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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偽軍攻打蕪湖的兩個主力師團被全殲，基本上使得這次的試探‘性’對蕪湖的收復作戰付諸東流。從武漢過來的日軍師團和附庸的偽軍，在接到了第6和13師團全軍覆沒的消息後，立即停下了進軍腳步，直接電報拍去西尾壽造那裡，請求戰術指導。

而蕪湖四軍方面，鐵詢幾乎沒有用什麽損失，連克日軍兩大主力師團，並且報了南京大屠殺的前仇，一血國恥，蕪湖各界甚至聞聽到這個消息的地區，也是極為興奮的。

借著這個機會，四軍將觸手延展到了整個安徽長江以南地區，佔據了包括宣城、銅陵、徽州等縣在內地大片地區，充實了四軍的地盤，要不是因為四軍現下也只有四萬多部隊，要不然四軍必然將部隊推進至周遭的江西、浙江等地了。

蕪湖保衛戰最終變成了皖南攻略戰，事情變化之，也出乎人們的預料。四軍指揮部聯合東南局的同志也很召開了緊急會議，商討皖南四軍以及抗日根據地的發展問題。

會上，穩住整個皖南地區，並充實四軍的實力，成為了大家討論的共識。不過眾人對於這個任務還是很樂觀的，畢竟四軍現在已有四萬可戰之兵，而且這個數字還在隨著征兵和訓練提高著，最大的底牌轉輪王幾乎可以扭轉任何不利的戰局，這如何不讓一眾四軍領導者們信心滿滿。

論是四軍的高層還是的高層，這個時候都沒有考慮利用紅‘色’幽靈和轉輪王什麽的，在短時間內完成驅除日寇的重大任務。一方面他們還沒有適應自己已經獲得的力量，而另一方面誰也沒覺得抗戰勝利會是如請客吃飯般簡單的事情。

畢竟日本為了侵略中國，已經做了長久的準備，而在國力上，兩個國家之間的對比，也實在太過懸殊。

盧溝橋事變爆發的時候，從經濟基礎角度看，日本每年的工業產值相當於60億美元，中國當年的經濟產值也就13。6億美元，日本當年的鋼產量是580萬噸，而中國當年的鋼產量只有4萬噸。日本當年煤的產量是5070萬噸，中國是2800萬噸。日本的石油儲備169萬噸，中國的石油只有1。31萬噸。銅產量，日本是8。7萬噸，中國只有700噸。

飛機，日本每年可以造1580架，戰爭爆發的當年就能造這麽多，中國一架也造不了。大口徑的火炮，日本當年生產了744‘門’，中國連一‘門’也造不了。日本當年造了330輛坦克，中國一輛也造不了。汽車，日本當年造了9500輛，中國也是一輛造不了。軍艦，日本當年生產的軍艦噸位是52400噸，中國一噸也造不了。

也就是說當世界進入這個機械化軍事時代的時候，中國居然不能生產任何一種機械化時代的主戰兵器，坦克、飛機、軍艦、大炮都不能造，那麽論是經濟形態、技術形態還是軍事形態，日本都已經遙遙領先中國一個時代。

也難怪斯大林說:中國沒有軍事工業，現在只要誰高興，誰就可以蹂躪她。

軍事上的差距也加明顯，當時中國的士兵大多數都是文盲，黃仁宇寫過《萬歷十五年》，他在抗戰的時候，當排長，據他的記錄，他就發現了基層的軍官，連點名的‘花’名冊都點不了，不認識字。平時就談不上研究戰術了，打仗全憑血氣之勇，憑冷兵器時代那種動員，那種‘激’勵士氣的方法。進攻的時候呢，以密集的隊形蜂擁蟻附，像螞蟻、像蜜蜂一樣。可是一旦失敗，就各自逃散，完全沒有戰術。單就‘射’擊訓練來看，當時一發子的價值，在中國相當於7斤半大米，或者是35個‘雞’蛋。所以平時，由於這個東西如此昂貴，軍隊在訓練當中，舍不得打子，一發子‘射’出，七斤半大米就沒有了，只能是空槍‘射’擊，這就導致後來軍事訓練素質非常低下，槍法不準，在戰場上就體現出來了。

背靠常凱申的中央軍，算得上是裝備最好、條件最好的了，也不過是每個士兵配發15發子，做實‘射’擊。而打起仗來以後呢，每個兵只能配發20發子。反觀日軍，《步兵‘操’典》規定，兵入伍後，每月用於實‘射’擊的子，步槍不能低於150發，機槍不得低於300發，結果就是日軍每個中隊都有三分之一步槍兵可以達到優秀‘射’手的水平。日本老兵的‘射’術，即便是在戰爭結束七十年之後，依舊被那些參加過抗戰的老兵不斷地提及。

這樣的懸殊對比，直接使得有著遠超國府軍膽氣和鬥志的軍隊領導人們，也不覺得擊敗日軍，光複全部國土是一件多麽容易的事情。

實際上，以本身的利益來說，抗戰的速結束並不算是一件好事情。當年常凱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曾經讓舉國大罵，但是後來的現實也能夠看出，光頭大隊長的憂慮是現實的。當年一支被追了二萬五千裡，躲在高原窯‘洞’裡，隨時可能就要崩潰的武裝力量，在與日軍和國府軍鬥爭的八年中，居然發展成了一百萬軍隊。而僅僅用了四五年的時間，就徹底地將kmt從大陸上的統治連根拔起，完成了一個實質上的統一。而kmt方面從1912年建國，一直到東北易幟建立起一個名義上的統一國家，則‘花’了16年的光‘陰’。

只要日軍還在中國一天，那麽吸引仇恨的mt就是國民政fu和常凱申，或者說國府軍就不能全力對付軍隊，那麽就有著足夠的空間去發展自己的群眾基礎，去擴建自己的軍隊。同時，一個抗戰能的政fu，還有一個凶殘暴虐的侵略者，都能夠幫助好地集聚民心。

雖然以上的論調很功利也很“反動”，不過客觀來說現實就是這樣。同樣來說，就算是將日本侵略者速趕出本土又能怎樣，也許他們不必再受侵略者的侵害，但是在國民政fu的統治下，他們的生活也沒有好到哪裡去。沒有打破舊有經濟秩序勇氣，多時間用來內鬥和腦殘的kmt政權，對於民生疾苦漠不關心，外來資本不斷洗劫著人民財富，本國官權資本也在大肆聚斂財富，小農家庭在不斷破產著，甚至地主們都過得越來越淒慘，城市裡的工人們正在拿自己的‘性’命換一口飯，並忍受著對他們的殘酷盤剝甚至人身侵害。不客氣地說，中國的紅‘色’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是真的到了不造反就會死的地步。

不論後世gzjy們如何粉飾民國時代的歌舞升平、文化‘激’‘蕩’，那些文化楷模、道德先鋒們的軼事，那些風流而富有文青范兒的高人故事，都不能代表那個時代，這個時代的真正呼聲就是予那萬千小民一個生路。所以，最終的革命成功了，帶著鐮錘標志的鐵靴踏碎了文青小資們的醉夢，撕掉了那看似美好實則已經潰爛的面皮，從最草根最接地氣的地方開始做，踏踏實實地改變這個國家的一切。

長遠來考慮，中國的紅‘色’革命不僅僅是驅逐日本侵略者，日本人走後就需要立即將中國最為畸形的一個政黨和利益群體，從已經比虛弱的中國母體身上，鏟除下來。也許有了齊願和轉輪王，摧垮kmt變得毫懸念，但是重建設這個國家、掌握這個國家可是需要實實在在的政治和軍事力量的。

比如，一座城市被佔據了，如何去治理這座城市?這勢必需要數量很多的基層幹部，以及足夠好的群眾基礎。當地的權勢力量能不能配合，有沒有可以遵循的成熟的執政方針，面對各種突發情況如何解決。經濟建設方面布局，工農業發展方面的見地，文教衛生事業的發展，民族宗教問題的解決。這些對於稚嫩的來說，恐怕都是天書一樣地東西。疑，現在的還不具備這個能力，能夠在武裝革命勝利後，切實地掌控這個國家，並極地發展好這個國家。

只能在盡可能的時間內，積蓄足夠強大的力量以待變天的到來，接過這個國家的命運後，能夠走得加平穩和穩健。當然，說積蓄多大的力量才夠，這個沒有一個標準，也沒有說能夠完全準備充分的一天，但是最起碼在國家建立的時候，沒有什麽大的‘波’瀾，不會出現一些人趁‘亂’攪屎的情況。

齊願把這個問題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也沒有開著轉輪王滿日本的搞破壞，只是定期‘性’地有目的地洗劫日軍的一些物資，並造成一些破壞，多還是為了補充四軍的需求。實際他本人的‘性’格也不如老爹齊一鳴那樣熱血，對待民族國家的問題，也都相對理‘性’，只要認定了一個方案，便會一直走下去，不會受個人感情左右。

1941年的‘春’季就在一場蕪湖保衛戰的落幕中到來了。神州大地上出現了一種詭異的平靜，忙著壯大自身，國府軍還在懷疑地觀察情況，而小日本則基本上處於一種失去理智的‘迷’茫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