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袁家小院，走到不遠處的河岸邊，我們看見案發地點已經拉起警戒線，我和田宇看見兩名穿著水衣的警員正將一個大麻袋從河中間往岸上拖。岸邊的一眾警員立即迎上去接過麻袋，然後把麻袋放到地上，一個中年模樣的警察，看警銜估摸著應該是當地的派出所所長，他將系在袋口的繩索打開，扒開一條縫。兩個領導模樣的人上前瞅了瞅，相互點點頭，衝所長示意之後，所長然後讓人將麻袋口重新系好，搬到警車上去。

　　而後的一部分警員留下保護現場等待技術勘查，其余的警員則搬著麻袋撤離，圍觀的群眾指指點點發出一陣嘈雜。突然，人群中一看似已近花甲之年的老大娘，發出“嗷”的一聲慘叫，昏倒在地。身邊體格粗壯的年輕人，趕緊低下身子將老大娘攙起，他嘴裡哽咽地喊著媽媽，眼睛彷徨地盯著警員手中的麻袋，顯得有些不知所措。派出所所長於心不忍，衝娘倆兒走過去，勸慰道:“胥光，先把你媽帶回家，現在我們還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你姐姐，等技術部驗證出身份了，有消息了我再通知你們。”

　　“你一定要第一時間通知我們啊！”大娘緩過氣，抽泣著說。

　　派出所所長一臉心疼地拍拍大娘手臂:“放心吧趙老師，我心裡有數。”

　　派出所所長將趙老師娘倆兒勸走，轉身的時候被我和田宇截住。他聽聞我兩是來自首都市市公安局的，所長特別高興，說正好他們這邊想派人去上邊交流案子呢！

　　所長自我介紹姓陳，又拉著我和田宇趕上前面的人，將我和田宇介紹給剛剛那兩位領導模樣的人。他們一個是金市公安局副局長余水年，一個是市刑警隊隊長董大偉，是本次“太平村系列殺人案專案組”的正副組長。

　　然後聽陳所長說起案子的情況，第一起案子的被害人叫王純，在鎮政府工商局局工作，第二個被害人叫張丹，在鎮供電局工作，二人都與本村青年結婚，與公婆一起同住。另外，失蹤的趙老師的女兒，在鎮幼兒園當園長，與丈夫居住在鎮中心。三人工作表現良好，未有不正常的男女關系，近期也未與他人結過怨。了解了這三個人的情況，金市專案組發現她們與袁夢雨是同年生的人，而且是小學的同班同學，彼此關系也特別好，於是就聯想到袁夢雨多年前也是慘遭碎屍，並且去年年末首都市方面疑似殺害袁夢雨的凶手又再度作案，所以這邊專案組就考慮，彼此之間會不會有什麽關聯?

　　這個情況也正是我此刻想搞清楚的。我立即打電話將情況反饋到周紫涵那兒，周紫涵請示了局裡領導之後，立即表示同意我暫時留在太平村，如果確定兩案有關聯，首都市方面會立即增派人手與金市方面聯合辦案。周紫涵還說讓我放心查，首都市這邊會按照先前的部署進行排查，有消息了會第一時間和我交流。就這樣，我便留在了太平村，而田宇則獨自駕車返回，抓緊時間做DNA檢測。

　　到了傍晚，太平村這邊的驗屍結果出來了，除DNA證據尚需時間外，其余證據都表明，從河中撈出的麻袋中的女屍，就是趙老師的女兒金慧，法醫驗證，從屍體脖頸扼痕與內髒損傷情況看，與前兩起案件相同，她也是被扼死的。三名被害人的頭顱都是由喉頭上部被切掉，身子赤裸著攔腰分割成兩半，有遭到過猛烈性侵犯跡象。綜合撕裂、出血情況，以及身體其余部位損傷情況判斷，為死後奸屍。金慧的大腿部位皮肉有缺失，三人隨身財物未被動過，

頭顱至今未找到。由於凶手做了相應的保護措施，除了能確定分屍工具為一把大砍刀外，在死者身上未發現任何可以聯系到凶手的證據。值得注意的是，凶手在三個死者胸部分別刻下了一個符號，符號很簡單:王純胸部刻的是一個橫杠“—”，而張丹刻的是一個豎杠“”，另外金慧則刻的也是個橫杠“-”，但較之王純的印記則要短一些，大概有一半的長度。　　資料顯示，太平村距離鎮中心大概有兩公裡的距離，死者王純和張丹平日都騎著電動車上下班，失蹤當日，她們的車子不知道是何緣故都停放在單位停車場，而金慧家住在鎮上，步行五六分鍾便可以到達單位。三人於工作日下班之後分別失蹤，那時大街上正是人流和車流密集之時，沒有人目擊到強迫擄人事件，三人身上沒有繩索捆綁跡象，也沒有來自激烈反抗的劃痕。綜合這幾個特征，我判斷是應該是熟人作案。

　　凶手在鎮上誘拐被害人，卻於村內拋棄無頭屍體，拋屍行為隱含著極強的泄憤情緒，尤其在第二個拋屍地點的選擇上，這種情緒則更為明顯。“村委會”是村子的權力象征，凶手把死者張丹的屍體拋到村委會門口，顯然表達的是對整個村子的強烈不滿。由此我推斷，凶手應該是來自太平村或者曾經在該村居住過，他因為個人境況不佳，以至於遷怒死者甚至整個村子。在他的世界裡，認為自己的坎坷遭遇是因為受到死者或者村子的不公對待，當然這也許並不是事實，只是他自認為的而已。

　　另外，奸屍行為很明顯體現的是一種強烈的“佔有”欲望，而切下頭顱是一種斬首動作，有審判的意味。結合奸屍行為與死者信息來看，審判並非針對死者道德上的缺憾，更多的是針對她們對待凶手的行為。同樣，搜集頭顱，也可能是一種佔有的行為。這些都表明，凶手與死者在生活中肯定存在著某種交集。

　　凶手留在死者胸部的符號，可能是在傳遞某種信息，也許是他訴說的方式，體現了一種儀式化的標記行為，意味著凶手一定會繼續作案。至於“1·18”碎屍案或者“12·23”碎屍案與這一系列鄉村殺人案有無關聯，根據眼下掌握的信息還無法判斷。接下來要做的，是深入挖掘三個被害人與袁夢雨她們在生活中更多的交集之處，我相信必有一種交集會指引到凶手那裡。

　　當晚，我留宿在鎮裡派出所警員宿舍中。次日早晨，與金市專案組開了個碰頭會，散會後，我和陳所長便準備進村走訪。但中間出了個小插曲，耽誤了我們一些時間。

　　陳所長的車剛從派出所開出去不遠，兜裡的手機便響了。他接完電話後，著急忙慌地掉轉車頭，一陣疾駛，來到鎮中心的一條商業街上。

　　在這條商業街的中段有一家婚紗影樓，與周圍的店鋪相比，屬於規模比較大的。影樓臨街的大落地玻璃窗中本來杵著兩個塑膠模特兒，身上分別展示著新娘婚紗和新郎禮服。現在玻璃被砸碎了，只剩下“新郎”，而“新娘”的婚紗被剝落在地上，塑膠模特兒卻被偷走了。

　　陳所長之所以親自趕來處理這芝麻大點兒的案子，是因為影樓的老板是上頭某個領導的小姨子。痞話說“小姨子是姐夫的半拉屁股”，話雖粗糙，但對姐夫和小姨子的親近關系形容得極為貼切，陳所長可不敢怠慢。他裝模作樣地親自做筆錄，勘查現場，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會抓緊時間破案。在他看來，這個案件可能就是哪個小痞子閑得無聊，搞搞惡作劇而已，等抽空找幾個“所裡的熟客”敲打敲打，差不多就能破案。

　　進村時已經快到中午了，我們二人直奔趙老師家。

　　趙老師家和袁夢雨家的格局一樣，中間是廚房和飯廳，挑著東西兩個廂房。此時趙老師紅腫著眼睛，臉色蒼白，虛弱地躺在東廂房的一張大床上。她眼球一動不動，呆呆地望向天棚，陳所長和我進屋之後，她也沒有發出任何反應。

　　兒子金胥光在床旁的一張小桌上包著餃子，他一臉歉意地請我們二人落座，小聲說:“從我姐失蹤到現在，我媽水米未進，昨晚聽到消息更是哭了一夜，我尋思包點兒她最愛吃的餃子，讓她多少吃點兒，要不然我怕她身體扛不住。”

　　“對，對，對。”陳所長連連點頭，對趙老師勸慰道，“趙老師，你可千萬別這樣，該吃飯還是得吃飯，別弄壞了身子。”聽見陳所長的話，趙老師才有了一些反應，微微點點頭，隨即又開始掉眼淚嗚咽起來。見此情景，我和陳所長只能陪著，等她情緒慢慢平複。

　　好一陣子趙老師才停止啜泣，我便輕聲對著趙老師說道:“這個時候來打攪您實在有些抱歉，我們希望能盡快抓到殘害您女兒的凶手，所以想讓您配合我們回答一些問題，可以嗎?”

　　“嗯。”趙老師在陳所長的攙扶下，勉強支撐起身子倚在床頭，沙啞著嗓子說，“你問吧。”

　　“您女兒在村裡與人結過怨嗎?”我問。

　　“沒有，從來沒有。”趙老師未加思索，搖頭說道，“慧慧這孩子在村裡人緣特別好，打小她學習就好，還很懂事，村裡的人都喜歡她。後來上了名牌大學，畢業後也甘願回到咱這小鎮上工作。鎮裡領導因為她是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就特別器重她，讓她做幼兒園園長，村裡的孩子都把她當作榜樣。”

　　“她和您女婿的夫妻感情如何?”我問。

　　“他們關系挺好的啊，兩人從來不吵架，夫妻相處得也特別融洽。”趙老師說。

　　“那個金慧失蹤當日，我們已經排查過她丈夫，他沒有作案時間。”陳所長在中間插了一句。

　　我衝陳所長點點頭，繼續問趙老師:“您女兒和王純以及張丹的關系怎麽樣?”

　　“關系很好，她們是一起長大的，小學又都在我教的班上，那時候她們幾乎天天在我這兒玩。 還有夢雨，這個孩子是我最喜歡的，老實穩重還上進。唉，可惜，她也是個苦命的孩子！”

　　三個被害人以及袁夢雨，年齡相同，小學是同一個班級，彼此是要好的朋友，現在又多了一個交集，她們在小學時期共同的班主任是趙老師。這些是凶手選中她們的原因嗎?

　　我沉思了一下，問趙老師:“在您的印象裡，這幾個人有沒有對什麽人做過出格的事?”

　　“怎麽會呢?孩子們都特別乖，我家慧慧更是從來不會傷害別人的！”提起女兒，趙老師又是一陣落淚。

　　見趙老師止不住地抽泣，我無心再問下去，不過該問的也問得差不多了，便和陳所長起身道別。

　　從趙老師家出來，已經到了飯點兒，下午還要在村裡繼續走訪，兩人便在村裡找個小飯館隨便吃點兒東西。結果菜剛端來，還未吃上幾口，陳所長兜裡的手機又響了。接了電話之後，隨即他大驚失色，掏出一百塊錢扔在桌上，拉著我出了飯館，邊開車門邊嚷道:“趙老師家又出事了！”二人急急忙忙趕到趙老師家，闖進屋子，只見趙老師嘴角殘留著唾液，人已經昏厥過去，而金胥光則滿臉淚水，蹲在地上不住地嘔吐。

　　陳所長使勁拉起金胥光，著急地問道:“胥光，到底這是怎麽了?”

　　金胥光身子軟軟的，癱在陳所長手臂上，顫抖著指向桌上盤子裡的餃子，結結巴巴地說:“餃子……餃子裡吃到……吃到人的指甲……我媽覺得那是我姐姐的指甲……餃子裡的肉會不會是我姐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