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塔庫澤家族的代表很苦惱，他的座位被安排到了門口。

　　執政廳擺明了是在惡心坎塔庫澤家族。

　　但他還是要對韋斯特道格和卡西奧雷斯陪著笑臉。

　　因為他要爭家產，不能讓伯父的女兒繼承一切，為此他甚至暗殺了伯父，買通了商人去對付自己的堂妹。

　　人性就是如此貪婪，在整個家族都陷入困境的時候還想著如何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團結一致讓所有人都渡過難關。

　　這種情況下他如果想繼承盡可能多的家產，必須要和執政廳達成協議，讓坎塔庫澤家族能夠繼續存在下去。

　　但這種協議必須誕生在“坎塔庫澤家族對諾瓦瑞恩還有用”的基礎上。

　　從這個角度來看，坎塔庫澤和其他還心存僥幸的家族注定在做無用功。

　　因為韋斯特道格和卡西奧雷斯已經認清了伯羅奔尼撒半島未來的發展道路，所以他們不會因一些眼前的利益產生動搖。

　　在早期的資產階級革命中，土地問題的解決不僅影響著革命自身的進程，而且會對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後政治和經濟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早期的重商主義環境所誕生的資本在推動工業化萌芽的同時，也會促使農業生產完成從傳統農業向資本主義大農場的商品化農業轉化。

　　但在阿卡迪亞，諾瓦瑞恩乃至整個伯羅奔尼撒，並沒有農產品商品化的基礎，原因也很簡單:韋斯特道格要打仗，持續不斷的打仗。

　　農業生產最後都要為了戰爭服務，所以這時候進行商品化的嘗試，只會變相削弱軍隊的戰鬥力——後勤成本會大幅度上升導致後勤質量下降。

　　這是誰都不願意看到的。

　　但歷史中也有意外，那就是18——20世紀初期的法蘭西，韋斯特道格打算借鑒後世法蘭西的經驗。

　　唯獨法國，在20世紀之前一直是資本主義大國中農業最落後的國家，大量農民分散在小塊土地上從事傳統農業生產，直到1920年，農業人口還佔適宜工作人口的40%左右。

　　所以，伯羅奔尼撒的農民和19世紀的法蘭西農民，在某種程度上有著相同的利益訴求和經濟基礎。

　　而法國的小農所有經濟開始於法國大革命。

　　大革命中，法國資產階級力量遠遠小於封建統治階級力量，這決定了他們必須把自己變革生產方式的要求與滿足農民對土地的渴望統一起來，以借助農民的力量進行革命，達到推翻封建統治的目的。

　　法國大革命前夕，法國貴族想借鑒英國的圈地經驗，從小租佃者手中收回土地，搞規模化經營。為此，他們雇用了一批古文專家，在故紙堆裡發掘記載著領主與農民契約關系的古老羊皮文件，以便確立回收土地的合法性。

　　但這種舉動激起了廣大農民的強烈不滿，十八世紀八十年代的國民議會在巴黎召開時，農民便率先發起革命，奪取城堡，燒毀有關土地的法律文件。

　　為了安撫農民，國民議會不得不妥協，被迫頒布了八月法令，規定農民獲得全部人身自由，地租也要通過贖買廢除，原來的租佃農一舉成為小塊土地的主人，小農所有製的基礎就此奠立。

　　之後上台執政的雅各賓派面對內部暴亂與外敵入侵的雙重壓力，為發動農民保衛革命成果，采取了更激進的土地政策，把沒收的逃亡貴族的土地，和宣布為國有資產的國王和教會的土地分成小塊，低價出售給農民，

同時把村社公用地按人口平均分配，進一步加強了小農所有製。　　小農所有製的巔峰在拿破侖時期。

　　《拿破侖民法典》從法律上保證了農民對小塊土地的佔有權，通過革命立法加強了農民個人主義的傾向，同時也增強了農民佔有土地的決心。

　　客觀來說，小農土地所有製取代對封建土地制度是歷史的巨大進步，它在大革命初期曾極大地釋放農民的生產熱情，促進了農業的發展，使近代法國農業生產基本上能滿足國內人民的需要，並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但農業生產的增長是靠投入大量勞動力取得的，因此增長有限，產品的商品化程度很低，束縛了大量勞動力。農民們死守自己的小塊土地，信奉“我的杯子很小，但我是用我自己生產的杯子”的小生產者哲學，滋生了對大企業的仇恨心理，大工廠主、大農場主、大銀行家都被視為平等的死敵，從而嚴重阻礙了大規模生產方式與大企業在法國的發展。

　　因此，小農經濟拖了工業發展的後腿，使法國工業化進程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表現出發展過程緩慢、發展不充分的特點，被後起的德國和美國趕上和超過。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小農土地所有製是近代法國經濟發展緩慢的主要原因。

　　如果不走法國道路，一般來說，只有工業化的另外一個代表:英國的圈地運動可以參考。

　　英國的圈地運動，從宏觀上來說，圈地上小麥、大麥、燕麥的單位面積產量比敞地分別提高了23.2%、22.8%、10.5%。

　　但是同期土地地租也在飛速增長，議會圈佔肥沃和貧瘠農地，租金分別提高了150%和100%，圈佔肥沃牧場和灌木地等，租金分別提高了650%和700%。

　　微弱的增量下，圈地運動主要是在分配存量。

　　圈地運動號稱綿延五個世紀，實際上混淆了性質截然不同的兩部分。17世紀前主要是農業公社的開拓和耕殖，17世紀後是士紳貴族對農業公社的剝削和掠奪。

　　更重要的是，這種存量博弈遠多於增量博弈的模式，因為歷史的偶然，讓英國將圈地政策一直延續到了工業革命後期，而後居然成為了別國效仿學習的制度。

　　但圈地運動究其根本，一直在對外轉移英國國內的矛盾，把國內矛盾轉移到殖民地去。

　　只要學習過唯物史學，就知道圈地運動的誕生也存在一定偶然性，它只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產物。

　　既然存在偶然性，那就說明這不是工業化必要的進程，韋斯特道格可以接受為了工業化暫時犧牲農民的利益，但圈地運動如果深入農村，雖然可以對農業進行資本主義改造，代價卻可能比不列顛更大。

　　除了土地所有製的變化，圈地運動摧毀了小農經濟，建立起資本主義的大農業，更重要的是經營方式的改變:土地被圍圈以後，農業資本家辦起農場或牧場，雇傭被剝奪了土地的農民進行生產。

　　那些將土地出租給資本家的貴族，所得到的不再是封建的地租，而是資本主義的利潤。過去的貴族變成了新貴族，農民則變成了農業工人，從而使農村得以資本主義化。

　　因為圈地運動失去土地的農民流離失所，傾家蕩產，被迫成為自由流動的勞動力。而英國政府頒布的法令中規定如果有勞動能力的流動農民，如果沒有在規定時限內找到工作或者保留自己的土地，那麽一律要加入國營農場，成為王室的佃農，這就迫使流浪者受雇於農場主，不得不接受工資低廉的工作。

　　這必然會促使土地貴族在短期內的力量迅速膨脹，而韋斯特道格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削弱貴族特權。

　　不能給土地貴族任何膨脹的機會，否則他們一定會侵蝕政治生態，增加自身的話語權。

　　而法國的小農所有製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雖然農民們較為公平地從事農業生產活動，但工商業發展的土壤也會枯萎——小農所有製的核心就是自我循環，缺少必要的商品流通，沒有商品流通，就沒有商業繁榮，沒有商業繁榮，就沒有開拓新商路的動力。

　　韋斯特道格還指望到時候打進君堡繼續促進商業發展呢，小農所有製對君堡的發展肯定也會產生製約，所以，法蘭西對小農所有經濟的改革，是可以作為參考目標來學習的。

　　如果未來的伯羅奔尼撒不想走上圈地運動或者小農所有製的道路，那就要開辟第三條道路。

　　但韋斯特道格不是天才，他沒法自己規劃出藍圖，就只能從對農民傷害較小的小農所有製來學習法國的改革。

　　法國從一個農業長期落後的國家，在二十世紀用三十多年的時間迅速實現了農業現代化。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農業總產值增長近四倍，糧食產量翻了一番。

　　這主要得益於20 世紀20 年代開始的現代農村土地制度的構建。

　　如果說韋斯特道格能從這裡面學到什麽，那主要有兩點。

　　第一，政府在將小農場土地合並的同時，也必須限制土地的過度兼並。政府規定，對農村土地使用和轉讓時，私有農村土地一定要用於農業，不準棄耕、劣耕和在耕地上進行建築。

　　對於棄耕和劣耕者，國家有權征購，提高土地稅或讓其出租。政府明確規定土地轉讓不可分割，該塊土地只能整體繼承或出讓。

　　第二，建立土地市場管理機構——土地局，並建立土地銀行。土地的轉讓和出租必須經過管理機構批準，不獲其批準，土地轉讓無效。

　　土地局對小塊土地有優先購買的權力，整治合並後，賣給有經營前途的農民。土地銀行購買土地後，再租給農民，訂立長期租約，以刺激投資。

　　這兩點規劃最主要的原則就是土地流轉以土地集中為核心，在農地細碎化和分散經營成為阻礙農業發展的根本因素之前就完成土地集中。

　　而且，還要確立農村土地的用益物權，包括出租、買賣、無償轉讓和抵押等多種形式，不能局限於單純的土地買賣和租賃。

　　必要時，實行層級補助方法，按土地流轉的性質、面積對農民實行不同的補助金額。為了加速土地流轉，還可以對流出土地的農民進行財政補貼外，提供低息貸款。

　　當然，這些設想哪怕只是冰山一角對諾瓦瑞恩的貴族來說都是驚世駭俗且不符合任何傳統的，因此韋斯特道格只能用中世紀的語言去交流。

　　“所以，諸位，為了加強我們的軍備系統，讓更多佃農有機會參軍，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整合土地，為了達到此目標，我們需要諸位出售起碼60%的土地，是的，諸位沒有聽錯，起碼要將一半還多一些的土地出售給執政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