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他奶奶的晦氣!”崔振東將手中的望遠鏡遞給了下面的兄弟們,望遠鏡就在他們中一一傳遞著,眾人通過望遠鏡看到了那面狗皮膏藥旗後十分興奮,十幾天的奔波讓人感到身心疲憊,現在終於可以放松一下了。
可是崔振東卻沒有像手下的兄弟們那樣興奮,他冷靜地思考著,打還是不打。如果打,萬一是塊鐵板,自己將不能完成老人臨終交給自己的任務,如果不打,看著那面耀武揚威的狗皮膏藥,心裡總咽不下這口氣,正當他猶豫不決的時候,劉珂突然叫了一聲,隨即滿臉興奮對崔振東說:“大當家的,我確定我們為什麽難受了,原因就是這條溪水被汙染了,而汙染這條溪水的正是我們看到的這座建築物排出了的汙水,我不敢肯定它裡面有什麽,但是可以確定這裡一座是生化實驗室。”
崔振東一驚,“生化實驗?”,劉珂說:“是的,日本人自侵入中國以來一直在進行生化實驗。”
崔振東聽了劉珂的介紹說:“那麽生化武器一定十分厲害了”,劉珂說:“對,研製成功後十分厲害,敵人不出兵,隻要投一顆生化炸彈,我們就完了,而且會死的十分痛苦”,崔振東一怔:“那麽我們打仗不就吃虧了嗎?”,“不見得,生化武器如果有這麽大的規模的殺傷力,研製得需要很長的時間,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這批生化武器也還處於研製過程中”。
崔振東一咬牙說:“不管了,先把這批小鬼子弄死再說,要不禍害可大了”。於是對大家說:“大家原地休息,三子你跟我去偵察一下”。這是人群中站出一個人,崔振東一揮手,兩人迅速消失在山林中。
由於日軍這個實驗室的籌劃屬於高度機密,所以沒有人知道這裡是生化實驗室,也沒有多少人來守衛,但他們估計錯了,他們自認為絕密的計劃,竟讓他們的死對頭啟良山的大當家的誤打誤撞碰見了,而這時的日本人還不知道一把索命利劍已悄悄的架在他們的脖子上了。
崔振東回來後對兄弟們說:“裡面的人不多,頂多一個小隊,房子閣樓頂上有一個暗哨,所以大家進攻時小心一點,好了現在原地休息,晚上行動”。
夜晚凌晨兩點,眾人摸到了那H建築物的周圍,守在門口的兩個日本兵有一個還在嘮叨:“也不知道這鬼地方是幹什麽的,佐佐木不讓我們靠近房子一步,我們隻能在門口裡小屋子住,沒勁”,另一個說:“不用太苦惱了,下個星期就換防了,回到駐地,我們……”,兩個日本兵發出*蕩的笑聲,卻全然意識不到,他們活在世界上的時間已經用秒來計算了。這是門口出現了兩道黑影,兩個日本兵還沒有反應過來就被割斷了喉嚨。
這是崔振東一揮手,眾人便貼著牆站在門口,崔振東輕輕一推門,便看到院中的高大建築,這間屋子裡燈火通明,在外面還可以聽見裡面的聲音,他的兩側還有四間小屋,房間裡傳出了打鼾聲,這應該就是日本兵說的居住地了,樓上的暗哨也發現了不對勁,大叫一聲:“誰”,崔振東在抗日戰爭後,為了方便打入敵人內部,專門找人惡補了日語,雖說的不夠標準,但聽是沒問題的,這時他也顧不了那麽多,從懷中摸出一支飛鏢,便衝著那名日本兵扔去,日本兵正在等他的回答結果,發現自己胸口一涼,便什麽都不知道了,他仰面栽倒聲音雖小,但驚動了一些人,裡面的人從正房衝出來,崔振東顧不了那麽多了,直接拔出雙槍向來人射去,槍聲驚動了在睡夢中的鬼子兵,但是已經遲了,崔振東的兄弟們已經衝進屋裡,對他們進行掃射,許多鬼子就那麽睡眼懵忪的下了地獄。
槍聲驚動了研究人員,他們拔出槍準備反擊,但沒等出門便被紛紛打死,幾分鍾後,四周便死一般的寂靜,崔振東向正房門口走去,突然感到不對勁忙閃到一邊,一顆子彈打中了他的肩頭,崔振東一槍將開槍的人打死後,捂住了自己流血的肩膀,退到一邊說:“二子,扔顆手雷過去炸狗日的。”話音剛落一顆手雷便像長了眼睛似的飛過窗口,隨著爆炸聲響起,裡面發出了陣陣慘叫,兄弟們衝過去,迅速打掃站場,在沒死的鬼子頭上補了一槍,這是崔振東已經用衣服包扎好了傷口,他走過去說:“搜一下這些鬼子的身上有啥?記住千萬別碰那些紅紅綠綠的玻璃瓶子,有用的東西能拿走全部拿走,不能拿的一把火燒了。”
這是,一個兄弟跑過來,拿了一本證件說:“這是從一個鬼子身上搜出來的。”崔振東一看“日本特高科”的字樣,頓時計上心來,說:“大家把鬼子身上的衣服扒下來,我們有用。”
不一會站場清理完畢,崔振東在現場找到了一個汽油桶,別命人將屋子澆上汽油,崔振東帶領兄弟們走到百米開外,舉起手中的駁殼槍,隻聽得叭的一聲,子彈擊中了澆了汽油的屋子,房屋開始燃起了熊熊大火,不一會就將房子燒毀了,這是他們並不知道,日本天皇特批二號令在這熊熊大火中宣布失敗。
「PS」侵華戰爭期間,日本軍國主義組建了大批生化武器的研究、生產和作戰部隊,在慘無人道的獸行實驗中,那些踏上“死亡之旅”的中國戰俘們被抹去了姓名,一律被稱為“原木”
1936年,日本天皇密令日本參謀本部和陸軍省,在中國建立細菌部隊,其中代號為滿洲第731部隊的“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由細菌武器的代表人物石井四郎為部隊長。
沒有幸存者的揭露,隻能從繳獲的檔案和一些老兵的披露中尋找真相。
從1937年至1945年,石井四郎和他的部下在這裡進行了幾乎所有令人談之色變的細菌研究,包括鼠疫、霍亂、傷寒、炭疽、結核菌等烈性傳染病。
戰俘們被抹去姓名,一律稱為“原木”,他們一個個被注射了各種細菌後痛苦地死去,有的甚至被拖上手術台,活活被解剖。
戰後據日本戰犯供稱,從1940年到1945年,僅“731”部隊就殺害了至少3000人。
在濟南市檔案館,我們查到了日軍進行細菌實驗的檔案。濟南的日軍細菌部隊先設在濟南市經6路大緯6路,1942年遷至經6路緯9路,對外稱“北支那防疫給水部濟南派遣支部”,又稱“日本陸軍防疫處”,代號為第1875部隊,日本陸軍防疫處的這座大樓曾是日軍的陸軍醫院,當年,1875部隊曾在這裡多次進行細菌試驗和活體解剖實驗。
朱建信介紹說,“新華院”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為在濟南的另一支細菌部隊提供活體研究標本,注射細菌,而最慘無人道的就是活體解剖。
一個當年在這支部隊擔任軍醫的日本人竹內豐交代,在侵華期間,他主要從事霍亂、傷寒菌的研究,並多次用活人進行實驗。
竹內豐說:“1943年8月,我從日本濟南陸軍醫院內科調到北支那防疫給水部濟南支部,從事製造作戰用的惡疫生菌工作。這是上級的命令。在我去前,他們就要來八路軍俘虜11人,用9人接種感染傷寒菌。我去後對另外兩名俘虜接種了鼠疫菌,為觀察他們內髒感染病理反應,我們就對他們進行活體解剖。”
僅僅一個月不到,竹內豐就與另一個叫木村的軍醫活體解剖了11名八路軍戰俘。
據調查,日軍在侵華期間共進行了5次大規模的細菌戰,除了魯西霍亂作戰,另外4次是1939年的中蒙邊境的諾門罕細菌戰,1940年的浙江衢縣、金華鼠疫戰,1941年的湖南常德鼠疫戰和1942年的內蒙五原的鼠疫戰。
石井四郎多次說過:缺乏資源的日本要想取得戰爭的勝利,隻能依靠細菌戰。因此,日軍在中國廣大地區作戰時,就頻頻使用這些細菌武器投入實戰。
細菌戰問題研究者秦一心介紹說,日軍1875部隊舊址是同731部隊齊名的一個細菌部隊,它曾經用新華院的八路軍戰士,抗日根據地的軍民做活體解剖,用來生產細菌武器,它產生的細菌武器,在山東的衛河流域,館陶、臨清一線大量釋放,造成了我抗日根據地的20萬軍民的慘遭無辜傷害。
地處衛河流域的臨清和館陶,是當時山東和冀南抗日根據地的一部分,日軍為了消滅這裡的抗日力量,決計從這裡下手。
1943年8月,魯西作戰正式打響,日軍將這次作戰代號為“霍亂作戰”。
日軍在濟南的1875細菌部隊,是實施這次細菌戰的部隊之一,日軍為了最大限度地發揮細菌武器的效力,使出了毒辣的一招。
此時,正值汛期,魯西普降大雨。衛河、漳河、滹沱河的水位迅猛上漲。8月下旬,日軍第59師團的師團長細川忠康命令扒開衛河大堤,霎時,洶湧的河水如脫韁的野馬咆哮著衝向河西的低窪地帶,隨水而來的霍亂菌幽靈般地潛入千家萬戶。
此次“霍亂作戰”是日軍在山東也是在中國實施的規模最大的細菌戰,造成山東、河北、河南數十縣洪水泛濫,霍亂流行, 從8月下旬到10月下旬,共有22萬多名中國軍民被奪去性命。
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常德不僅是陪都重慶等地區的戰略門戶,也是大後方糧食供應的中轉基地,為了以最小的代價摧毀常德,日軍陰謀用細菌戰來達到目的。
1941年11月4日拂曉,一架日軍97式輕型轟炸機飛抵常德上空,帶有鼠疫菌的麥粒、谷子、高粱、破棉絮等雜物被撒下。
據不完全統計,日軍在侵華戰爭期間使用化學武器多達2000余次。
1944年,為了打通大陸交通線,日軍發動了“豫湘桂”戰役。9月1日,日軍第6方面軍集中134000人,在岡村寧次的指揮下,分北、東、南三路向廣西桂林、柳州地區發動進攻,中國第四戰區12萬人死守兩地,11月4日,日軍猛攻桂林,與桂林守軍發生激戰,戰至11日,日軍使用毒氣彈,遂攻佔桂林。
戰鬥進行當中,國民革命軍第131師391團的指揮所和傷員轉移到七星岩,在這裡構築工事,阻擊日軍,日軍久攻不下,喪心病狂地釋放了毒氣彈,戰鬥結束後,人們從七星岩內抬出823具屍骨,後來合葬於普陀山的霸王坪,在他們的墓前,建有“紀忠亭”,警示後人不忘日軍的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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