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卓凡還不知道，朝野上下，對他用田永敏這個“降人”，做陸軍軍事學校的“總辦”，會有什麽反應?不過，肯定有人不以為然的——包括他的嫡系、甚至軒軍內部，大約也會有人暗自嘀咕。n∈

　還有，關卓凡永遠也不可能知道、但他又非常好奇的是:如果原時空的人們，知道了他用一個歸化的日本人，做中國第一間陸軍軍事學校的校長，又會有什麽反應和評價?

　對“降人”委以重任，不是多麽稀罕的事情。不過，這種事情，大多發生在兩種特殊的情形下:一是戰爭進入膠著狀態，勝負難分，厚待投降的敵人，在政治上，可以起到瓦解敵人軍心的重大作用;二是政權草創之初，人才匱乏，自然求賢若渴，哪有功夫管他什麽來路呢?

　當大局已定，政權穩固了下來，就不能再輕易地重用“降人”了。一是厚待“降人”的政治需求已不存在，二是自身的人才梯隊已經建立起來，既沒有足夠的重用“降人”的人事需求，也要防止“空降幹部”對正常的人才遞升機制造成不良影響。

　關卓凡用田永敏，當然不是為了“瓦解敵人軍心”——對長州藩，軒軍始終保持著壓倒性的優勢，戰事從來沒有“膠著”過，基本沒有“瓦解敵人軍心”的政治需求，何況，他重用田永敏，是剛剛的事情，距征日結束，已經整整半年了。

　那麽，大清開國已經兩百余年。大局早定。政權早就……穩固……下來。呃，“自身的人才梯隊”……

　呃，好像有哪裡不大對勁……

　時逢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帝國猶如一隻老朽巨輪，一頭扎進狂風暴雨之中，使出渾身解數，堪堪闖過風最急、浪最高的險灘，現在的局面。只能說是堪堪從“風雨飄搖”中走出來，看見了天際的一縷陽光，“穩固”二字，是早早就做了明日黃花的。

　帝國的人才培養、選拔機制，同樣老朽不堪。關卓凡感歎過的中國的“人才薈萃”，僅僅是紙上富貴，或者說，最多是隻“潛力股”，在帝國的人才培養、選拔機制不做出全面、徹底的變革之前，

無法真正變現。

　“人才梯隊”神馬的。是根本談不上的。

　就是說，關卓凡面對的局面。就是不折不扣的“草創”。

　因此，不拘一格用人才，就是必須的了。

　在這個時代，田永敏——大村益次郎，是關卓凡能夠找到的、可以為己所用的、最優秀的人才之一。

　日本的“蘭學”，淵源久長，其來有自。大村既通漢學，亦通蘭學，而且，他之“通”，是真的“通”——未必有多麽“精”，但深知底蘊，明曉優劣得失，不是浮光掠影，不是皮相之見。

　這一點，中國絕大多數辦“洋務”的人，都比不了。中國辦“洋務”的人，哪怕最通如郭嵩燾、李鴻章者，對西洋的文明制度，最多也只能說是“知其然”，但人家的裡子、底子，是“不知其所以然”的。

　大村的蘭學，不僅“務虛”，還能“務實”。除了老本行蘭醫，對船舶、機械、土木，大村都有相當程度的涉獵，且都能稱得上一個“通”字。

　在軍事上，大村不僅是指揮作戰的天才，還是理論著述的大家，他著有《兵家須知戰鬥術》、《兵陵戰》、《築城典型》、《舶工須知》等著作。

　這種實踐、理論一把抓的大拿，莫說當時的中國絕無僅有，就是在狂飆突進、英才輩出的幕末日本，也是極其突出的。

　現階段，關卓凡不可能把軍隊交給田永敏指揮，但說到“以我為主”的陸軍軍事學校的校長，關卓凡實在想不出有比田永敏更合適的人選了。

　大村剛剛被俘投降的時候，對軒軍的體系、制度、運作，自然還是隔膜的，但做了半年的後勤參謀和作戰參謀，以大村益次郎——田永敏之能，不但什麽都一清二楚了，且理解之深，拿捏之準，後來居上，超過了大多數的軒軍官兵。

　事實上，即便不指揮作戰，田永敏的能力，也不是一個軍事學校的“總辦”能夠局限的。

　他在長州藩主持的軍製改革，不僅僅是軍事制度上的脫胎換骨，還是極其重大的政治和社會變革。

　其中最重要者，是大村益次郎廢除了日本千年以降的“馬廻眾”制度。

　所謂“馬廻眾”，就是騎馬圍繞在主公周圍的親兵。大名的叫“馬廻眾”，幕府將軍的叫“旗本”。長州藩的“馬廻眾”制度，又稱“八組制度”，由八家重臣世襲藩主的“馬廻眾”——其實就是由這八家子弟世代壟斷藩軍的各級官職。

　因此，對長州藩來說，“八組制度”不僅確定了軍製的格局，還是整個政治和社會格局的根基:大名居中，八大家族環繞拱衛，共同統治長州。

　舊藩軍就是由這八大家族的私兵組成的，大村益次郎大手一揮，通通解散，連藩主毛利家的也不例外。然後，以“奇兵隊”等“諸隊”為骨乾，再選拔舊藩軍之精銳者，重新編成軍政、軍令一統的新藩軍。

　選用軍官上面，一手將大村提拔起來的高杉晉作，首先打破了士農工商的界限，但好歹還弄了個“武士”和“匹夫”的袖標，以示區別。可大村益次郎更進一步，連這個袖標也不要了，徹底打破了階層之間的限制，晉升選拔，不問出身，全看能力。

　如此一來，不但軍製徹頭徹尾地變過了，長州藩的整個政治、社會利益格局，亦重新洗牌來過。

　商人、低級武士、小作坊主、農民，一股股新鮮血液，呼嘯著注入長州的肌體，長州脫胎換骨了。

　原時空，長州能夠以一藩之力，打敗幕府傾國來攻，大村益次郎的改革，是最重要的原因。

　大村益次郎對政治並沒有太大的興趣，但他廢除“馬廻眾”制度，等於在強敵壓境之下，以“強軍”的名義，為長州藩不聲不響地完成了意義極其重大的政治和社會變革。

　甚至，關卓凡以為，可以這麽說:近現代日本國家之濫觴，亦由大村益次郎廢“馬廻眾”制度而來。

　如此一個人才，只要能夠保證他的忠誠，為什麽不予重用?

　辦陸軍軍事學校之外，關卓凡的心目中，田永敏是定位為“軍師”的——參讚一切，並不局限於軍事。

　那麽，能不能保證他的忠誠呢?

　能。

　關卓凡說的“忠誠”，並非要田永敏為他本人上刀山、下火海，而是:能否拋棄殘存的日本族群認同，全心全意為中國服務?

　能。

　首先，大村益次郎不是一個武士。

　這不僅僅指他的出身——大村益次郎出身一個醫生家庭。更重要的，是指他的思維、行為。

　大村益次郎說過這麽一句話:“吃敗仗的時候，與其無謂地繼續抵抗，不如早早撤退為好。”

　他的腦子中，全然沒有“武士之道”這根弦，在幕末一大群狂熱的牛人中，這是極其另類的。

　在當時的日本，沒有武士身份的自我認同，就不大會有明確的政治立場——因為不存在明確的效忠的對象。

　大村益次郎因此成為了一位“政治上的沉默者”。

　他基本沒有表示過在“尊王”、“攘夷”、“佐幕”、“倒幕”這些“大是大非”問題上的立場。

　他是長州人，卻由宇和島藩入仕。在幕末門戶森嚴而對立的政治格局中，大村益次郎沒有表現過任何明顯的“門戶之見”。

　大村是一個“士”，但不是“武士”，他更像春秋戰國的“遊士”。只不過，他不靠嘴皮子過日子。

　或者，用現在的話說，大村益次郎是一個非常純粹的“技術官僚”。

　這個時代， 日本的國家認同，還遠未形成——也許永遠也形成不了了。在這樣的背景下，大村益次郎這樣的一個人，不僅可能改換門庭，還可能改宗易籍:從一個“準日本人”變成一個真正的中國人。

　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當然，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為了開好這個頭，關卓凡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先抑後揚，磋磨了大村益次郎大半年，一直到大村所有的不切實際的想法都被磋磨掉了，終於醒悟過來，真正“輸誠”了，才大加辭色，委以重任，酬以厚祿。

　嗯，如此冰火兩重天，這個由大村益次郎而來的田永敏，應該真正爽到了吧?從此以後，應該死心塌地、鞍前馬後，為俺打工了吧?

　好啦，囉嗦了這許多，夠了。

　明天，該去看看我的新艦船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