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兩點準時開會。

　溫晨軍說，上午常務副市長唐敏同志對三農問題的重要性和解決問題的迫切性講得很清楚了。那麽，中央為什麽要把三農問題提到這樣的高度，這當中有一個認識過程，下面，我根據省三農會議下發的有關資料，談一些個人的認識。

　溫晨軍說，省三農會議發放的一份資料中說: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發表湖北監利縣一個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國務院領導的一封信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把中國的“三農問題”提到了極至。為什麽一個有著5000年農業文明史，有4000多年處於世界第一強國地位的中國，在21世紀的農村處於“苦”、“窮”、“險”的境地?究其原因，有以下五點;一是產業的天然弱質性，種養業，依賴於當地水、土、日照氣溫等天然資源的配置。人類到目前為止，對天然資源的配置，只能適應，不可能整體改變，只有局部或某一方面改善的可能，如自流灌溉和大棚。具有改善大自然氣候的森林和植被，中國實際整體上是破壞，環境在惡化。這是農業的天然弱質性。

　二是生產資料的弱質性，種、養業量的增長，依賴於可耕種土地和草原的面積擴張，從每個農業勞動力佔有農地面積的國際比較看，有關資料表明:1992—1994年，美國為118.2公頃，加拿大為173.8公頃澳大利亞為1074.4公頃，英國為28.2公頃，荷蘭為6.4公頃，低收入國家平均也有1.7公頃，而我國僅有1公頃。我國總體上是一個農業資源缺乏的國家，在農業人口直線上升的情況下，在有限的可耕地上不可能獲得更多的收益。加之，中國有史以來歷次“均貧富”的革命，首先是均田地，必然是小農經濟成為中國社會的主體。即使進入工業化時期，農業機械化投入大、成本高，沒有需要，也沒有可能成為農業生產主要手段。因此，我國農業勞動對象和勞動手段也是弱質的產業。

　三是勞動力資源的弱質性，首先，有限的土地資源承載的人口數失去控制，新中國50年增加8.5億人口，主要是農村人口的增加，增加的人口抵消了生產力提升創造的價值，人均可分配的消費品相對減少，用15%的GDP養育70%的人口，不可能培養出高素質的農業人才。其次，工業化過程，鄉村商品流通政府壟斷，阻止了農村市場的形成，農業產品商品率和農村消費品市場化程度低，沒孕育出市場經濟人才與機制，農民不具備闖市場的天資。再次，城市需要的勞動力通過各種途徑的篩選，吸納的都是農村中的精英人才，降低了農業勞動者的整體素質。最後，農業生產第一線的勞動者普遍文化素質低。據2003年2月14日《中國青年報》刊登的我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稱:2000年我國15歲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699.2萬人，其中3/4分布在農村。農村勞動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為7.33年，而城市是10.20年。城市、縣鎮和農村之間勞動力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比重情況為:具有大專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為20:9:1，受高中教育人口比為4:3:1，受初中教育的人口比為0.91:1.01:1，受小學教育的人口比為0.37:0.55:1。據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分析，2000年我國第一產業農林牧漁業從業人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6.79年，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人超過95%。日本同期同行業人員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67年，1997年~1999年間，我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僅是日本的1.03%。一線農業技術人員的身份都是鄉鎮“政府官員或國有企業雇員，與農民沒有利益關系。靠行政力量推動的農業科學技術，最初非九牛之力不可，由於方法問題，有的地區甚至抗拒科學技術的，更談不上新的思想、觀念了。由於體制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中國任何一個產業的勞動者素質都沒有從事農業的產業大軍的文化科學水平低。

　四是農業組織上的弱質性，幾千年以來，社會管理者都沒有對農民進行任何形式的實質性組織，新中國，“人民公社化”才真正實行農民組織化管理。80年代的土地承包責任製的實行，是又一次“均田地”行為，二輪承包30年不變，是固化小農經濟的行為，單純從組織管理方面看，是一種社會退步(起碼是一種制度複歸)，阻止了現代農業的內生。任何社會制度都不可能面對千家萬戶、利益各異的松散群體進行有效管理。

　五是社會政策造成農村社會整體的弱質性，第一是40年的資源輸出。自統購統銷，農業生產資料壟斷經營，一直到開始按保護價收購農產品止，國家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40年整體上是農村支援城市，農業向工業輸血。第二是30年的人口膨脹。從50年代到80年代初，農村生育實際上處於失控狀態，至今農村人口出生率仍然高於城市，出現高素質、高收入人群少生育，低素質、低收入人群多生育的逆向調節政策。第三是10年的橫征暴斂。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戶後，農民中釋放的熱情到84年達到最高峰，國家便出台了“農業特產稅”，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農村高度組織條件下的管理機構不減人反增人。94年稅制改革，提高兩個比例，財政收入向上集中度提高，縣鄉兩級財政入不敷出，加之普九義務教育投資、基層官員政績需要的形象工程以及吃喝風、行賄風等等。20世紀末的10年，在農村基本上是橫征暴斂的10年。第四是農業產業鏈中斷。產前產後服務，前40年國家壟斷專營，原因是產前和產後有錢可賺，唯獨生產環節不賺錢。國家雖然出了錢，但不是給農業生產者，給了經營者，國家受到中間商盤剝，最典型的是糧食系統和供銷社生資系統、棉花系統以及農業系統種子公司。由於產業鏈中斷，導致農業作為一個產業是不完善的，一下子拋向市場，其結果可想而知。第五是農村其它產業被現代工業取代。農村社會歷史上的其它產業，如手工業，各種作坊等，被現代工業取代，農村自救力，內生產業力盡喪。第六是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沒有建立。小病拖，大病等，促長了農村封建迷信盛行，養兒防老、家族意識等傳統觀念大行其道。第七是政府和城市居民深層意識歧視農民，政府保護農民利益的舉措收效甚微。在社會二元結構中，呈現出城市居民始終在政府的保護下生存，而農民沒有享受到一丁點(除保護價一項外)社會福利。打工是盲流，春運加價，克扣農民工工資，大城市設計許多限制外來工的壁壘等。農民在城鎮成了低智商、犯罪的代名詞。

　三農問題是社會熱點問題。有關方面的學者專家三農問題研究已十分深入。中國農村地域廣，東西跨越5個時區，南北氣候迥異，各地資源稟賦差別大，東、中、西部經濟條件懸殊，不可能有一套適合全國各地農村的最優方案，靠一個“一號文件”解決農村所有問題是很困難的。所以，國內外關心中國三農問題的學者專家提出了兩條基本思路，一是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思路;二是農村地區的一攬子改革思路。這兩條基本思路的大概內容如下一、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黨的**確定的方針政策，也是工業化過程中的必然產物，是社會發展的必經歷程，是社會人口空間布局變化規律與經濟規律的協調規律。任何人為限制人口流動的制度設計都是對規律的違背。農民進城打工就是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表現，誰能阻擋民工潮?民工潮的背後是經濟規律(比較效益)在起作用，與台商到大陸投資原理一樣。因此，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經濟行為，是市場行為，而非政府行為。政府在人口布局調整過程中，政府要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清理一切有關人口、人才流動的壁壘，給外資、內資企業，國營、民營企業，農民和城市居民同等國民待遇。首先，取消戶籍管制為戶籍登記製，變“要不要給你城市戶口”為“我願不願”登記為城市戶口，把權力交給人民自決。同時，把戶口與身份證(變更登記身份證以舊換新)、保險、納稅、銀行帳號捆綁在一起。其次，取消正式工與臨時工稱謂，一律稱雇員(公務員本質也是雇員)，實行崗位工資製。其次，社會組織分成四大類，軍事單位、行政單位(含黨、政、人大、政協、司法)、事業單位、企業單位。政府隻管軍事和行政單位的收與支，全額納入國家預算管理，定員定編;事業和企業單位全權交由市場調節，事業單位財政補貼法制化。最後，對外資企業、內資企業、國營企業、民營企業，小企業、個體戶，外國人、中國人，城裡人、農村人，北京人、外省人，大城市人、小城市人，一律實行國民待遇，除法律規定特殊優惠外，所有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和工資待遇，執行一個標準，不厚此薄彼。

　第二件事是規劃、引導、誘導、指導，法律規范。首先，就是規劃。中國目前的共識是限制特大城市，發展中小城市，這是錯誤的，我國人口最高峰是2050年，16億，2013年是勞動力最高峰為10億，後者比前者提前37年到來，就業高峰在“小康”之前，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必須加快。按最低標準一半人居住在城市，城市居民就是8億，60%就是9.6億，70%就是11.2億，2020年小康目標，取中間值(8—11億)9.5億人口計算，一半居住在特大城市有4.75億，按美、日、德1995年特大城市居民佔總人口之比例(39%、37%、41%)取最低值37%計算有5.92億，取二者平均值是5.33億。這樣2020年中國特大城市人口不得少於5億，也就是說1000萬人口特大城市必須有50個以上，現在所有的直轄市、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城市人口都增加到1000萬，還不夠。然而，我國號稱1000萬的特大城市沒有一個城區人口達到800萬，都包括郊區農村人口。而特大城市看起來單位成本高，但承載人口多，其實是最節儉的人口居住途徑。因此，我們要大力發展特大城市，大力發展中小城市，二者齊頭並進，才能容納巨大的人口規模。

　中國乾任何與人口有關的事情，必然是世界第一，就必須拿出世界第一的膽識、第一的謀略、第一的舉措。但我們不能盲目發展特大城市，如長江以北(除東北外)，成昆線以西就不宜發展特大城市，因為水資源不足，現在可以“南水北調”，將來可能只有海水淡化一條路了。因此，50個特大城市只有長江中下遊流域、珠江流域東南沿海和東北四塊地方可供規劃了。其次是引導、誘導、指導問題。所謂引導就是政府告知每一位農民，進城者必須有一技之長，即大力興辦職業教育;所謂誘導，即城市接收單位應有一定的進入門檻(與目前的限制門檻有本質區別)，基本條件不得太高。所謂指導，即告知每一位進城民工，由一個農民向城市居民轉變不是一天的事，有觀念與綜合素質問題，政府應加強市民教育。目前民工進城打工的負面影響是政府沒有做好引導、誘導、指導這三項工作造成的，待國民取下“有色眼鏡”看農民工、政府做好“三導”工作，農民變市民不是一件難事。最後就是政府在“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過程中，必須作好法制建設，用法律的形式，而非“紅頭文件”形式來規范。這次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人口遷徙，包括上述規劃、“三導”工作，以及取消壁壘和普遍國民待遇等，都應通過人大立法形式予以規范。

　二、農村地區的政治、經濟體制實行一系列革命性的改革，基本內容包括三點:1、在長、珠三角洲、京津地區和長江中下遊平原進行撤消省、自治區建制，設立經濟大區試點，經濟區屬中央派出機構。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到市和州，市不再轄縣，隻管城區和近郊區。國家設立中央、市(州)、縣三級財政。其理由有:其一，省級省級行政區是農業社會的產物，工業社會的主體是城市，目前形成了城市與農村二元社會結構，乾脆把二元分而治之，突出城市在國家中的經濟地位，中央直轄市州一級(州是指地域大且沒有中心城市的地區，以及為實行民族自治而專設的一級行政建制)。從而可以減少中間環節，便於宏觀調控手段的有效性和政策的落實，有利於城市工業現代化的早日建成。目前省級行政區劃，從經濟發展實體來看，既有城市、農村，地域又大了，從經濟發展區劃來看，它又小了。其二，省級機構運行50多年，機構太龐大，改革起來難度大，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把省級機構的權力一分為二:規劃、協調與司法權、農村管理權給大行政區;城市經濟運行與管理權交給市。有利於新型市場經濟制度設計，節約經費用於發展城市建設。其三，省級作為地方政府，除外交外，與國家職能基本相同，不利於中央集權的穩固，也不利於中央與地方事權、財權的明確。其四，農村管理的實體應為縣一級，農村管理形成中央、大區、縣三級管理，以縣為主;城市形成中央、市兩級管理，以市為主。市縣兩類地方政府，一個管城市，一個管農村，職責明確，經濟發展主體清晰，有利於小康目標的實現。其五，長江和珠江三角洲以及京津地區已形成三個城市群(長江中下遊平原具備建特大城市的品質，農業發達)，省建制已成掣肘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客觀現實，通過試點，探索出一條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2、撤銷縣級市建制，恢復縣建制，精簡縣級(含城市郊區)財政供養人員(含垂直系統)，撤銷鄉鎮建制，取消農業稅。其理由有:其一，徹底斬斷向農民亂收費的根源，龐大的鄉鎮級機構，在土地承包到戶的條件下，沒有存在的意義。其二，自秦、漢以來，2000多年，中國都是“皇權不下縣”，鄉鎮級設立政府機構，勢必增大管理成本。其三，憲法明確規定村民自治，自治單位何需政府事無巨細全權管理?其四，鄉鎮機構是由區公所演變成人民公社，再由人民公社演變而來的，設立區公所即是上層建築恢復、適應經濟基礎變化的需要。其五，農業稅已經征收5000年，農業產業已成為弱質產業，美歐都實行農業補貼政策，我們對農業不補反征，特產稅只能按實際外銷金額據實征收，取消農業稅，以利於養育農業，發展、引導非糧產業。其六，縣級市經濟規模小，城市規模小，與農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無非是一個大一點的縣城，市建制未必能促進經濟發展倒不如把縣城經濟作為一個城鄉結合點，帶動農業發展的經濟實體來經營運作。

　3、選派大批青年(含優秀大學畢業生)幹部，長駐村、鎮幫助農村奔小康，長期與農民“三同”，不達小康不歸隊。其理由有:其一，整體小康目標，農村是難點和重點，沒有黨和政府的引導、誘導和指導，很難突破。其二，農村、農業、農民處於弱質狀態，沒有黨的強有力領導，現狀難以改變。其三，農村產業調整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沒有統一的指導思想、正確的理論指導，勢必造成浪費和土地拋荒。其四，農民素質的弱質性與樸素的愛黨、愛國情結，呼喚著黨和政府的代表與他們朝夕相處，共同建設小康社會;我們的幹部有必要深入人民生產、生活的最底層，在實踐中摔打，培養出新一代的既懂現代科學知識，又深知中華民族文化與民族情感的社會中堅。其五，鄉鎮機構的撤銷，農村黨的工作只能加強，不能削弱，有必要培養鍛煉出一批農村新生領導力量。其六，三農問題的解決辦法必然在實踐產生，全國不可能是一個模式，任何模式必須適應客觀需要。

　溫晨軍最後說，松山市的情況和上述資料比起來，有過之而無不及。首先，資料中談到的那五種弱質性，特別是產業、生產資料方面的弱質性，比全國的情況更為突出，我們怎麽來改變，光靠等是不行的，我們自己要主動研究一套辦法出來，並著力推進，不然的話，我們就要繼續落伍。

　溫晨軍的講話雖然都是資料上有的，但是在演講時完全沒有看講稿，只是像拉家常一樣和他的下屬侃侃而談，這種脫稿言說的本領，使在座的書記局長們深感佩服。講完之後，他們情不自禁地鼓掌了。

　溫晨軍講完，抬腕看了看表，並示意劉明遠，劉明遠說:“時間不早了，各縣的同志還要回去，原先安排的討論就暫不進行了，下面，我宣布常委的決定，經市委常委會****年*月**日研究決定並報上級有關部門批準，為了推動松山市產業結構的調整，確保大中型項目建設穩妥、有序地進行和把三農工作切實有效地抓緊抓好，市委市政府設立重點建設和三農工作領導小組，溫晨軍同志任組長，劉明遠同志任副組長，唐敏、戴大年、趙曉娥同志為成員，戴大年同志任辦公室主任，和唐敏一起協助溫晨軍、劉明遠同志工作;陸芙蓉同志調松山縣，任松山縣縣委縣政府籌備領導小組組長、臨時黨委書記，松山縣原籌備領導小組組長詹偉民同志調松南區，接替戴大年同志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