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卓凡放緩了語氣，說道:“這件事情，不是你們想象得那麽難。
　他輕啜了一口茶，說道:“比如，走在前面的士兵，在背囊上貼一張大字，後面的士兵不就可以‘念書’了嗎?”

　爵帥此議，大夥兒頗覺匪夷所思，可是……似乎也是可行的。

　關卓凡說道:“我舉這個例子，是要告訴各位，還是剛剛那句話——辦這件‘工程’，關鍵不在‘有力’，而在‘有心’。只要‘有心’，自然可以生發出許多有用的點子。”

　他頓了一頓，說道:“這是‘善政”，說句俗氣點的話，是‘積功德’的事情。你們想想，士兵們學會了識字，他們和他們家裡的人，不都要感激你們一輩子?”

　這倒是實在話，將領們聽得心裡面暖烘烘的。

　關卓凡說道:“這件‘工程’，要由軍團長主辦——華遠誠，我不是叫你做師傅，是叫你‘辦工程’。還有，我相信，你會成為士兵們的最好的表率。”

　將領們都笑了起來。

　關卓凡鄭重說道:“這個‘課本’，我會親自參與編寫。”

　將領們都微微動容，爵帥是真的重視這件“工程”，大夥兒真正要拿出吃奶的力氣了！

　關卓凡確實是重視“掃盲工程”，但他親自參與編寫教材。卻另有不能宣之於口的深意。

　關卓凡要借助“掃盲工程”，完成對軒軍的“再教育”。說的難聽一點，就是“洗腦”——要叫軒軍上下，以關卓凡所思、所想，去思、去想，最終使他對軒軍的控制。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可移替。

　大多數的文盲，對文字和書籍，有天然的敬畏。他們的潛意識中，多認為油印在紙面上的文字，就是“道理”，就是對的。因此。在學習識字的過程中，“學生”們自然而然，會接受教材所揚，反對教材所棄。

　這是一個向士兵們灌輸“正確思想”的絕好機會。

　這些“正確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培養基本的國家、民族意識，樹立為國家、民族戰鬥的覺悟。

　這個“國家”，是“中國”。

　教材中少不了的五個字:

　“我是中國人”。

　當然。還得加一句，“我是大清人”。然後要解釋，咱們中國。好幾千年了，一個朝代有一個朝代的國號，生在大唐，即是“我是大唐人”，生在大清，即是“我是大清人”。

　這樣。這個教材，既奉“大清”為正朔，就不致有什麽大的關礙。

　這個“民族”，是“華夏族”。

　漢人、滿人，都是“華夏族”。

　這個話，相信朝廷也是愛聽的。

　第二，淡化“忠君”概念，培養公民意識。

　切入點是，“我等軍餉子藥吃用，皆是老百姓的血汗錢”。

　就是說，拿了老百姓的錢，就要替老百姓做事;如果拿了人家的錢，不替人家做事，反過來還騷擾擄掠人家，那還能叫人嗎?

　第三，灌輸“革新”意識。“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還有，“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動跑掉”。

　第四，開眼看世界。“人家的東西，只要是好的，咱們就要用。”

　第五，“新政好”。沒有新政，中國就不能富強;沒有新政，就沒有軒軍遠高同儕的軍餉，甚至就沒有軒軍。所以，凡我軒軍，皆要為新政“保駕護航”。

　第六，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

　第七，培養對關卓凡個人的忠誠。

　其實，關卓凡兜來轉去，根本上，就是為了這最後一條。

　如果只是走傳統的拉同鄉、喂銀子、用私人的路子，也許也能把這支軍隊攏成自己的“私兵”，但這一定是一隻沒有什麽戰鬥力的“私兵”，搖搖晃晃，說塌就塌。

　這樣的一支的軍隊，勉強攏在手中，又有什麽大用?

　如果經過了前面的一系列思想觀念的改造，這支軍隊，就是支準現代化的軍隊，即便關卓凡不采取任何的“非常手段”，除了他這個“締造者”，在本時空，也沒有任何一個舊官僚、舊君主可以指揮的了。

　這才是保證對軒軍絕對控制權的“正途”。

　何況，關卓凡還有一大把的“非常手段”。

　這個“非常手段”，當然不是擺明軍馬，要求“忠誠領袖”，那未免太刺激朝廷的眼球了。

　而是“迂回攻擊”，“曲線救國”。

　比如，這個“課本”，分成多章，每一章都會有一段“爵帥的話”，或者叫“爵帥講話”——都行，叫什麽名字，關卓凡還沒想好。

　這“爵帥的話”，自然都是好話，講大道理的話。只是全書沒有一句“皇上的話”，“太后的話”，通通都是“爵帥的話”，這本書念完了，在“學生”的潛意識中，“金口玉言”的那位，自然就變成了“爵帥”。

　在書裡，關卓凡戴了一位老師的面具，話說的再多，也算導人以善，對此，不會有誰有意見吧?

　而且，中國的政治傳統中，皇帝也不能隨便說話，因為開口就是“君無戲言”，變不了現的話就尷尬了;另外，皇帝高高在上，底層的子民，平民也罷，士兵也好，是“沒有資格”直接聆聽“綸音”的。

　到了近現代，周邊工業化大潮浪濤洶湧，還玩這種農業社會的裝逼路數，關卓凡以為，屬於自動放棄話語權，須怪俺不得。

　還有，軒軍的文書布告，打頭的四個字，一定是“奉爵帥令”，全文極少出現“朝廷”或“聖諭”這種字眼。

　“奉爵帥令”和“爵帥的話”，起到的是相同的作用。時間長了，軒軍上下，自然而然就認為，有權力對自己下命令的，就是“爵帥”了。

　而“奉爵帥令”，在台面上，有非常合理的解釋。

　軒軍“奉旨以西法練兵”，其兵製非朝廷經製。因此，在體制上，朝廷給軒軍的任何敕誥，都是給關卓凡一個人的，然後由他“代表朝廷”實施。

　軒軍的將領，在朝廷經製中有具體職務的，其職務和軒軍並不發生直接關聯。因此，軒軍任何一位將領，都無法單獨接受朝廷的敕誥。

　如薑德的“狼山鎮總兵”，和他的“松江軍團第四師師官”沒有任何關系。只有事關“狼山鎮”的軍務，才能發給薑德本人。呃，江蘇的“狼山鎮”，已經裁得差不多了，能有什麽軍務，非得遠在天津的薑總兵本人來辦呢?

　松江軍團軍團長華爾，“三等子爵，賞戴頭品頂戴，提督銜”，更是只有爵位、榮譽和級別，在朝廷經製中，沒有任何具體職務。

　軒軍種種事務， 不僅管理建設完全自主，將領任免和部隊調動，亦百分百操於關卓凡一人之手。朝廷在事實上固然干涉不了，即便在體制上，也很難乾預——什麽“師官”、“團官”，根本就不是朝廷的官。

　這就是關卓凡要采取新建制的第二個原因:將軒軍和朝廷徹底區隔開來。

　新軍裝，新儀注，新建制，新思想，通通都是為了這個目標。

　既為保證軒軍的戰鬥力不下降，也為保證自己對軒軍的絕對控制。

　這個時候，相對於中國其他軍隊，這支軍隊的戰力，佔有壓倒性的優勢。只要軒軍在手，通向大目標的路上，不論有什麽蹉跎起伏，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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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

　明天一更，放在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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