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和殿。

　王珪如老僧入定般，站在禦座最前的位置，始終一聲不出。章越若不是看著對方眼睛還睜著幾乎以為對方乃木雕一座。

　章越覺得王珪比自己還似人肉背景牆。

　至於王珪身後的司馬光，王安石則你一言我一語地爭論起來。

　大臣廷辯是很正常的事，但二人若沒有什麽大矛盾，差不多是一兩句話點到為止，讓官家最後有個裁斷就好了。

　而王安石，司馬光二人初時還是一兩句正常的爭論著，但爭論著爭論著竟多了火氣。

　司馬光因立儲之功最大，從仁宗朝到今日一直是牛逼哄哄的，從先帝到當今天子都是要讓他三分的。

　當初濮議，其他反對的官員都被貶出京了，比如范鎮，呂誨等也是建儲有功的官員都趕出京去了，唯獨司馬光不能趕走，必須挽留在京裡修書。

　在濮議之事上，滿朝官員都支持司馬光。

　如今新官家登基，為了曹太后的支持，徹底否定濮議之事，韓琦，歐陽修灰頭土臉地下馬了。司馬光又一次贏了，他從始至終都站在了政治正確的一方。

　人可以贏一次，難的是次次都贏。

　如今司馬光完全可以利用這聲勢聚集黨羽，但他偏偏又不結黨。司馬光遠比范仲淹當年面對的呂夷簡更可怕！

　如今則是又一次，當今天子要為一個有為之君，司馬光再度反對，他是否能再度站在政治正確的一方。

　而此番挑戰司馬光的，不是官家，卻是他最好的朋友王安石。

　南郊之禮是重要典禮，大禮泛階，大禮蔭補都是一回事

　皇帝掛了可以官升一級，到了皇帝生日時，官員可以為子弟求官蔭補。

　嘉祐元年時，官家取消了聖節蔭補的規矩，這也是減少冗官的舉措。

　但南郊大禮時，官員們仍可以奏請恩蔭，這是官員本分合得的恩澤，所謂的既得利益，至於兩府官員的賞賜也是情理之中。

　司馬光與王安石最開始爭論的時候，還是十分平靜的。

　此刻官家還未瀏覽二人奏疏，對司馬光問道:“學士院對於宰執請辭郊賜的奏疏，為何不早報上來?”

　司馬光道:“有人請假。”

　王安石聞言看了司馬光一眼。

　官家又問道:“王卿怎麽看?”

　王安石直直道了一句:“臣所寫的都在奏疏裡。請陛下廣泛谘詢臣下意見，再作聖裁。”

　官家聽了王安石這話裡異，抬頭問道:“難道有誰不同意嗎?”

　王安石道:“除了臣外，都不同意。”

　聽到這一句，官家震驚了，他不由看向司馬光。

　他剛才問學士院關於宰執辭賞賜的批複，司馬光說除了他與王安石上疏外，其他人都請假故而沒有上疏。

　但王安石回答的則是除了王安石外，其余的翰林學士如王珪，呂公著，韓維都不同意。

　章越心想，按照王安石所說的，這是嘉祐四友第二次站在他一邊了。

　不過事實確實是學士院裡上奏疏的只有王安石與司馬光，其他人則沒有表態。

　王珪依然如老僧入定，他是翰林學士之首，他也不同意嗎?

　官家道:“兩位卿家與朕議一議。”

　依王安石所言，司馬光似第一次站在了大家的對立面。

　但司馬光鎮定如若，第一個發言道:“陛下，如今國用不足，災害又多，理應當節約冗費，兩府大臣可以作個表率。”

　王安石反駁道:“如今國家富有四海，郊賜不過是九牛一毛。節約不過幾個錢罷了，反而有損國體。昔唐相常袞當政，宰相飯食由內廚供給，可用十幾人，常袞向天子辭之。然當時旁人紛議，宰相主國政，若不能，需辭位，而非辭祿。兩府辭賞賜，不正是如此。”

　“如今國用不足，不必從節儉來下功夫，此非當務之急。”

　司馬光則道:“常袞辭祿是知廉恥，難道不如那些不知廉恥，還拿著高官厚祿的人嗎?自真宗皇帝以來，國用一直不足，如何不是當務之急?”

　王安石道:“國用不足是因為國家沒有善於理財的人。”

　司馬光道:“何為善於理財，按照古代理財者，恨不得人人盡征其稅，如此百姓窮困，流離為盜，豈是國家之利?”

　王安石道:“這是橫征暴斂，而非理財。善於理財的人，可使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說到這裡，二人雖你一言我一語，大致都是正常的辯論。

　但聽了王安石這一句，司馬光卻突然變色道:“民不加賦國用饒，這是桑弘羊欺騙漢武帝之言。司馬遷曾因此諷刺過漢武帝。天地所生，財貨百物，都有定數，不在官即在民。”

　“桑弘羊所言民不加賦國用饒，不取於民，取於何者?君不見，漢武帝末年，群盜蜂起，以繡衣使者捕之。此事有史可察，不見前車之鑒嗎?”

　司馬光色動，顯然是有些上了火氣了，辯出了幾分真火來。

　聽了司馬光，章越深切體會自己與曾布說的話，為什麽要經史嫻熟?

　至於以史為鑒，不是說說而已。

　正如當初踩過的坑，都成了自己人生智慧。

　歷史從不會忘記，但會不會矯枉過正就不知道了。

　再說經，王安石與司馬光爭論的是，國家有錢沒錢嗎?

　不是，他們之間是意識形態之爭，也就是經義之爭，圍繞著開源還是節流爭論。

　開源就是大政府，節流就是小政府。

　儒家確實一直是主張藏富於民，只要百姓有錢，國家也會有錢了，這就是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戰國時，苛政猛於虎，很多諸侯橫征暴斂，故而儒家規勸國君們，一定要藏富於民啊，這是沒錯的。

　但司馬光還用這個說法，就將問題給簡單二元化了。

　王安石面對司馬光長篇大論，沉著地反擊道:“我聽聞欲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取財可以於天地，何來不在民即在官之說。”

　“朝廷為何要鼓勵農桑，修堰築壩，此非取於民，亦非取於官，而是取自天地，官民皆得其利。”

　章越聽了頻頻點頭，一個家庭要想富裕，必須取財於社會，社會要想富裕，必須取財於自然資源。

　歸根到底，除了分蛋糕還有作蛋糕嘛，發展生產力就是作蛋糕，也是財富增長的唯一手段。

　司馬光的想法，就是分蛋糕，零和遊戲的思維。

　比如股票市場，如果沒有上市公司的分紅，就是零和遊戲。零和遊戲無論怎麽玩，最後都是割韭菜。

　王安石又道:“我與君實之見不合，非僅所操異術也，而在名實之辯。君實所言征利之說，當我看來不過是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我之所為不是征利於民，而為國家理財。如今國用不足，不僅在於無節之費，更是失於理財之道。自真宗皇帝以來理財無法，故而國家雖儉約而不富。”

　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就是把門關起來，父親與兒子買賣作生意，外財不入。這樣一個家庭如何能富裕?一個家庭要富裕必須取財於社會。

　王安石用這句話徹底反擊了，司馬光之說不在官就在民的零和遊戲思維。

　司馬光則道:“介甫，何為名?孔子曰‘必正名’。正名當以周禮為本。周禮除了征利，難道還有理財之說?這理財是何名?”

　王安石道:“先有其實再有其名。周禮雖未有理財之名，但未必沒有理財之實。管仲為國理財，摘山煮海坑冶，取財貨於天地之間，未見孔子責也。孔子熟知周禮，反道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管仲之舉又豈見周禮所載?”

　司馬光與王安石此番辯論是名實之辯。

　司馬光說得是儒家經典周禮，作為行為準則，讀書人修身治國要看一切行為是否符合周禮，以實符合於名，就是正名。所以孔子說‘必也正名’，說白了理論指導實踐。

　王安石說不對，先有了事物，我們發現了，才給他命名，這就是先有其實後有其名。你沒有看見他，不等於他沒有啊。

　司馬光則道:“介甫所為，乃堯舜所未嘗為之事而為之，並非是先王之道。”

　章越感歎司馬光厲害啊，不愧是高手中的高手，一句並非先王之道，就把王安石所言定性了，他方才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

　“何為先王之道?堯舜之時又豈有先王之道，難道就不治理天下了?”

　眼見王安石駁斥， 一直不吭聲的王珪出面道:“陛下，司馬光言省費從貴近始，所言極是，王安石言所費不多，亦是極是。惟陛下聖裁。”

　王珪這話是廢而不廢的廢話。

　唯一的作用就是結束了王安石，司馬光這場廷辯。

　見王珪將皮球踢給了自己，官家非常高興，他對這場辯論十分滿意， 兩邊意見得到了充分討論，朕有所得。

　至於裁斷嘛，但見官家道:“朕的看法與司馬光相同，今日學士院故而以不允答之宰執的奏疏。”

　王珪聽了一蒙，官家這是什麽操作，朕與司馬光看法相同，但朕選擇王安石的作法。

　正當這時一人言道:“啟稟陛下，臣以為不妥！”

　此話一出，眾人皆驚掉了下巴，作為人肉背景牆的章越居然說話了！

　Ps:延和殿論辯是宋史裡很重要的一章，這與漢朝鹽鐵之議一樣，代表了國家經濟制度，國策的轉變。

　但史書記載的辯論部分被史官拉偏架，隻保留司馬光說了什麽，王安石說什麽被刪了許多，所以看得是司馬光勝了。

　但王安石那麽會狡辯的人，豈會輕易敗下陣來，故而本章王安石部分是筆者補完，皆有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