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祥之心痛，並不僅僅出於他和恭王的個人情分。

　朝野公認，文博川“正色立朝”，這個“正”，既為“嚴正”，亦為“中正”，意思是說，在政爭面前，文祥的立場，相對中立而公正，不會因為個人的因素，輕易“選邊兒站”。在這一點上，他和寶鋆，雖同為恭王的左膀右臂，卻有著本質的不同，寶鋆確實是恭王的“私人”，但文祥確實不是恭王的“私人”。

　以前，文祥一度希望，肅順、恭王二人，能夠同舟共濟，互補有無——在文祥看來，肅順的銳意除弊，恭王頗有不如;恭王的眼界開闊，肅順則難望項背，若二人攜手，正是天作之合，實為國家之福。

　可是，事實證明，這純屬空想，在肅順、恭王只能二擇其一的情況下，文祥自然只能選擇恭王。

　後來，類似的“空想”，文祥又放到了恭王和關卓凡身上。

　文祥亦一度以為，自己是能夠居中為恭王和關卓凡緩頰的——拿洋人的話說，自己應該是恭、關之間的一道“橋梁”。

　自己有一個天然的優勢，就是“瓜爾佳”這個姓氏。自己是瓜爾佳氏，恭王福晉是瓜爾佳氏，關卓凡也是瓜爾佳氏，你看，三個人都是瓜爾佳氏，這個“瓜爾佳氏”，不就是最好的一道“橋梁”麽?

　細論起來，自己的“瓜爾佳”，和恭王福晉的“瓜爾佳”，距離更近一些——兩個人都是正紅旗，關卓凡呢，則是鑲紅旗出身——當然，他早就抬進了正黃旗。不過，彼此就有疏離。也是有限的，兩紅旗其實同源:正紅旗為太宗長兄代善所領，鑲紅旗為代善長子嶽托所領。嶽托薨後，兩紅旗一度皆為代善管領。

　文祥的“空想”。既出於他為國家打算的公心，也和兩紅旗的傳統政治立場有關。

　從代善開始，兩紅旗就秉持著這樣一條政治原則:堅持效忠皇帝的基本立場——不論在台上的是什麽人;如果涉及到皇權的爭奪，就力持中立，不輕易卷入爭位、奪嫡之類的大漩渦。

　代善支持太宗繼位，為自己這一支掙下了三個“”，之後，遇到類似的情形。兩紅旗就很少再做出頭椽子了。世祖繼位的兩黃、兩白之爭，多爾袞的身後被黜，聖祖晚年的九王奪嫡，世宗的兄弟相殘，這一系列上位者之間的劇烈爭鬥，兩紅旗都盡量與之保持距離——因為從不參與，所以從未被禍。

　可是，同為兩紅旗出身的關卓凡，似乎並未走上這樣一條中庸、平和的路子。

　文祥已經看的很清楚了，關卓凡這個人。狂飆突進，真正是“雖千萬人吾往矣”，這種氣魄。不是恭王能比的，倒是和肅順相差仿佛，都是一股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勁兒。只是關卓凡的手段，較之肅順，高明得太多，別人對他的觀感，較之肅順，亦天壤有別。

　拿“關恭合流”來說，其實並不是平等的合作。也不是文祥曾經幻想過的“互補有無”，實在是“恭”合於“關”。“恭”變成“關”的一部分。

　“恭系”的人物，作為個人。有本事、有能力，願意合於“關系”的，關卓凡無任歡迎，不但繼續委以重任，信用之專，甚至比在“恭系”的時候，猶有過之，譬如許庚身、曹毓瑛，以及自己。

　但是，“恭系”作為一個整體，卻是不允許繼續存在下去的;“恭系”的首領——恭親王本人，更加不允許繼續留在樞府之內。

　這一層，剛開始的時候，文祥還看不大清楚，但是，愈到後來，愈是分明。

　關卓凡一點點、一步步，將“恭系”分化、瓦解，將恭系的地盤，一塊又一塊，拿了過去，將“恭系”的人，一個又一個，從原來的地盤上，或者“俘虜”了過去，或者驅逐了出去，整個“恭系”，被他一口又一口地吃了下去，恭親王本人，也終於被徹徹底底的趕出了政府！

　雖然不情願，但形勢比人強，文祥最終也接受了這個現實。他也承認，一山不容二虎;也承認，對於國家而言，關卓凡是比恭王更好的選擇;也承認，如果關卓凡秉持兩紅旗的“中庸”的政治原則，很多事情就辦不下來，譬如，改革八旗，改土歸流，等等。

　可是，今天的情形，讓文祥覺得，關卓凡對待恭王，未免“狂飆突進”的太過分了！

　文祥曉得，在嗣皇帝的人選上，“上頭”和關卓凡，絕不會屬意載澄和載瀅——因為他們是恭王的兒子，把載澄、載瀅拎出來，就是走一個過場。

　同時，關卓凡也絕不會不曉得恭王對於“嗣皇帝”避之唯恐不及的本意。

　既如此，雖然過場不能不走，但如果肯與人為善的話，以關卓凡之能，怎麽可能想不出更妥當的法子，體體面面的走這個過場?為什麽一定要把恭王夫婦逼入如此難堪而屈辱的境地中?！

　恭王、關卓凡之間，雖然曾有齟齬，但恭王畢竟是有大功於國家的人，何況，兩人還是事實上的翁婿關系！何至於勘磨至此?

　較之載漪出局之輕松、體面——他還是“罪余之子”呢，就更加叫人替恭王不平了！

　文祥暗暗的吐出了一口長氣。

　可是——

　什麽才是“更妥當”的法子呢?

　文祥的腦子，轉了又轉，一時之間，卻是計無所出。

　他不由得苦笑了。

　還有，也是更重要的，既然不願意立載澄、載瀅，載治、載漪兩個，又沒有二次承繼的資格，那麽，難道真的要到仁宗一系之外去找嗣皇帝?

　這可是下下之策中的下下之策啊！

　如是，宣宗一系、仁宗一系，一定不會讚成。反對的力度會去到何等的程度，目下，包括當事人自個兒——宣宗一系、仁宗一系的親貴。大約都無法預料。

　這還不是最嚴重的。

　睿王那句“花多眼亂，大夥兒的心思，也跟著亂了”。可不是玩笑話！一旦帝系偏移過甚，不論嗣皇帝出於哪一支。其他的支系，一定不服氣:彼此都是一樣的人，憑什麽你那一支能做皇帝，我這一支就不能做皇帝?誰的祖宗的功勞少過誰嗎?

　什麽，你“德才兼備”?哈，哪個封的?我還說我“天縱英明”呢！

　這個念頭一起，就不得了了！想一想司馬氏的“八王之亂”吧！

　本朝的情形，不同兩晉。未必會走到那一步，可是，八旗彼此之間，離心離德，怕是不可避免的了！

　這，才是最可慮的！

　還有，如果嗣皇帝將來食言而肥，跑去尊崇“本生父”，重蹈前明“大禮儀”的覆轍，那就更加熱鬧了！

　這幾重狀況疊加在一起。大清會變成一副什麽模樣?

　真是略一思之，便不寒而栗！

　文祥思潮起伏，自個兒猛嚇自個兒。不過，“不寒而栗”的，並不止於他一人。

　驚心動魄的場景過去了，沉重的靜默之中，大部分的親貴，回過些味兒來了，不少人，都開始覺得心底隱隱生寒。

　不過，他們“不寒而栗”的對象和內容。並不同於文祥。

　遠支親貴、近支親貴的感受，又不一樣。

　除了睿王。其余的遠支親貴，原先都沒有想到。自己會被叫來見小皇帝最後一面——雖然，這一面，其實也沒有真正見上，不過，意思總算到了;更加沒有想到，自己竟然會有機會參與“議立嗣皇帝”這個恭王口中的“國家第一件大政”。

　本朝以八旗立國，國初之時，諸王貝勒並立，皇權其實有限。順治朝，多爾袞獨攬大權，壓迫世祖，可是，另一方面，卻也開始集權於樞庭。多爾袞死後，追爵毀墓，黜出玉牒，但他手造的這個局面，卻維持了下來。某種意義上，如恭王“退歸藩邸”之前，密議於文祥、寶鋆時分析過的，帝系算是“因禍得福”。

　康熙朝削藩，削的，不僅僅是西南三藩，其實還有帝系以外的軍功宗王，在聖祖手上，皇權終於初步鞏固了。

　世宗登基之後，不僅帝系以外，帝系以內的宗王，一般大力裁抑，怡賢親王允祥，算是最後一位真正掌握事權的宗王。

　允祥死後，宗王不涉中樞，這條規矩，就算正式定了下來。雍正以後、乾、嘉、道、鹹四朝，都凜遵無誤。

　這條規矩，是在文宗手上、恭王身上打破的。文宗不僅叫恭王進了軍機，還叫他做了軍機領班——恭王是宣宗親子、文宗胞弟，他的身份，不進軍機便罷，既進軍機，便無法居他人之下。

　文宗破壞祖製，並非因為他推重恭王，少了老六就過不了日子，實在是因為文宗之得位，不無機巧之嫌，自覺內疚神明，不能不對輿論有所敷衍，不能不對恭王有所補償。

　這個口子一開，就再也收不住了。

　文宗、恭王兄弟齟齬，恭王被趕出了軍機處，趕回了上書房，文宗啟用自己真正信任的肅順、載垣、端華——載垣是允祥一支、聖祖一系，到了鹹豐朝，雖然距離帝系已經很遠了，但還可以勉強劃進“近支親貴”，肅順、端華兩兄弟，卻是地地道道的“遠支親貴”。

　肅順的爵位，不過一個輔國將軍，載垣、端華，可是兩個不折不扣的“”，就是說，不但遠支親貴進了中樞，遠支宗王也進了中樞。

　肅順掌權的日子，大約是康熙朝以降，“遠支親貴”最風光的日子。

　可是，這份風光，僅止於肅順、端華哥倆兒，其他的遠支親貴，不僅沒從肅順這兒落著一點兒好兒， 反被他一邊大罵“咱們旗人混蛋多”，一邊大力裁抑，弄得灰頭土臉，一肚子的惡心。

　所以，肅順伏誅，不論近支親貴還是遠支親貴，都一律叫好，彼時，不少人還有這樣一個幻想:肅六塌了，恭六“複起”，咱們這班遠支親貴，是不是就可以“出頭”了?

　事實證明，這僅僅是一個幻想。

　表面上，恭王雍容揖讓，就對一個六品的主事，也是客客氣氣的，同肅順的囂張跋扈，動輒指著人的鼻子罵，天壤有別。實際上，他把所有的權力，都抓在了自己和自己的親信的手裡，中樞的權力，其余親貴，包括胞弟醇王在內，都碰不著邊兒。

　近支親貴尤如此，遠支親貴就更不必說了。

　因此，大夥兒很快就有這樣一個共識了:恭六和肅六，其實是一丘之貉！就有區別，也不過是一個披了張羊皮，一個沒披那張羊皮罷了！

　直到關卓凡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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