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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我來自神聖羅馬帝國的科隆，我叫亞當.約翰“，對了，我還按照你們大明朝人的習慣，給自己漢名湯若望，字道末。耶穌會傳教士，天主教耶穌會修士、神父、我此次來中國是傳播上帝福音的，還請陛下允許我在大明傳教，並提供必要的安排，上帝會賜福於陛下的。”天啟皇帝一聽湯若望三個字，腦海中立刻便有了印象，湯若望就是幫助後來的康熙皇帝造出神武大炮的人。他前後在中國生活了四十七年之久，經歷了明清兩朝，先後被大明的崇禎皇帝和清朝的康熙皇帝啟用過，逝世後安葬於北京利馬竇墓左側，康熙朝封為“光祿大夫“，官至一品。在科隆有故居，塑有雕像。在意大利耶穌會檔案館有他大量資料。他以虔誠的信仰，淵博的知識奠定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在華40余年，經歷了明、清兩個朝代，是繼利瑪竇來華之後最重要的耶穌會士之一。湯若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國基督教史和中國科技史上是一位不可忽視的人物。

　　他繼承了利氏通過科學傳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歷法修訂以及火炮製造等方面多有貢獻，中國今天的農歷是湯若望在明朝前沿用的農歷基礎上加以修改而成的“現代農歷“。他還著有《主製群徵》、《主教緣起》等宗教著述。他以孜孜不倦的努力，在西學東漸之中成就了一番不可磨滅的成績。

　　1619年7月15日，湯若望和他的教友們抵達了澳門，被安置在聖·保祿學院裡。傳教士們一踏上中國土地，便開始精心研習中國語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話為目標。這些西方修士入鄉隨俗，脫下僧袍，換上儒服，住進中式房屋，並潛心研究中國經史和倫理，尋找其中東西方文化的融合點。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過程中，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讀漢文典籍的西方傳教士，自然贏得了中國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從而達到其傳播信仰的目的，這就是利瑪竇開創的“合儒超儒“的傳教策略。但有些狂熱的傳教士們，認為利瑪竇過於遷就中國人，影響了天主教的“純正性“，發展教徒速度太慢。在利瑪竇去世之後，開始改變利氏的傳教路線，采取激進式的傳教方式，堅決排斥儒家思想，嚴禁中國教民祭天、祭祖、拜孔子，激起了社會人士的反感與懷疑，釀成“南京教案“，傳教士們被驅逐，在中國內地幾乎無立足之地。

　　1622年夏天，湯若望換上了中國人的服裝，把的德文姓名“亞當“改為發音相近的“湯“，“約翰“改為“若望“，正式取名湯若望，字“道未“出典於《孟子》的“望道而未見之“取道北上。

　　1623年1月25日到達北京。湯若望到北京後，仿效當年的利瑪竇，將他從歐洲帶來的數理天算書籍列好目錄，呈送朝廷。又將帶來的科學儀器在住所內一一陳列，請中國官員們前來參觀。湯若望以他的數理天文學知識得到朝廷官員們的賞識。他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預測了1623年10月8日出現的月食。

　　1624年9月，他又準確地預測了月食。還用了一種羅馬關於月食計算的方法，計算了北京子午圈與羅馬子午圈的距離。為此，他寫了兩篇關於日食的論文，印刷分贈給各官員並送呈給朝廷。

　　1627年，湯若望被派到西安接替金尼閣的傳教工作。他在西安城內建立了一座小教堂，

除了開展宗教活動外，他始終堅持科學研究。他研究了從西安通向中亞、中東和歐洲的交通道路問題。為此，他不斷向過往商人、到北京向中國朝廷進貢的附件小國的使團，打聽和記錄他們行走的路線，經過的國名、地名、驛站名以及來往商品的名稱、貿易狀況等等。他據此寫山詳細的研究報名，寄往歐洲。他還花了不少時間考察了歐洲長期爭論不休的契丹，和北部中國的關系問題，理清了在中國的北部並沒有所謂契丹的地方。舊日所謂“汗巴利可城“是蒙古語對北京的稱謂。在地圖上應置於北緯40度，而竟置於50度以上，位置太靠北了。他這些觀點和利瑪竇是一致的。　　1629年《遠鏡說》刊印。成為傳播光學和望遠鏡製造技術的奠基性著作，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1630(崇禎三年)，由禮部尚書徐光啟疏薦，回京供職於欽天監， 譯著歷書，推步天文，製作儀器。同時，利用向太監講解天文的機會，在宮中傳播天主教，受洗入教的有禦馬監太監龐天壽等。湯若望在歷局期間，還同中國學者合作翻譯了德國礦冶學家阿格裡科拉於1550年撰寫的論述16世紀歐洲開采、冶金技術的巨著“礦冶全書“，中譯本定名為“坤輿格致“。

　　1634(崇禎七年)，協助徐光啟、李天經編成《崇禎歷書》一百三十七卷。又受明廷之命以西法督造戰炮，並口述有關大炮冶鑄、製造、保管、運輸、演放以及火藥配製、炮彈製造等原理和技術，由焦勖整理成《火攻挈要》二卷和《火攻秘要》一卷，為當時介紹西洋火槍技術的權威著作。

　　1636(崇禎九年)，湯奉旨設廠鑄炮，兩年中鑄造大炮20門

　　1638年，為謀取天主教在各省的合法地位，奏請崇禎賜“欽褒天學“四字，製匾分送各地天主堂懸掛。

　　1644(清朝順治元年)，清軍進入北京。湯若望以其天文歷法方面的學識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護，受命繼續修正歷法。

　　湯若望多次向新統治者力陳新歷之長，並適時進獻了新製的輿地屏圖和渾天儀、地平晷、望遠鏡等儀器，而且用西洋新法準確預測了1644(清朝順治元年)農歷八月初一丙辰日食時，初虧、食甚、複圓的時刻，終於說服當時的攝政王多爾袞，決定從順治二年開始，將其參與編纂的新歷頒行天下。他用西法修訂的歷書(就是《崇禎歷書》的刪節版)被清廷定名《時憲歷》，頒行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