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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前七子的文學活動於嘉靖(1522——1566)前期逐漸偃旗息鼓，至嘉靖中期，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後七子重新在文壇舉起了複古的大旗，聲勢赫然，為眾人所矚目。

　後七子的成員，除了李、王二人之外，還有謝榛、吳國倫、宗臣、徐中行、梁有譽。

　不過，這只是廣為流傳的說法。

　實際上，後七子的成員曾有更易，其中謝榛被排斥出營壘，梁有譽早死，余曰德、張佳胤後來加盟。

　後七子中，以王世貞聲望最顯，影響最大。特別是明穆宗隆慶四年庚午(1570)李攀龍去世後，更是成為文壇宗主。

　“世貞始與李攀龍鉀主文盟，攀龍歿，獨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顯，聲華意氣籠蓋海內。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

　李攀龍、王世貞與李夢陽、何景明並稱，成為明代中期一二百年間文壇的令袖人物。

　儼然……一代學閥！

　是的，學閥！

　謝榛為啥被排擠出“後七子”這個文學團體?

　李攀龍、王世貞憑借自己的聲勢、地位弄的唄！

　嘉靖年間，謝榛以布衣的身份在京師與後七子的其他成員相識，共同的興趣使他們聚集在了一起，結社交遊，吟詩作對，好不快樂！

　只是後來，他與李攀龍、王世貞理念不合，雙方各執一詞，乃至交惡，或許這個時候，誰對誰錯已無關緊要，誰的聲勢大，誰的悲境硬，誰就是勝者！

　謝榛雖然任俠重義，有聞於時，但是李、王二人是學閥，所以……他出局。

　從總體上看，後七子的複古主張在很大程度上承接李夢陽等前七子的文學思想，以為“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於本朝獨推李夢陽”。而比起前七子，後七子在學古過程中特別對法度格調的講究更趨於強化和具體化。

　李攀龍曾說:“秦、漢以後無文矣。”

　其《選唐詩序》雲:“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為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唯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強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

　李攀龍的複古主張比李夢陽更為激烈，即使對唐詩也隻肯定近體，而對唐代古詩頗多排斥。

　他在文學理論批評上並無多少建樹，其主要影響主要在以創作實踐其主張，他的擬古詩是比較能得古人神韻的。《古今詩刪》比較集中地體現了他的詩歌創作主張，雖然後人對其評價毀譽不一，但對當時的文壇影響很大。

　後七子中，王世貞是複古理論的集大成者，他和李攀龍的關系，很像何景明和李夢陽的關系。

　王世貞繼李攀龍之後主盟文壇達二十余年，又有著名的《藝苑卮言》，不但論詩而且兼及詞、曲、書、畫等其他藝術，在文藝理論批評方面比李攀龍的成就和影響要大得多。

　所以，明末清初錢謙益雖竭力攻擊前後七子，但對王世貞還是比較佩服的:“元美之才，實高於於鱗，其神明意氣，皆足以絕世。”

　王世貞雖然在提倡複古方面與李攀龍齊名，但不讚成像李攀龍那樣據守尺寸，模擬蹈襲，主張靈活多變，神化無跡，重視表現性情之真，講究詩歌意境的創造，強調作家的天賦才能和對藝術的靈敏悟性，實已開公按派文學思想之先河，在詩學理論上是很有貢獻的。

　他認為，秦漢之文和盛唐之詩是最高的境界，然而從具體的詩歌創作來說，則不應該是簡單的模仿，而應該學習古人藝術經驗中適合自己創作的方面，靈活地運用，不能跟在古人後面亦步亦趨，生搬硬套，受其束縛。

　所以他說:“大抵詩以專詣為境，以饒美為材，師匠宜高，捃拾宜搏”，詩歌創作必須注重意境的創造，運用生動豐富的藝術表現手法。古詩之妙正在其神與境相會，妙合自然，故“忽然而來，渾然而就，無岐跡可尋，無色聲可指。”盛唐七律，“篇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見字法者。此是發極無跡，人能所至，境與天會，未易求也。”而在表現方法上完全可以按照實際的情況有多種多樣的變化，“有俱屬象而妙者，有俱屬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調而妙者，有直下不對偶而妙者，皆興與境詣，神合氣完使之然。”並且認為詩歌必須注重自然神到的意境創造，“興與境詣”、“境與天會”、“神與境合”，務必做到“信手拈來，無非妙境”，使“情景妙合，風格自上，不為古役，不墮蹊徑者，最也。”這些主張比前七子的何景明又大大進了一步。因此他所說的“格調”也具有新的特點，他說:“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即才之用，調即思之境，格即調之界。”認為格調生於才思，格調之高超在於才思之深遠廣博，故學習古人格調，不可在形貌上模擬因襲，而要在擴大自己的才思上下工夫，可見王世貞的學古比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等，要遠遠高出一頭。

　另外，他主張把學古和師心結合起來，而不是以學古代替師心。

　明代前後七子雖然以複古為旗幟，創作上也有某種模擬蹈襲的痕跡，然而他們對文學的主張不可簡單否定。他們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實際上是對文學創作要求以文學史上最優秀的的創作作為典范，把具有經典意義的詩文作為學習和創作的標準，這無疑是對當時的文學創作提出了一個很高的藝術美理想。

　而從文學創作的本身來說，研究和學習前代創作經驗也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像先秦、兩漢的散文和盛唐的詩歌，在藝術上都達到了後人難以企及的高峰，這對文學創作避免粗俗，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特別是像王世貞那樣同時又注重抒寫真性情的文學家來說，就更應該肯定其文學主張的合理性了。為了方便下次閱讀，你可以點擊下方的"收藏"記錄本次(第236章 後七子(求訂閱))閱讀記錄，下次打開書架即可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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