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來福帶著江大忠和楊小驢回到五寨堡時，天已經黑了，此時家人正等著黃來福吃飯。

　　此時黃來福仍是滿心興奮的心情，他向黃思豪和楊氏招呼了一聲，便回到自己房內，他的外衣寬大，電腦包纏在腰間，竟是誰也不看出。進了自己房後，他將電腦包放到炕邊的木箱內，平複了下激動的心情，這才到大堂去吃飯。

　　草草吃過一些，黃來福便回自己房內了，楊氏在後面說了聲:“這孩子，怎麽晚上沒胃口?”

　　黃來福關好門，點上油燈，靠在炕上翻閱著電腦。他雖有黃來福以前的記憶，但對五寨堡在後世的具體位置還是不清楚。

　　此時他打開全國的衛星地圖資料，及五寨堡在明朝時的歷史資料地圖時。這才發現原來五寨堡就是後世山西省忻州市的五寨縣，地理位置是在山西省的西北部地區，東接神池縣，西連岢嵐縣，南臨寧武縣，西北與偏關縣、河曲縣接壤。總面積約在1391.3平方公裡。

　　後世五寨縣有人口10萬左右，此時的五寨堡連正軍加各軍戶家屬，也不過幾千人。此時的五寨堡和偏頭關，河曲，神池，寧武諸堡還均末建縣。

　　這就是自己的發展基地了，一個小縣，地不過1千多平方公裡，人口不到六千。自己該如何做呢?

　　黃來福查看著後世五寨縣的情況，試圖為自己的發展找到一些靈感。他在一個五寨縣地圖旁找到了一些相關的介紹資料:

　　五寨縣全縣地勢東南高，西北低，中部由南向北是“丁”字平川，面積約164平方公裡。

　　全縣土地總面積208.7萬畝，其中可耕地面積60萬畝，佔全縣總土地面積28.7%;宜林地面積74.7萬畝，佔全縣總面積的36%;宜牧地面積50萬畝，佔全縣總面積的24%。縣內石灰石、花崗岩、粘土分布廣，儲量大，開發前景廣闊。

　　主要河流有朱家川河、縣川河、嵐漪河、清漣河、鹿角河，是晉西北的富水縣之一。

　　五寨縣是一個農業和養殖大縣，主要糧食作物有馬鈴薯、蓧麥、玉米、糜谷、豆類等小雜糧;特別是馬鈴薯，每年全縣的種植面積均穩定在20萬畝以上，佔到總耕地面積的三分之一。

　　看到馬鈴薯，黃來福遺憾地搖了搖頭，依他知道的和查到的資料，馬鈴薯，這個小名叫土豆的東西，和番薯，小名叫紅薯，地瓜的東西，約是在明神宗萬歷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後，才從呂宋傳入廣東福建二地，首次攜來者，有陳複龍、林懷蘭、陳經綸等人，要傳到山西並廣為推廣，要到明亡後。

　　如果早幾十年土豆、紅薯、玉米之類的高產農作物傳入山西、陝西，當地人有飯吃，或許就不會有闖賊李自成之類的暴民大作亂了。

　　土豆和紅薯雖其貌不揚，這兩樣可是好東西啊。在明朝，當時的農作物就算風調雨順的話，一年一畝糧食產量不過三四百斤，這還是良田了，遇到災年，更是動不動就顆粒無收。

　　而土豆和紅薯收成可是按噸算的，動不動就畝產幾千斤。就是玉米，產量也比什麽谷物，小麥之類的農作物高多了，而且三者還都不佔良田，都可以在水稻、小麥不能種植的山地旱地中耕種。甚至可改良土地的土壤，把原來大片不可耕種的土地變成可耕種小麥和水稻的土地。

　　雖說這些雜糧口味上是差一點，但在大災時要餓死人的時候，誰還在意吃的東西口味是好還是差?總比什麽樹皮、草根、觀音土的味道好多了。

況且以營養來說，土豆和紅薯都含有大量的澱粉和多種維生素，不比谷類和小麥差。　　遺憾歸遺憾，歎息歸歎息，土豆、紅薯、玉米之類的高產農作物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就算現在去廣東，福建等地尋找這些農作物，誰知道它們是在哪個地方?

　　人海茫茫，地域廣袤，要找一些農作物是如大海撈針。找到了不知是哪年的事了，這年頭，從山西走到廣東，再走回來，再如大海撈針般尋找一些連當地人都不常見的農作物，需要多少年，是二年，三年，還是五年?

　　不過不管怎麽說，黃來福都決定會盡早派出得力手下，早往廣東，福建等地尋找這些高產農作物，在廣東，福建找不到，最遠就到呂宋等地去尋找。早一天找到，就早一天是自己的福份，更是大明百姓的福份。

　　前景是美好和光明的，不過遠水解不了近渴，眼下最重要是先解決五寨堡軍戶們的吃飯問題。

　　對於北方的老百姓和九邊重鎮的將士們來說，這些年的天氣有點怪，不是大寒，就是大旱，這老天爺好象從不停歇似的。

　　今年是萬歷17年，還好，隻不過是氣候有點反常罷了，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間時疫流行，旱情延及山東。南直隸卻又因降雨過多而患水，入秋之後山西又有地震，還是比較平淡的。

　　但在去年，也就是萬歷16年，可不得了，陝西，山西發生特大旱災。年春，豆麥反青灌漿季節，久旱無雨，加之狂風史刮，青乾無收，有收的亦才二、三成。六月至八月又亢旱無雨，所種秋苗，日曬風吹，俱各枯焦，秋糧絕收。

　　災區遍及西安、延安、慶陽三府及鳳翔、鞏昌二府的部分州縣。各地農民驚恐萬狀，扶老攜幼，逃到各地乞討度日。

　　而對這樣的嚴重災荒，萬歷帝不得不盡心賑災，一直忙到年底，才松了一口氣。

　　老實說，這種憂慮的日子，萬歷帝已經過了好多年了，從萬歷初年開始，這老天就明顯越來越有問題，不是南方水災，就是北方旱災。

　　各種頻繁災害的結果是，不但北方民眾衣食堪憂，九邊軍民問題也非常嚴重。明朝軍隊實行屯田製，明朝軍隊的重兵集中在九邊重鎮，而這九個邊鎮都在北方，常年頻繁發生大旱，導致屯田收成銳減，甚至有些年景還顆粒無收。

　　屯田不能自給，就需要明政府發給軍餉糧餉，加上長期的內外多事，致使軍費開支猛增。英宗時，每年支邊軍餉銀隻數萬兩，到萬歷初期時，軍費已是高達8百多萬兩。萬歷二十年時，寧夏、朝鮮、播州三大征，軍費支出達1460萬兩。萬歷四十六年至天啟七年，前後10年間對後金用兵，軍費達6000多萬兩。

　　由於災情年年加重，加上戰爭不斷，到萬歷三十年，已是老庫將盡，京糧告竭，太倉無過歲之支，從古以來未有公私匱竭如今日之窮者。萬歷三十六年，給事中汪若霖奉命巡視庫藏，發現者庫存銀隻有8萬兩，外庫蕩然無存，而同時拖欠的軍餉已達100余萬兩。從萬歷三十八年到天啟七年，拖欠各邊鎮軍餉銀達九百六十多萬兩。

　　邊鎮糧餉對國家財政的耗竭到了極大的地步。到了萬歷末期，尤其是遼東危急之後，國家財政基本上已是無力回天，導致了對後金戰事的失敗。

　　對於上面這些大局勢，五寨堡的軍戶們是不懂的，他們只知道，因為天災原因，五寨堡所屬的屯田已經好幾年沒什麽收成了。他們現在的生活，隻能靠上面每年發下來的一點可憐的月糧度日罷了，也不知道這樣的日子什麽時候才是頭。黃來福所見的五寨堡的軍戶生活隻是當時九邊軍鎮軍戶們生活的一個縮影罷了。

　　惡劣反覆的氣候讓大明朝的北方軍民們不知所措，這老天爺是怎麽了?黃來福卻知道，這樣的悲慘的日子，將來還要過下去，並且是連綿幾十年，越到後面就越嚴重。

　　這就是史上有名的“小冰河時期”，在中國歷史上共有兩次，一次是在五胡亂華時期，一次就是在這明末時期。尤其是明朝末期1580年――1644年，氣溫驟然下降到了千年以來的最低點。

　　災變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萬歷十三年(1585年)開始變得明顯，但時起時伏，1600年前後開始驟然加劇，崇禎一朝才達到災變的高峰。整個氣溫的回暖一直到明朝滅亡以後的1650年左右才恢復。

　　極度的酷寒使降雨區域普遍南移，這導致了明朝全國各地幾乎連年遭災。先秦晉，後河洛，繼之齊、魯、吳越、荊楚、三輔，並出現全國性的大旱災。同時鼠疫也開始蔓延，波及華北數省的大鼠疫終於在山西爆發，明朝末年蔓延到了京畿地區，這直接導致了北京城的輕易被攻佔。

　　長時間和高密度的災害對於一個人口龐大的帝國來說是致命的打擊，明末河南商丘人鄭廉在《豫變紀略》一書中，對崇禎時河南全省災害，作了詳細的統計年表，閱後觸目驚心。

　　“……崇禎3年旱。4年旱。5年大旱。6年鄭州大水，黃河冰堅如石。7年夏旱蝗。8年夏旱蝗，懷慶黃河冰。9年夏旱蝗，秋開封商丘大水。10年夏大蝗，閏四月山西大雪。11年大旱蝗，赤地千裡。12年大旱蝗，沁水竭。13年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陽地震，鬥米千錢，人相食。14年二月起大饑疫，夏大蝗，飛蝗食小麥如割。15年懷慶地震，九月開封黃河決……”

　　《豫變紀略》還抄錄了呂維祺給朝廷奏折的全文。呂氏曾任兵部尚書，退休在家，目擊河南災情嚴重、不吐不快。奏疏寫於崇禎七年，字字瀝血，不忍卒讀。

　　黃來福的目光停留在了電腦上，歷史上，創造了燦爛文明，但又飽經苦難摧殘的大明朝並沒有挨過1644年，雖然幾年後災難便逐步緩解並最終恢復正常，土豆和紅薯等高產農作物也很快得到推廣。自己的到來能改變大明朝的命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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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秋十月，碩果飄香。10月29日，記者從五寨縣有關部門獲悉，五寨縣秋收工作即將告捷，實現糧食生產連續4年大豐收，預計今年糧食總產可達2.2億斤，較上年新增糧食5100萬斤，同比增長30.4%，創歷史最高水平……”

　　黃來福目光停在後世五寨縣的一則報道中，慢慢的，他有了決定，就是在五寨堡優先發展農業，反正後世的五寨縣也是農業大縣。

　　雖說黃來福電腦中近現代工商科技資料很多，但聯系到目前自己的實力情況和當時所處環境，黃來福還是決定先發展農業，這是自己目前條件所可以做的，五寨堡本來就以屯田為主。工商業當然也要發展，不過等到五寨堡軍將們豐衣足食有了錢糧後再說。

　　優先以農為主，這是黃來福深思熟慮後作出的決定。

　　未來的大明朝幾十年內都將陷於小冰河時期，災害頻繁，糧食產量嚴重不足，經營農業可以說在未來幾十年都非常有光明的前景，不愁沒有市場。自己到時如果能解決五寨堡軍戶們吃飯問題的話，再以點帶面，解決或是減緩大明朝糧食不足的問題，將是名利雙收的結果。

　　況且，黃來福認為，在農業不穩定的時候，大力發展商業，並不會帶來什麽好結果，這方面，大明朝已經得到了深刻的教訓。

　　大明朝末期，商業極度發達，特別是萬歷、天啟、崇禎三朝時，海外貿易龐大，致使大量白銀流入中國，不完全統計，明朝末期從海外流入中國的白銀高達五億兩以上。

　　隻是如此多的白銀大量湧入，卻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通貨膨脹，各種商品的價格飛漲，糧價更是隨之飛漲，貧富二極越發嚴重，造成了許多問題。

　　農業不穩定，糧食產量不足時，商業貿易的繁華，還會導致另一個問題。比如大明的產糧中心，江南一帶的民眾看到商業的好處，覺得種糧不劃算，便將大片的田畝用於經濟作物的種植，使糧食產量更是進一步下降，這就是所謂稻桑之類的爭議。

　　本來大明朝北方幾十年都陷於小冰河時期，糧食已經嚴重不足了，加上南方的糧食產量又年年下降，導致大明朝的糧食更為匱乏，糧價更是節節攀升，糧價飛漲又帶動所有物品上漲，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加劇了社會矛盾。

　　這就是典型的無農不穩。

　　農業不穩，百姓沒有糧食，再繁華的商業也是無根的浮萍，風一吹就倒。所以說，在古代那極低的糧食生產力面前，加上災害頻繁，落後的交通。中國幾千年的“重農抑商”政策不是沒有道理的。

　　大明朝後期商業再發達，也拯救不了因農業崩潰而帶來的社會崩潰，反火上澆油似的增加了不少不穩定的因素。

　　況且，還有一點，明末的商業發達，白銀的大量流入，並沒有給國家財政帶來什麽好處。國家的財政，依然拮據。因為這其中的貿易紅利，基本上都給那些大商賈和文人官員們瓜分了。小民和政府，反是通貨膨脹的受害者。

　　一方面，大明的立國本是以一個以中小地主及自耕農為主的社會，在財政收入上，向來以一個簡樸的小農社會為參照物。這種從小農社會出發而制定的各種制度，包括財政制度，很難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化，官員們普遍沒有應付各種環境變化的能力。

　　這些文人官員對於民間經濟的發展或衰退，往往感到隔膜，兩眼一摸黑，無從下手。更不要說面對商業社會那各種複雜的變化了。自然，國家的稅收和預算也就不能隨之而增加或減縮了。大明朝很多官員根本意識不到社會商業財富的變化，根本沒有在商業方面增稅加稅的概念，只會慣性地盯在可憐的農民身上。

　　另一方面，在大明朝後期，整個國家經濟重心已經向工商業轉移，而此時，文官集團已經和商賈們相互勾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文官集團就是商賈的代言人，他們瓜分了大量的商業貿易紅利，如果朝廷和皇帝想起來要從商業方面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就會受到文官集團們的瘋狂阻撓。

　　挺住他們阻撓的，比如說萬歷帝，就因三餉加派，開礦榷稅，開增商業稅。被文官集團、大商賈們，加後來別有用心的韃靼人禦用奴才合夥痛罵。

　　說實在，三餉加派，黃來福是不讚成，這是加重農民的負擔，本來他們負擔就重了。但開礦榷稅，開增商業稅，黃來福卻是讚成的。

　　商人和文人當時佔.有了國家90%的財富，納點稅又怎麽啦?都是國家公民，你商人和官員就沒有納稅的義務，一定要將負擔全壓在農民頭上?雖說開礦榷稅時造成了一些商人的傷害，但兩害相權取其輕！讓商人哭，總好過讓農民哭。商人哭鬧，國家隻是小亂，農民哭鬧造反，國家則有亡國之禍。

　　這點在崇禎皇帝身上表現得很明顯，崇禎皇帝就是因為受到文官集團們的忽悠，大力減免商業稅，將國家稅收負擔大部分轉嫁到小民身上，使富者越富，窮者沒有活命的機會。雖得到了某些文人明君的稱號，不過也更加大了社會矛盾，加速了亡國的步伐。

　　最後崇禎皇帝國滅身死，而那些為了私利而忘大義的文官們和大商賈們，也沒得到什麽好結果。不是死在李自成等流寇的刀下，就是死在胡虜的刀下，再不就是搞個金錢鼠尾豬尾巴，做個奴才順民。他們辛苦積攢的財富，少則數萬兩，多則數十萬兩，百萬兩白銀，也盡成了他人的財富，或是化成了塵土。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說， 在農業不穩，糧食不足，國家財政制度又不合理之前，商業越繁華，或許帶來的負面效果就更大。

　　而反過來說，如果農業發展了，糧食富足，人民的需求豐富多樣了，工商業貿易也就自然發展。此時商業的發達，就是想抑止也抑止不了。而且此時的商業將會和農業良好地結合起來，更好地促進社會的發展。

　　放眼世界，也皆是如此。典型的如當時17世紀，18世紀時的英國。

　　一般認為英國的農業革命導致了工業革命。在當時，英國與歐洲人口的增長對糧食的巨大需求，導致了英國私人和國家的圈地運動，大租地農場的經營方式在英國農村佔據了絕對優勢。這種大租地農場的經營方式，極大地促進了英國農業的發展，英國的農業黃金時代到來。

　　而英國的農業革命又為工業革命的開展創造了必要的前提條件。它不僅為工業革命提供了必需的糧食和原料，還造就了一支自由勞動力大軍和廣闊的國內市場，而且也為工業革命積累了雄厚的資本。

　　最後，英國農業的發達，加快了英國商業的繁華發展，二者相互融合與促進，當發展到一定程度，生產力滿足不了市場的需求時，自然就要改進相關技術，於是以機器為主的工業革命就開始了。

　　近代英國的發展史，是比較成功的一段歷史，黃來福希望從他人國家的成功發展史中，吸取對自己和國家有用的東西。當晚，他一直在查看相關的資料，直到電腦電力不足，這才依依不舍地去睡覺。

　　而當晚，他也盤算好了未來的發展大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