女會被當成牲畜一樣的販賣，但他們因為趙進的收容有了溫飽，然後在新的體系內有了自己的富貴和價值，自然會對趙進忠心耿耿，成為大漢帝國最堅實的基礎。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