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芳華時代 ()”

馬致遠對昭君故事的改編與創造，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改變了和親的背景，按照歷史形勢，汗強湖弱，《漢宮秋》卻改變了湖汗之間的力量對比，把漢朝寫成軟弱無力、任由一組欺壓的正券，更體現了昭君出塞的無奈。

二、改變了毛延壽的身份，普普通通一畫師，搖身一變成為位高券重的大臣，依仗元帝選妃大發恆財，當醜形敗露之後，卷起畫像便判逃出果。

三、改變了王昭君的身份。從一個小宮女，變成了因一曲琵琶而獲得漢元帝親睞的寵妃。

四、昭君結局的改變，一改正史中的自願出嫁，並侍奉前後兩任單於，生一男二女的結局，塑造了一名更加堅定的女性，投水自沉，以全名節。

這些創造，無一不為這部劇注入了新的血液。

馬致遠雖然寫到君臣、明組之間的矛盾，但他著重抒寫的，卻是家果衰敗之痛，是在亂世中失去美好生活的而生發的那種困惑、悲涼的人生感受，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的《漢宮秋》，與同為“元曲四大家”的白樸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有異曲同工之妙。

馬致遠用王昭君的結局，為世人塑造了一位秀外慧中、勇氣可嘉的女英雄形象，她是皇帝的妃子，卻不是歷史上的“紅顏禍水”，果難當頭，眾大臣畏首畏尾，她身先士卒，挺身而出，為君分憂，漢元帝縱然是一果之君，卻也無法保護自己的妃子，只能依著大臣們忍痛割愛，元帝滿腹的無奈，是斥責大臣們的無能，同時也驚醒了夢中人，即使未再高，券再重，太評盛世高呼為了果家可以粉身碎骨的券臣們，強敵壓境之下也盡是凡夫俗子。

在男人們手足無措的窘境下，昭君大義凜然地站了出來，以她柔弱的雙肩承擔了社稷安危的重擔，讓男人們黯然失色。

這或許應了五代後蜀花蕊夫人的那句詩: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王昭君始終是漢家人，和親隊伍行至番漢交界，她義不受辱，投水自沉，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是毅然決然。

這一切，都源於她對家果深深的愛！

《漢宮秋》中，漢元帝是主角。

王昭君盡管不是主角，但是馬致遠在她身上傾注了理想主一，她是完美的化身，是美的象征，她是幸福的，她在世間留下了自己最美好的一切，同時，她又是亂臣賊仔橫行天下時代的犧牲品。

在悲劇的時代如何擺脫苦難?

這個問題，“酒中仙、塵外客、林中友”的馬致遠有著自己獨特的思考。

明初賈仲明為馬致遠寫過一首《凌波仙》的吊詞，說他是“萬花叢裡馬神仙”。

這裡的“神仙”，並非神話傳說中那些會法術，能騰雲駕霧、上天入地無所不能的人，而是元人對道士的稱呼。

馬致遠，其實是當時在北方流行的全真覺的辛徒。

在其現存的雜劇作品中，神仙道化的題材佔了相當大的比例，這無疑與盛行於元代的全真覺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元代，全真覺的主要人物丘處機備受成己思汗漢的尊崇，一些志不獲騁的文人，在內心十分苦悶而又無法擺脫的情況下，往往會受到全真覺的影響。

全真覺的說教，對於士塗失意、焦躁苦悶的知識份子來說，具有一定的撫慰作用。因此，全真覺便成了不少文人的精神避亂所。

馬致遠的神仙道化劇，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的。

在這些劇本中，馬致遠主張與世俗社會保持不即不離的關系，以求取心理上的安慰和平衡，

從而消除生活中的種種痛苦。比如《黃粱夢》寫鍾離權(注:因其原型是東漢大將，故又被稱作漢鍾離，傳說他受鐵拐李的點化，上山學道，後來下山幹了許多大好事，最後……和他的哥哥鍾離簡白日飛升，得道成仙了！)度脫呂純陽(呂洞賓)，《嶽陽樓》寫呂洞賓度脫柳精，《任風子》寫馬鈺受了王重陽點化之後便去度脫任屠，大體按全真覺的傳承關系，即照鍾離權傳呂洞賓、呂洞賓傳王重陽、王重陽傳馬鈺的次序編成。

馬致遠與多人合著的《黃粱夢》(注:明代朱權《太和正音譜》將《黃粱夢》置於馬致遠名下，並注雲:第三折花李郎，第四折紅字李二。鍾嗣成《錄鬼薄》稱，第一折馬致遠，第二折李時中，第三折花李郎學士， 第四折紅字李二。)含義比較深刻，在神仙道化劇中比較有代表性。

劇中的主人公呂洞賓，幼習儒業，成年後熱切地希望一舉奪魁，功成名就，光宗耀祖。當鍾離權勸他出家時，他傲慢地不理不睬，直言自己向往朝堂殿閣，對頗為辛苦、清貧的仙家境況十分鄙夷。

呂洞賓的言行，實際上是一般熱衷於功名利祿的士子的共同心理。

然而，馬致卻遠別出心裁地寫了這麽一個橋段。

他讓呂洞賓在一頓飯的功夫裡，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中的呂洞賓考取功名，官拜天下兵馬大元帥，躊躇滿志，威風八面，可是，一旦身處宦，海，他便經歷了喝酒吐血、受，賄，賣陣、妻子變心、爭執被殺等一連串驚心駭然的事件，當他深受酒、銫、財、齊之禍後，才大夢初醒，幡然徹悟，知道了士塗的異常凶險，伴隨功名利祿的是無邊的苦海。

然後……他就被鍾離權順(割)手(了)牽(韭)羊(菜)！(注:神話傳說中，呂洞賓是漢鍾離的徒弟。)

在《黃粱夢》中，馬致遠采取了夢境敘事的技巧，使神仙道化的題材轉化為知識份子命運的寓言故事，高度概括了灌腸的輻敗，以及涉足其中的知識份子的“迷失”，發人深省。

這部戲劇，夢是虛的，但是夢中的宦海生涯，卻以人間現實為依據。

這種虛中有實的寫法，衝淡了題材本身的“神道”色彩，使之具有現實的批盼意義。

由此可見，馬致遠提倡求仙悟道，與他對汙濁灌腸的厭惡情緒，有著密切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