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查組後來把目標放在了縣區交界的“三不管”地帶。

　比如木材加工業，加工方式機械而簡單，稍有經濟實力的工廠通常會采用大中型的自動化設備，進行壓製、成型、切割、塗漆等操作;經濟實力較差的，稍微有些力氣的婦女也會被雇傭，靠手工配合簡單器械完成加工。

　在駛向村鎮的沿途，張峰就看到了不少手工作坊:老板用藍色或灰白色的鐵皮、廢木板、塑料板，簡單圍出一個半敞開式的廠房，僅供擋風和遮陽。

　原材料和加工好的木板在廠外的空地上胡亂地堆放在一起，廠房內放著些小型切割機、膠桶和漆桶，設備上方松松垮垮地吊著鏽跡斑駁的集塵罩，連接集塵罩和除塵設備的管道四處漏風，根本起不到收集的作用，至於角落裡的除塵設備，已積滿了厚厚一層灰，沒有開啟過的痕跡。

　一路查來，督查組發現了一家又一家不合規的手工小作坊。

　這時，督查組長說道:“村裡還是騎電動車方便，要甩開後面的車可方便多了。”

　有成員開玩笑地說道:“這些人該不會是去前面通風報信的吧?”

　有成員則反駁道:“我看不太像，電動車後座還坐著個小孩呢，總不可能偽裝到這個程度吧?”

　等到督查組車輛開到廠門前時，自動折疊門關得很緊，廠內隱約還可聽到機器在停止運轉的聲音，院內停著幾輛電動車。廠房後面是一排平房，似乎是提供給工人居住的宿舍。

　就在督查組成員叫門的時候，院內的平房門後探出幾個孩子的腦袋瓜來，其中一個真的正是剛才電動車後座上坐著的那個，果然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督查組成員在門外等候片刻，沒等來開門的老板，卻看到不少女工從廠內走了出來。

　當時是下午三點，還沒到下班時間，從廠房內走出的女工們，有的蹲在院子邊上聊天，有的人摘下口罩和手套，準備騎上電動車回家。

　督查組組長跟她們說明來意、亮明身份後，總算是來了一個人，打開門讓大家進去檢查。

　自然是一無所獲，組長索性也不進廠房內檢查了，就站在院內，與蹲在邊上的女工搭話閑聊:“你們怎麽出來了?”

　這名女工很淳樸，操著一口方言說道:“剛才來消息說有人要來檢查，讓我們停工。”

　組長乘勝追擊:“你們停工到什麽時候啊?”

　這名女工竟也不避諱，笑道:“你們什麽時候走，我們什麽時候開工。”

　雖然有些不甘心，督查組還是重振旗鼓，向村內進發。

　張峰發現村子裡大多都是獨門獨院的村戶，院子挺寬敞，不時還有狗、雞跑出來。車子經過一些人家門口的時候，能看到有些院子裡露天堆放的木板和小型切割機。

　條件更富裕的，還會在家對門空地上搭一個半敞開式的棚子，組建起一個家庭手工小作坊。

　這些作坊為避免工商處罰，雖也置辦了營業執照和環評手續，但張峰在現場看到，環評手續就如同一紙廢文。

　面對檢查，這些作坊裡女工們的反應與我們料想的截然不同。她們坦誠、踏實，除了會加工木板，對各類規章和手續一概不懂，有的連字也認不到幾個，需要什麽材料，她們便把能提供的盡數交到我們手上，讓我們自行查找。即使不會說普通話，也依然會用方言磕磕巴巴地盡量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

　如果按照正常的判定問題流程，這些手工作坊，停產整改和警告罰款是必不可少的，甚至罰款金額會超過一個手工作坊一年的利潤。

　說實話，張峰此時猶豫了，到底需不需要采用強有力的手段進行查處和關閉?

　這些人每日辛勤工作，可是在不景氣的市場以及同行的激烈競爭之下，能賺取的僅僅是極微薄的工資。

　而督查組動動手指填寫的幾句話，上傳的幾張照片，這些女工們的生活就有很大可能受到翻天覆地的影響，作為東華市主要領導要為她們的今後的出路著想。

　這種自我懷疑的根源是環保和經濟發展之間的衝突，對我們來說，就像是那道電車難題。

　一條軌道上綁著少數的企業、小作坊老板以及他們的工人，老板奸詐狡猾，對出現的環保問題，擅長用各種各樣的手段蒙混過關，而工人則是一根繩上的螞蚱，助紂為虐;另一條軌道上綁著大多數民眾，遍布村鎮鄉裡各個角落，在汙染的大氣中艱難生活，而督查組就是那個控制拉杆的人。

　如何平衡經濟發展與環保問題，是張峰今後需要重點考慮的方面。

　過了一段時間，張峰帶人去新安省啟明市對掛職鍛煉幹部進行慰問。

　除了在公開場合一起進行集體慰問外，張峰還單獨召見了幾個人員進行詢問。

　讓張峰沒有想到的是，崔國波竟然被安排在啟明市開發區指揮部工作。

　崔國波說道:“我第一天去指揮部工作，拆遷辦主任在會議上強調，你們不要和我說困難，工作都是做出來的， 不下苦功夫，不加班，怎麽簽得動協議?”

　“有幾家釘子戶，都已經拖了一年，施工隊都到了房門口還不簽字，早該拿出來做典型，搞他個強拆。”

　“說實話，張書記，‘強拆’這個詞著實把剛到拆遷辦的我嚇到了，心想如今還搞強拆，難道不怕上新聞?”

　啟明市開發區指揮部是個臨時機構，分為協調辦、建設辦和征拆辦。

　此前，征拆是由私人的開辦的拆遷公司負責，機關如有需要，就會和拆遷公司簽訂合同，若是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征拆，公司可以獲得不菲的傭金。

　為了完成任務，拆遷公司一方面想方設法把補償價格一壓再壓;另一方面，也對“釘子戶”束手無策，以至於在拆遷的過程中難免“厚此薄彼”。更嚴重的是，這些公司隻管完成拆遷任務，留下了很多後續問題讓機關擦屁股。

　“張書記，我作為掛職幹部，居然讓許多人心生嫉妒。”

　這是為什麽?讓張峰心生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