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伏將至，朝臣們正自忙著處置政務，豈料太學祭酒衛綰在長安周報的一篇撰文，徹底震撼了大漢朝野。

　　衛綰身為帝師，本就地位超然，加之擔任太學祭酒二十載，執名士之牛耳，深受天下士人敬仰，其影響力何其之大。

　　在皇帝劉徹的刻意引導下，衛綰多年來皆在太學試著推行海納百川的所謂“漢學”，而衛綰此篇撰文，正是意圖徹底奠定漢學地位，名為《漢學當立》。

　　何為漢學?

　　汲百家之涵養，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之漢室新學。

　　漢初數朝皆采休養生息的國策，故崇尚“無為而治”的黃老之學，“無為”倒非一味消極，立意主旨乃是“無為則無不可為”，故學風和政風都頗為開明，尤是文壇風氣隱有恢復先秦百家爭鳴的趨勢。

　　若非史上漢武帝出於“大一統”的需求，搞出“儒皮法骨”的獨尊儒術，且後世漢人不了解其真實本意，將武帝借助儒家的手段扭曲為最終目的崇儒，使得儒家借機做大，玩命的打壓諸子百家，華夏歷史或許會有另一番風貌。

　　後世儒吹多是叫囂“若無儒家，何來華夏文明數千年傳承”，豈不可笑?

　　劉徹穿越後，也曾想過要改變儒生“孔子獨聖”的傲慢心態，然不肯變通的腐儒太多，他沒精力也沒心情與腐儒們耗下去，索性大力扶持儒家中最為識趣的公羊學派，以此裂解儒家。

　　胡毋生為首的公羊理論派宗師大量進入太學，將公羊春秋與韓非子中的刑名之學加以糅合，求同易異，並以韓非子為根基，公羊春秋為佐輔，撰寫了諸多主次分明的學理著作。

　　隨著諸子百家的學說逐漸複起，非但儒家發生了裂變，以黃老學說為根基的大漢道家學派也漸漸發生了轉變。

　　太史令司馬談耗去十載光陰，重新編撰了陰陽、儒、墨、名、法各家的典籍，並為先秦諸子作傳，且撰寫了《論六家之要旨》，認為各家思想互有短長，唯道家思想最能綜合各派之長，“立俗施事，無所不宜”。

　　饒是有皇帝劉徹的支持，然想要以兼容並蓄的道學將諸子百家的精髓融匯貫通，成為整個民族的思想主乾，仍是面臨著極大的困難。

　　劉徹也想保持開明學風，既不打算獨尊道學，更不可能獨尊儒術，禁錮臣民乃至後世子孫的思維，實在是遺禍千古。

　　然哲學乃是文明的底層架構，成體系且得到絕大多數族人認同的哲學思維，是民族凝聚的基礎，也是文明延續所必須的承載物。

　　也正因如此，後世華夏雖多有批判腐儒遺毒，但也不可完全抹殺儒家對華夏傳承的貢獻，若勉強要類比，就好似咱們華夏老祖宗原本做了煎餅、饅頭、包子和水餃，最後饅頭陰差陽錯的成為主食，且擺了大半個餐桌，後人不得不多吃饅頭，以此繁衍了兩千年。

　　饅頭本身沒什麽錯，擺桌的人卻是錯了。

　　現今輪到劉徹擺桌，自然要為後世子孫留下滿座豐富菜色，不再沒得選擇。

　　在現今的情勢下，無論是繼續崇尚道學，還是改革和扶持所謂的新儒學，都不免會排擠到其余百家學說的生存空間。

　　漢學的概念，就此孕育而生，以為中庸，不偏不倚，可居中調和。

　　華夏民族，這個概念在漢代其實是不存在的，是後世華夏面對亡國滅種的大難時，為團結所有力量，不得不提出的寬泛概念。

　　漢人，漢民族，才是漢代的概念，是華夏百姓在經歷了先秦數百年戰亂後，對天下一統的渴望，以及對強漢的肯定和自豪，從而自然催生出的概念，真正延續兩千多年的概念。

　　若非如此，後世華夏人為何多為漢族，國外有唐人街沒錯，但有“唐族”概念麽?

　　沒有的！

　　我們漢民族體內流淌著炎黃骨血和漢室傳承，要自信，要自愛，要自重！

　　言歸正傳，漢民族的概念無須劉徹定義，現今的大漢強絕於世，華夏百姓皆以漢人自居，以身為漢人而自傲，民族凝聚力是毋庸置疑的。

　　衛綰之所以要奠定所謂的漢學根基，正式提出“漢學當立”，將漢學定為大漢國學，自是出於劉徹的授意。

　　漢民族，不再受限於甚麽儒道之爭，百家互鬥，所謂的百家爭鳴，必須居於漢學的大框架下，所謂的諸子百家，也只能視為漢學流派。

　　漢學，必須拔高到頂層架構。

　　漢室學說，對內可百家爭鳴，對外卻唯有一個聲音。

　　內施王道，禮義廉恥，崇尚德行;

　　外行霸道，劍戟斧鉞，懾服四夷！

　　士族反彈?

　　道家，儒家，旁的諸子百家仍不知變通，抵死不從?

　　不存在的！

　　饒是各家各派的宗師們心有疑忌，唯恐自家學派被所謂的“漢學”拆吞入腹，成為養分，但無人敢跳出了批駁衛綰。

　　不止是忌憚於帝師衛綰在士族的威望，也非單純畏懼皇帝劉徹殺伐果決的鐵腕，而是不敢與民意為敵，遭受萬民唾罵。

　　或許有不怕死的士人，但在極重聲名的漢代，所謂的風骨，並不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孤傲和執拗。

　　有民意支撐時，諍臣敢與帝皇爭辯，苦諫不聽則當殿撞柱，是為死諫，則萬民稱頌之。

　　若無民意支撐，大臣惹以死要挾帝皇，則是故意往天家頭上潑糞，大漢臣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傳揚出去，名聲是要臭大街的。

　　民意如川，無人敢逆。

　　漢人，尊崇漢學有何不妥?

　　道家和儒家底蘊再厚，信眾再多，難不成還妄圖獨立於漢學之外?

　　莫非對漢室社稷有甚不滿，想另起爐灶，祈盼出現個純粹的道家皇朝或儒家皇朝?

　　不敢的，沒人敢！

　　大漢立朝七十八載，愈發國富民強，尤是劉徹登基後的十余年間，大漢迸發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機，漢室聲望已然攀上了亙古未見的高點。

　　毫不誇張的說，即便劉徹現今說他是神，絕大多數老百姓也會深信不疑的，較為清醒的王侯權貴們或許不以為然，卻也絕不敢說出口，否則那些“愚昧百姓”是會將他們活活撕碎的。

　　帝師撰文，主張“漢學當立”，皇帝當殿說了兩個字，“大善”！

　　於是乎，漢學得立！

　　太學即刻重整規製，並舉兩院，是為漢學院與科學院。

　　漢學院轄下，重劃系所，納百家學說及不同流派，諸如道學研究所，儒學研究所，法學研究所，墨學研究所……

　　各學派宗師皆稱院士，其座下弟子學業專精者，可為博士，博士弟子則為學士。

　　今後凡太學諸官撰寫著作，著作名稱及署名頭銜皆不以百家劃分，而以學派為別，以道學代道家，以儒學代儒家，以百學代百家。

　　以儒學為例子，儒學研究所又分六大學系，是為左氏、公羊、榖梁、鄒氏、夾氏和旁博，所謂旁博者，取旁征博引之意，亦為不同與主流學派者。

　　漢學為主乾，儒學為分支，六大學系則為細項。

　　經過二十載的努力，劉徹終是達成了目的，將儒家徹底裂解打散，而多年來佔據主導地位的道家，亦是如此，不得不順應時局，化為養分，滋養日漸成型的漢學體系。

　　太史令司馬談則改任漢學院的院監，官秩同於科學院院監劉乘，負責鞏固和完善漢學體系。

　　世人皆是看得清楚明白，帝師衛綰年事已高，近年除卻偶爾到宮邸學舍教授課業，多半時候都是深居簡出，在府中著書立說，鮮少露面了。

　　司馬談此時入太學任官，且執掌兩院中的漢學院，無疑是要為日後繼任太學祭酒做準備，畢竟科學院諸官向來鮮少過問太學具體事務，院監劉乘更是醉心於所謂的科研項目，又身為親王，壓根無意太學祭酒之位。

　　現今朝中掌文教者，一為太常府，一為太學。

　　太常府文教司掌天下官學，太學則為諸學之首，文教司雖可掌控大批師資，可批複大筆文教預算，包括太學的貲財撥付，然太學祭酒卻是不受太常卿轄製的。

　　且不論現任太學祭酒衛綰乃是帝師，位同三公，即便日後繼任之人不似衛綰般地位超然，至少也會位列諸卿，可直達天聽，非是太常卿能擅自指派的。

　　司馬談未入不惑之年， 卻力壓諸多皓首窮經的學派宗師，出任漢學院院監，可見皇帝對他的信重，亦可知他執掌漢學院後的諸般作為，必是代表著皇帝陛下的意志。

　　想要自家學說想要不被摒棄在漢學體系之外，想要自身及弟子門人不被士族孤立，就要懂得觀風向，聞弦知意。

　　習得文武藝，賣予帝皇家。

　　在皇權時代，非主流學說是沒有前途的，自命清高的孤立治學更是不切實際，先不談甚麽理想，餓著肚子追求自身認定的真理和大道，這類人肯定有，但畢竟不多。

　　孔子弟子三千，饒是不怎的受諸侯待見，可仍是四處求官，說好聽的是想實現胸中抱負，說難聽的也只是想混口飯吃。

　　這有甚麽好諱言的，不吹不黑，衡平視之罷了。

　　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餓得慌，後世華夏的公知精英和聖母表們，若非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他們焉能吃飽了撐得去宣揚甚麽博愛和普世價值?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倉廩足方可知禮儀，各派宗師及其弟子門人也是要吃飯的，在現今的大漢，文人想吃飽肚子，最好的途徑就是入仕，捧上朝廷和各地官府的鐵飯碗。

　　不為五鬥米折腰?

　　真若家中無米，餓上數日，半碗米飯你都要折腰的，真就是人性，談不上甚麽高尚還是醜陋，現實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