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慈烺一篇“宗”字寫完，身上微微出汗，放下毛筆將紙疊了起來，讓內侍收入字紙簍中。這種習慣古已有之，不是因為紙貴，而是對文化的敬畏。收集到了一定數量，這些字紙就會被畢恭畢敬地在庭院中焚毀，算是質本潔來還潔去。

　　如今大明的造紙作坊不足以提供足量的工作用紙，毛筆書寫近乎奢侈，只有最終定稿留存的文冊才用好紙和毛筆寫就。平時工作流程能用沙盤用沙盤，不能用沙盤則用黑板白筆，若是一定要寫在紙上，也是用炭筆，寫過一道之後還可以再用毛筆寫一道。

　　朱慈烺又發動治下收羅舊紙，將原本要焚化的字紙回收再造。因為技術問題，這種土法再生紙不便用來書寫，但可以解決個人衛生問題，也算是廢物利用。

　　內侍接過廢紙，不敢多看，直接送去陸素瑤手中，收入字紙簍。皇宮中單獨有寶鈔司，專門負責處理有禦筆的字紙——以及準禦筆，皇太子殿下的字紙。

　　陸素瑤處理了廢紙，通報道:“殿下，李明睿到了。”

　　“請他進來。”朱慈烺端起茶缸，大大飲了一口，胸中頓時快意許多。

　　李明睿身穿公服，胸口正是象征公正嚴明的獬豸補子。他腳下生風，幾乎是小跑一般進了朱慈烺的書房。不等陸素瑤拉上門，李明睿已經飛快地躬身作揖，口稱參見，旋即道:“殿下為何要因人定法?”

　　灋者。刑也，平之如水。故而從水;廌就是獬豸，見人不直則以角相觸，故而從廌去。

　　古人造“灋”這個字，已經涵蓋了對法律的基本認識:公平，正義。

　　在李明睿看來，軍人與百姓分別立法，無疑是將人分成了兩類，施法不同。則社會地位不同。從現在出台的軍法來看，軍人倒是要比百姓更高一些。比如對軍人嚴禁刑訊逼供、受審時可以不跪、只要後動手便是自衛，即便犯了人命也不為罪——而尋常百姓則有防衛過當之論。

　　“尤其是審訊之法，各級法司不得過問，唯有軍中處置，這豈非為情弊所特設?”李明睿到皇太子面前並非來討論法哲學的，而是切實指向張家口的儈子手:周遇吉。

　　周遇吉在張家口的作為。朱慈烺和崇禎是喜出望外;南商則是喜聞樂見，紛紛趕赴張家口分一口湯喝，並且大肆佔領西商的市場份額，尤其是鹽、鐵、糧三個民生領域。可以說朱慈烺吃了肉，湯和骨頭都被那些浙商、徽商分了個乾淨，絕無半點浪費。而徽、浙商幫因為支援過山東。自覺從龍有功，吃得心安理得。

　　最不高興的是晉商。

　　晉商可不是只有張家口的八大家，事實上張家口的晉商只是山陝商幫的一個分支，承接關口內外。他們倒了之後，晉商當然也一體受損。自然要發動朝中關系反撲。他們對皇帝、皇太子沒有法子，卻自信能乾掉周遇吉。只要周遇吉慘死。日後還有誰敢為了朱家來當這劊子手?

　　按照常理，皇帝也會有意無意推出個替死鬼，丟車保帥，最後事態平息，而皇帝仍舊是英明神武，倒霉的只是那個“不會做事”的家夥罷了。

　　李明睿未必是被收買的，但肯定有人在他耳邊將周遇吉此事說成對“大明法治”的嚴重破壞。李明睿雖然不蠢，終究偏執於眼前的領域，只能從大理寺卿的角度看問題，無法看穿這政局人心的雲譎波詭。

　　“變祖製的事，得一步步來。”朱慈烺權當不知道晉商在後面的動作，也知道李明睿斷不會被人收買，否則東廠早就有報告上來了。

　　“殿下，如今有周遇吉一案，正是變製的好時機。”李明睿以為朱慈烺另有顧慮，進言道。

　　“你知道為何太祖定製，軍戶犯法只能由衛所、都司審理，不能為府縣管轄?”朱慈烺問道。

　　實際上非但是軍戶，就是在衛所土地上生活的民戶、匠戶，其司法管轄權一樣屬於衛所都司，不受府縣管理。

　　“國初時無非是為了養百萬之軍。然而目今衛所已經名存實亡，殿下何必仍要拘泥於此?”李明睿不解道。

　　“不光是為了養軍。”朱慈烺搖頭道:“因為軍中本就另成格局。一般地方，百姓能跟官府講理，還可以上訴請願。軍中可以麽?軍中本就是官大一級壓死人的地方，又日夜枕戈以待，刀頭舔血。不曾參軍上陣之人，如何能夠明白其中感受?”

　　朱慈烺又道:“更何況軍中另有法度，若是以民法治軍則失之嚴;以軍法治民則過於苛。比如軍中火銃不修、刀槍鏽蝕，都是要入刑的罪過，如何與民間相通?難道農民鋤頭鏽了，也抓起來打一頓?”

　　李明睿擰了擰眉頭，也覺得軍法在某些條例上是民法所無，有些則比民法嚴苛，但關鍵在於自家人難斷自家事，比如周遇吉，在五軍大理寺就被判定“無罪”。若是放在大理寺判，肯定要定他個殺戮無辜的罪名！

　　他卻沒想過，朱慈烺一心一意要讓士卒有尊嚴、知榮辱，怎麽可能再讓文官凌駕於武官之上?那些正一二品的武將，見了五六品的文官都要下跪，這樣變態的社會誰還肯拋頭顱、灑熱血地保家衛國！

　　“再說周遇吉的案子，我倒覺得判的不錯。”朱慈烺頓了頓:“張家口尚未光複，處置一些從賊的奸細也是理所當然。如果那裡有法司，周遇吉自然不能妄為。然而既然是他攻下的敵佔區，肅清奸細、剿滅敵寇，也是本分。莫要糾結於此了。”

　　李明睿嘴唇翕張，正要辯解，朱慈烺突然又道:“對了，親親相隱之製議得如何了?”

　　李明睿隻得無奈地被皇太子岔開話題:“我部所議:在五服之內，皆當隱匿;五服之外，唯有師生可隱匿。”

　　孔子所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從唐律起，“親親得相隱匿”就正式成為了重要的司法原則，寫在法律之中。在後世看起來是“窩藏罪”的罪行，在禮法社會卻是理所當然的“直”。

　　如果兒子告發父親，還可能承擔比父親本罪更重的罪。比如父親偷盜，判徒一年;若是兒子告發，則有悖人倫，要判流放三千裡充軍。

　　在明律中，自然也有相關規定，但司法實踐中卻有些模糊。比如漢宣帝時候，卑幼首匿尊長不負刑事責任;尊長首匿卑幼，死刑以外的不負刑事責任。唐律中也有謀反、謀大逆、謀叛等十惡重罪不得適用“親親相隱”之條。

　　“五服相隱是否太廣了些?”朱慈烺問道。

　　這裡的五服指的五等喪服，也是區別親屬關系遠近的標識。最重的是斬衰，用最粗的生麻製布做成，斷處外露不緝邊，表示毫不修飾以盡哀痛，服期三年，為至親所服。其次有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依次減等，代表親戚關系漸漸淡化。也就是說，在如今這個時代，同五世祖的親屬喪期，還要穿素服、以尺布纏頭，但到了同六世祖的親戚，便無服了。

　　故《禮記?大傳》雲:“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

　　這些放在文案裡說明，往往看得讓人頭疼，然而真的碰上事情，百姓卻都十分清楚，而且若有人穿錯了服，還會被鄰裡鄉親嘲笑。李明睿采用“五服”論，也是借助這種深厚的風俗傳統，輕松地解決了民法中關於近親屬、利害相關人等定義。

　　“其中另有分別，臣當撰文以進。”李明睿只是大致道:“死罪只在齊衰以內，十惡之罪只在斬衰。親屬之間犯罪，以卑幼犯尊長者，不得用為相隱;其他為近親可隱，為遠親不得隱。”

　　“造反都可以隱匿不罪?”朱慈烺一皺眉。

　　“十惡之罪若是檢舉，可以減免主犯罪等;相為隱匿則不為罪。”李明睿道:“蓋因天倫不壓人倫之故。”

　　父母與子女是天倫，君臣只是人倫，在明人眼中，唐律給十惡大罪開出的後門補丁純粹是以人倫犯天倫，屬於非禮。

　　朱慈烺沒有多爭執，道:“株連之法可以廢，但財產問題如何處置?”

　　親親隱匿的結果就是株連、夷族這類的酷法全面取消。朱慈烺不在意少殺那麽幾個人，關鍵問題在於犯罪財產如何充公。像李三才那樣，一方面自己當清官罵皇帝，一方面他兒子聚斂百萬家財，朱慈烺是無論如何不舍得放過這種人的。

　　“若是分家析產，則各自為判;若是並無分家，則為視其私產。”李明睿聲音漸低，顯然有些缺乏底氣。

　　“某人犯罪，該當罰金三千兩。若是其父尚在，其何來家產當罰?”朱慈烺問道。

　　直系尊長在世，子女不可能有名下財產，最多就是例銀存下的私房錢。如果子女在父母在世時敢說分家析產，直接就被官府治罪了，都不用父母告他們忤逆。

　　李明睿的問題就在這裡，如果不株連，罰金刑的執行力度就有很大的漏洞。

　　“我給你出個主意，你們回去議以議。”朱慈烺道:“民商法裡有無限連帶責任，若是引入斬衰之例，則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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