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卓凡和慈禧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質的變化;慈禧本人，又發生了哪些重大的變化呢?

　關卓凡考諸於史，有這麽個看法:原時空的禦姐，再怎麽能乾，說到底並沒有真正具備完整的“改革”意識。∽↗頂∽↗點∽↗小∽↗說，

　這不是慈禧一個人的問題。

　“改革”的前提，是真心實意的承認自己落後了，並且是全方位的落後。原時空，“同光中興”的數十年，清朝的統治階層，從中央到地方，人才輩出，但幾乎沒有人，肯真正戳破這層窗戶紙，不論是在台面上，還是在私底下。甚至，靜夜獨處，以口問心之時，大約亦如是。

　因此，就弄出了個“師夷長技以製夷”——這個說法，最多是承認“寸有所長，尺有所短”。可是，尺再短，寸再長，尺不也比寸長嗎?

　這個說法，是保守派能夠接受的極限，於是，改革派就只能在“寸有所長”上下功夫，顧不上自己“尺有所短”了。中國的近代化建設，就只能在新舊兩派的夾縫間，勉強蹣跚前進。

　關卓凡並無意苛責前人。以中國體量之巨，文明制度慣性之大，在沒有任何成功模板——指的是老大農業國成功蛻變為近現代工業國——可以學習的前提下，慢慢摸索前進，幾乎是必然的選擇。

　我們沒有可能不支付不斷試錯的代價。

　不然，即便大方向走對了，可如果步子邁得太急、太大，不但會扯著蛋、撕著胯。會摔跤、翻車。甚至會一個收掣不及。滾下懸崖，粉身碎骨，再無翻身之日。

　這樣的例子，古今中外，歷史現實，不要太多。

　關卓凡發現，二十一世紀，多少在網上痛斥晚清統治者“喪權辱國”的憤青。骨子裡其實保守得可怕。不要說改革制度了，就是一個稱謂、口號的變化，都能夠引起他們鋪天蓋地的反對。理由嘛，說到底，無非“我泱泱中華，文明器物，啥沒有啊?為什麽要求諸野蠻腥膻之外夷?惡心！”

　這種口吻，和“不可變亂祖宗成法”，有任何區別嗎?這種人，如果生在晚清。百分百會成為改革的最有力的反對者，成為他們痛心疾首的“喪權辱國”的真正始作俑者。

　嗯。混得好的話，拿來做清流，可能是好材料啊。

　改革?真心難！

　略略走題了，回到慈禧身上。

　在缺乏真正的改革意識的同時，慈禧也缺乏基本的工業化概念。

　“基本的工業化概念”，大約比“真正的改革意識”還要難，關於工業化的許多概念，大多是後人總結出來的，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時候，並不十分明確。

　近現代工業這個東東，在晚清統治階層的腦海中，由始至終，沒有完全脫出“奇技淫巧”這個路子。

　曾國藩曾經跟關卓凡說過:“今視洋務，有事有權，權則操之總署，事則不離口岸，而口岸之中，則又以上海為重。”話裡的意思，跟關卓凡當時所想，完全一樣——京城保守勢力強大，不是辦洋務的好地方，真正推動洋務的發展，還要靠地方上的自強。

　但是，那是他“當時”的想法，現在的局面，和“當時”已經大不相同。

　一方面，他已經領袖中央機樞，掌握了洋務的領導權;另一方面，經過幾年的發展，洋務已經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人們的思想觀念——包括保守派的，也有了初步的變化。

　洋務不可能永遠只在幾個沿海“窗口”發展，欲進一步推動洋務，使之深入發展，並行之於全國，“大腦”——最高統治者的觀念的轉變，這個改革成功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條件，不容繼續回避了。

　那麽，如何幫助最高統治者——慈禧轉變觀念呢?

　一言以蔽之:走出深宮，睜眼看世界！

　用最直接、最強烈的視覺、聽覺之感官刺激，叫禦姐明白:人家在哪裡?咱們在哪裡?距離有多大?理想如何豐滿?現實又如何骨感?可不可以閉上眼睛不承認落後?可不可以不改弦更張奮起直追?

　乃有“太后閱兵”天津之行。

　關卓凡相信，在“冠軍號”巍峨龐大的鋼鐵身軀面前，最保守、最衛道的人，也無法免於震撼，也不能對著這“滅國之威”，說:這只是“奇技淫巧”。何況，聖母皇太后本來就天資聰穎，本來就是這個時代最聰明的人士之一?

　原時空，慈禧晚年的昏聵，實在是:本來就“讀書少”、見識少，又長期幽居深宮、耳目閉塞——再聰明的人，不學習，不和外界接觸，時間長了，也必然要和時代脫節;年紀大了後，腦子也必然會變成一團漿糊的。

　慈禧的的反應，比關卓凡最樂觀的估計還要好:小站閱兵、演炮，已經做了足夠的鋪墊，慈禧和“冠軍號”第一次邂逅，在關卓凡未做任何實質引導的情況下，禦姐就萌生了最樸素的工業化概念——她本能地開始計算、思考鋼鐵產量和國力、軍力之間的關系了。

　之後，關卓凡向慈禧介紹橡樹於成就英國海上霸權之重大意義時，由橡木而轉鋼鐵，慈禧的思路隨之變化，毫無滯礙，自然而然，進一步加強了“鋼鐵立國”、“鋼鐵強軍”的觀念。

　等到“冠軍號”艦艏一百一十磅“阿姆斯特朗”後裝線膛炮一聲怒吼，禦姐整個人，都被卷入了工業革命的熾熱硝煙，一刹那間為之窒息的她，恢復了呼吸之後，便再也無法從這條鋼鐵大道上後退了。

　另外，近現代生活方式的享受，也對慈禧的思想觀念的轉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歷史的發展和進步，和生活方式的改變，息息相關。每一種生產力對應著一種生產關系，同時，也對應著一種獨有的生活方式。進入了新的生活方式的人，本能地會支持這種生活方式背後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

　關卓凡以為，論生活質量的絕對值，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小白領，許多方面，都遠遠超過了一位十九世紀中葉的皇帝。

　首當其衝的，是抽水馬桶。

　要排座次的話，關卓凡認為，抽水馬桶絕對位居工業社會生活方式和農業社會生活方式分野之第一位，電啊、火車啊、汽車啊、自來水啊神馬的，都得往後排。

　不能想象，用開了抽水馬桶的人，怎麽可能還用得慣傳統的“夜香”?

　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啊。

　抽水馬桶之外，官港行宮的暖氣之設，暖意均勻，包裹全身，又無一絲煙火之氣，實非傳統的“地龍”可比。

　一擰開來即送出冷、熱水的“水龍頭”，更是可和抽水馬桶媲美的“大殺器”。

　明亮耀眼的煤汽燈和煤油燈，照亮黑夜如白晝，以前用開的蠟燭，萬萬不如了。

　還有，坐上去、躺下來，似硬實軟、欲拒還迎的大床和“梳化椅”，其舒心暢意之處，亦不是硬木板鋪上棉褥墊子能夠相提並論的。

　另有不少細節，譬如，那種松軟厚實的面巾、浴巾，比之慈禧以前使用過的各種絲棉巾帕，好用的太多，給禦姐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關卓凡沒有放過任何“道具教學”的機會，他對聖母皇太后說，這種“毛巾”，乃是用蒸汽織機織就，咱們自己的手操織機，是織不來的。

　“咱們中國有四萬萬人口，這個‘毛巾’，假如一人一條，就是四萬萬條。‘毛巾’不能用一輩子，換一條，又是四萬萬條！——太后請想一想，這是多大的生意?還有，織這一個又一個‘四萬萬條’毛巾，要多少台蒸汽織機?製造、運作這許多蒸汽織機，又要開多少鐵礦、煤礦?這許多工廠，能夠給朝廷繳納多少稅銀?又能夠請多少工人、養活多少人家?”

　“一邊兒國庫充盈，一邊兒老百姓有工做、有飯吃，太后請想一想，那不就是太平盛世?縱有洪、楊之流，又如何能夠蠱惑人心，叫老百姓放著好好兒的日子不過，跟著他們去發瘋尋死?”

　禦姐聽得怦然心動，同時又不由有些恍惚:怎麽，就這麽簡簡單單一條“毛巾”，居然變戲法似的，變出了後邊兒這一大堆物事來?

　關卓凡笑著說道:“回太后，其實還不止呢！這‘毛巾’，不是織出來就好了，還得漂白、印染，因此，做一條‘毛巾’，除了織機，還要漂機、染機——同織機一樣，這漂機、染機，亦由蒸汽驅動，也是鐵造的，也是要吃煤的！”

　“於是，就要開更多的礦！”

　“還有，漂、染，不要漂劑、染料?太后請看，這又是一大塊兒的生意！”

　“這個情形，洋人稱之為‘產業鏈’，意思是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四——拿咱們的話來說，就是雞生蛋，蛋生雞，雞又生蛋，蛋再生雞，循環無窮——一條簡簡單單的‘毛巾’，真的可以造出一個絕大的局面來！”

　總之，明裡暗裡，關卓凡反覆給慈禧灌輸這麽一個概念:官港行宮裡的一切新鮮享用，衝水馬桶、暖氣、水龍頭、煤氣燈、煤油燈、梳化椅、彈簧床、毛巾，等等等等，後面都有一個吃煤、噴煙、冒汽的龐大體系，在無日無夜、無休無止地運作著。

　你要長時間地保持這些享用，你就得把這一套體系建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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