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網址: 西晉末期，司馬氏政權被“八王之亂”折騰得只剩半條命，隨後遭遇了“永嘉之亂”的羞辱，洛陽、長安連續被攻破，兩任皇帝被俘虜，隨後跑到江東苟延，剩下中原沃土生靈塗炭。

　這裡有個問題:晉朝雖然退守半壁江山，但中原的精英、技術大多都被帶到了江南，實力照樣強勁;

　反觀北方，則城頭變幻大王旗、政權更迭頻繁，而且時常出於四分五裂的狀態，為啥東晉就沒有趁機收復中原?

　在任何時代，人都是第一位的、決定性的因素。東晉的江河日下，與其說是實力不濟，不如說是人心不齊。

　關於他們的內耗，也許寫上幾萬字都無法闡述完全;今天咱們就管窺一豹，從殷浩的離奇經歷，來體會司馬氏政權為何會如此悲催。

　在正式出山之前，殷浩是相當牛氣哄哄的，仿佛連諸葛亮都得甘拜下風。

　殷浩，陳郡長平人，豫章太守殷羨之子。陳郡因大名鼎鼎的謝家而聞名當世，殷家雖然遜色得多，但也能躋身於世家之列。

　魏晉時期的世家大族最流行幹啥?那自然是“清談”，也就是不務實際、空談老莊哲理，隻務虛、不務實。一個文人如果精通這一行，很有機會聲名鵲起、走上飛黃騰達的快車道。殷浩就是個鮮活的例子。

　史書對年輕殷浩的評價是“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即見識度量清明高遠、精通玄理，年紀輕輕就享譽江南。

　同時，也許是參透了黃老之道的真諦，他還創造了一句名言:“官本臭腐，錢本糞土”，如此的超然脫俗、清新出塵，被江南士子奉為金玉良言。

　也許是為了維護自己藐視名利的“”，隨後的殷浩屢屢拒絕朝廷的征召，任他職位再高、我自巋然不動。

　當時正是晉成帝司馬衍在位，由於其本人年幼，權力由其外戚庾氏與豪門王氏聯合執掌。

　期間，由於庾亮執法嚴峻，未能處理好與地方大員之間的關系，引發了蘇峻、祖約的叛亂，後來經陶侃、溫嶠聯手才奮力平定。經過此大亂後，為了穩定人心，朝廷征調一些世家大族、名士才子入朝參政，名聲在外的殷浩就在此列。

　但是，殷浩的姿態相當高，壓根就不給朝廷面子:

　位居權力中樞的太尉府、司徒府、司空府先後邀請殷浩，都被他拒絕;

　執掌大權的庾亮征召他為記室參軍，也碰了一鼻子灰;後來加碼到司徒左長史，同樣吃閉門羹;

　另一位外戚——安西將軍庾翼邀請殷浩當自己的司馬，後來又提升到侍中、安西軍司，但殷浩都稱病予以拒絕。

　由於隱居荒山十多年、連續對朝廷執政官說不，殷浩的身價水漲船高，在當時文人圈子裡，他儼然已與歷史上的大賢並駕齊驅，被譽為當世的管仲、諸葛亮......

　鑒於外敵虎視眈眈、內部矛盾叢生，許多人把希望寄托於殷浩這位當世大賢。不斷有人前去拜訪，苦苦哀求他出馬拯救江東、安撫蒼生。連庾翼都放下身段，親自寫信勸他不要學習古人、超脫世外，而應當入世力挽狂瀾、緩解“江東社稷安危”。

　但殷浩仍舊不搭理。

　到了公元346年，庾氏兄弟陸續去世後，會稽王司馬昱入朝執政，繼續向世家挑選人才、找尋幫手。經衛將軍褚裒的推薦，殷浩再次進入朝廷視野，被征召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

　然而，殷浩還是再三推辭，不得已，司馬昱隻好親自寫信邀請，他誇讚殷浩“沈識淹長，思綜通練”，將其是否出山跟晉王朝的危亡掛鉤:“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

　但即使這樣，殷浩還是推三阻四，最終生生拖了四個月，才終於答應正式入仕。

　司馬昱為啥如此看重殷浩?因為他本人也是清談愛好者，對於業界的頂流自然推崇備至。

　不管怎麽著，殷浩終於是千呼萬喚始出來、在萬眾期待下重磅登場。那麽，他的表現如何?真的配得上“管仲、諸葛亮”的美譽嗎?

　只能用一個詞來形容:一言難盡。

　殷浩的職場生涯，一開始就極具挑戰性。當時的東晉朝廷面臨著一個空前的“敵人”:不是來自外部，而是內部——少見的軍事人物桓溫。

　桓溫其人，性格豪爽、姿貌偉岸、風度不凡，是南朝少見的膽色俱備的帥才。公元345年8月，他已升任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都督荊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掌握了長江上遊的兵權。

　公元346年11月，也就是殷浩入仕之後不久，桓溫判斷局勢，果斷擅自率軍討伐蜀地的成漢政權(上疏朝廷，但未等朝廷回復就帶兵開拔)。下一年3月，他就攻進了成都，摧枯拉朽般覆滅了氐族李氏政權——這個割據政權，當初曾率先裂地稱王，拉開了西晉崩盤的序幕。

　桓溫滅蜀，創下了東晉立國以來的最顯赫武功，從此越發威名大振，但也讓東晉朝廷更為忌憚。司馬昱比來選去，認為只有盛名在外、朝野推服的殷浩能夠製住桓溫，於是便把他引為心腹。而殷浩的風格偏偏是直來直去、針尖對麥芒，他與桓溫一內一外、對立關系逐漸公開化。

　公元349年，中原後趙帝國的皇帝石虎病死，統治集團爆發內訌、冉閔誅殺石氏，北方陷入空前大亂。桓溫大喜，認為這是光複中原的千載良機，便立刻上書朝廷、請求北伐。

　但東晉朝廷並不願意看到桓溫再立大功，以免越發不受掌控，於是從不作正面回復。同時，他們還提拔殷浩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擺出一副“北伐大功舍我其誰”的架勢。

　如此兩次三番，本就瞧不起朝廷那波酸腐文人的桓溫脾氣發作，公元351年12月，他上書朝廷，聲稱“朝廷養寇，統為庸臣所誤”，隨後便以北伐為名、率領麾下五萬大軍順流而下，但抵達武昌後就按兵不動。

　桓溫這番動作耐人尋味，看似北伐，實際上是向朝廷傳遞“清君側”的信號。而他所要清理的，自然是殷浩。

　當時的朝廷上下震駭，殷浩本人也急得團團轉，甚至提出引咎辭職;好在吏部尚書王彪之(書聖王羲之同族堂弟)獻上一計，司馬昱親自寫信，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終於讓尚有君臣之義的桓溫上書謝罪、班師回鎮。

　雖然僥幸過關，但殷浩哪咽得下這口氣?他尋思著，怎麽想個法子由自己北伐成功、以蓋住桓溫的風頭?也許他心裡想的是:你桓溫能打仗，難道我就矮人一等?！主意已定，他甚至迫不及待地寫好了表書，作勢遞交朝廷、請求北伐。

　當時，很多有識之士都勸說殷浩認清定位、不可越俎代庖，其中就有擔任右軍將軍的王羲之，但他們的真知灼見均被自我感覺良好的殷浩拒絕。

　公元252年，殷浩率領謝尚、荀羨等人揮師北伐，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整個過程讓人哭笑不得:

　原本，替冉魏政權鎮守許昌的張遇已經向東晉投降;但當殷浩等人將要抵達許昌時，謝尚無法妥善安撫張遇，對方憤怒之下就地反叛，並派兵攻下洛陽、偷襲在倉垣的晉軍，殷浩的行軍計劃遭受重挫;

　不過，隨後羌族首領姚襄率眾向謝尚投降，二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並在隨後一同進攻許昌。但一旁的前秦派出2萬精兵幫助張遇，潁水之戰，晉軍脆敗，戰死者多達1.5萬，謝尚本人在姚襄的保護下才逃出了生天;

　退守壽春的殷浩隨後連續祭出蠢操作:

　他聽說姚襄在歷陽屯田練兵，擔心其難以掌控，便想出了一個腦洞極大的解決方案:派刺客暗殺;然而，刺客臨陣反水，不僅沒對姚襄下手，還主動出賣了殷浩。

　堂堂東晉正統的宰輔，竟乾出如此下三濫勾當，殷浩這次可謂尷尬到極致;但在姚襄派人前來忽悠一番後，他竟哈哈一笑，表態要跟對方重歸舊好。

　也許在殷浩看來，年紀輕輕的姚襄很容易被忽悠;但他不知道，自己才是最幼稚的那位。不久後，他就因自己的“單純”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當初，他曾暗地收買前秦的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以高官厚祿為誘餌，鼓勵他們刺殺秦主苻健。但他哪裡知道，對方其實是苻健的親信，壓根不可能反水。

　不僅如此，這些人還設下陷阱:他們回信表示願意當內應，邀請殷浩西進，到時雙方裡應外合，拿下洛陽、挺進關中易如反掌。殷浩大喜，連忙調集自己的7萬大軍向洛陽進發，並且還命令姚襄當自己的先鋒軍。

　讓被自己刺殺未遂的人替自己打先鋒，這是多大的心臟！結果，姚襄在行軍途中突然倒戈，東晉大軍淬不及防、潰不成軍，裝備輜重損失不計其數，殷浩倉皇逃竄。

　隨後，聽說姚襄留下部分軍隊駐扎山桑、其本人已返回淮南，氣憤不已的殷浩決定討回場子，於是便集結余部進攻山桑。結果他再次掉坑，姚襄突然來了個回馬槍，前後夾擊下，晉軍再遭恥辱性一敗。

　隨後，賺得盆滿缽滿的姚襄得了便宜還賣乖，他派人前去健康，一邊謝罪，一邊控訴殷浩對自己的排擠、毒害，訴說自己是不得已自衛等等。

　到了這個地步，東晉朝廷只能讓與姚襄關系親近的謝尚前去替代殷浩。但常言道“趁你病、要你命”，殷浩的政敵們不會放過他，他們紛紛落井下石，痛罵殷浩禍國殃民、連累將士;其中自然以桓溫罵得最狠，他上書朝廷，痛斥殷浩執政以來的種種罪過，強烈要求將其廢為庶人。

　其他人罵罵殷浩，朝廷也許能裝聾作啞;但看到桓溫義正詞嚴、得理不饒人的奏疏，司馬昱也無計可施，隻好棄卒保車、把殷浩趕出了朝廷。

　從此，桓溫權傾內外，再也沒人能與其爭鋒。沒過多久，他親自發動北伐，兵鋒一度逼近長安城，給前秦帶去了極大震撼;同時，他也穩步邁向心懷不軌的權臣之路。

　但殷浩的奇葩故事還未結束。

　被貶到新安郡東陽縣的殷浩，看似寵辱不驚、淡定依然，繼續研讀自己最愛的老莊之道;但人們發現他經常突然發呆，拿起筆對著空氣寫出“咄咄怪事”四個大字。由此可見，他實在想不通自己為什麽會走到這步田地。

　實際上，桓溫早就與殷浩相識，倆人年輕時名聲不相上下，有點武俠中“北喬峰、南慕容”的架勢。到了這個時候，桓溫倒也沒有趕盡殺絕，反而想起了這位老對手的好。雖然他瞧不起殷浩的執政能力，但對其的德行、名聲還是比較認可的。

　沒過多久，桓溫對親信郗超說:“殷浩有德行、善言辭，假如以前讓他出任尚書令或仆射，足以成為百官的楷模;朝廷之前讓他擔任一方大員，實在是用錯了方向啊。”於是他便寫信給殷浩，邀請其回到朝廷當尚書令。

　這讓人不得不感歎，為啥在那時，看人最準、最知人善任的，反而是桓溫這樣的“逆臣”?

　收到信後，整日裡自怨自艾的殷浩大喜過望，他立即回書一封，不僅欣然接受任命，還深切地感謝桓溫既往不咎、虛懷若谷，自己一定會盡心效力之類。

　此時的殷浩，哪還有當初傲然說出“官本臭腐，錢本糞土”清高言論的影子?

　然而，當他把回信裝進信函後，擔心自己的措詞存在不妥之處，於是便重新開封、細細檢查。就這麽又封又拆了十幾回合，他才放心地把信寄給了桓溫;不曾想怕啥來啥，他忙中出錯，竟然把一個空信函寄了出去。

　桓溫收到信函後，打開一看竟空無一物，以為殷浩這是在故意羞辱自己，自然是勃然大怒，從此斷絕了啟用殷浩的想法。

　兩年後，憂懼交加的殷浩病死在了東陽縣，一代名士，落得如此可悲可笑的下場。他的遭遇，是魏晉南北朝一些“名士”的真實映射:

　這些人精於哲學、德高望重，深受士大夫群體的推崇，掌握了南朝的核心資源;

　但那個時代，是個內憂外患層出不窮、豺狼虎豹橫行天下的亂世，這些文人並不具備解決錯綜複雜困難的能力，如果把他們放在不合適的崗位，只能是既自取其辱、又禍國殃民。

　年紀輕輕的姚襄，就能把東晉宰輔殷浩玩得團團轉，司馬氏王朝為何會江河日下，原因不言自明……

　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正月，東晉首都建康城內出現了令人瞠目結舌的一幕:當朝丞相王導帶著王邃、王彬、王侃等在朝廷任職的王氏宗族二十多人，跪在皇宮門外痛哭流涕。這件事情的奇怪之處一是王家是權勢熏天的顯赫貴族，尚書將軍出了一大堆！

　現在跪在那裡痛哭的王家子弟往日可都是光彩照人、不可一世的主兒;二是皇上司馬睿沒有接見王導，也沒有派人出來勸說，就由著王家人在那裡跪著。東漢以來，門閥世家地位崇高，皇上如此慢待豪門大家，這還是第一次。沒辦法，王導只能每天起早，帶著全族子弟從烏衣巷出發走過秦淮河來到宮門前哀聲大哭。

　王家犯了什麽事了嗎?是的，王家的王敦起兵造反了，馬上就要殺到建康來了。造反是株連全族的大罪，王導能不著急上火，跪地求饒嗎?可司馬睿能原諒王家嗎?

　結局是在周顗等人的力保下，司馬睿在宮中召見了王導。君臣相見後，王導跪地請罪:“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竟出臣族！”司馬睿似乎被感動了，光著腳走下龍椅，扶起王導，拍拍他的手表示絕對相信王導。事情就這麽過去了?是的，本應株連九族的造反大罪就這麽被赦免了。

　仔細分析起來，並不是司馬睿不想懲治王家——有哪個皇帝不在意皇權的穩固，對造反熟視無睹的?可是在門閥世族勢力高漲的東晉南朝時94期，皇帝受到千絲萬縷的束縛，不能懲治謀逆的世族子弟。司馬睿和王導代表的王家的關系就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王導出身的琅琊王家是從東漢末期就開始發跡的政治世家，西晉時開始顯赫，先是王家的王衍擔任了太尉，成為掌權人物，再是王澄出任荊州刺史，王敦出任青州刺史。王衍很得意地說:“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

　王導起初在王家的權力結構中並不突出，但很快後來居上。因為他在亂世中跟對了領導——司馬睿。永興二年(公元305年)琅琊王司馬睿去守下邳，王導就是他最初的助手。司馬睿的封地就是王導的老家。司馬睿對封地內的望族王氏很有好感，刻意籠絡，而王導的真本事也為司馬睿解決了不少問題。兩人很快組成了政壇好搭檔。

　當時中原大亂，王導建議司馬睿去東南地區獨當一面，很快就得到了司馬睿的讚成。兩人找機會，拉上人馬在公元309年搬到了建鄴。司馬睿初到江東，當地人對他很冷淡。道理很簡單:西晉王朝已經分崩離析了，皇室成員在江東士人心中早已大大貶值。

　而司馬睿這個琅琊王又是西晉皇室中的邊緣人物，要向上追溯到司馬懿才能和晉皇扯上直接關系。現在，司馬睿帶著一大幫人逃到南方來，誰又能保證他們能長久在南方立足?

　司馬睿說不定過幾年就被人給撤了，甚至腦袋搬家了。所以，江東的世族大姓輕蔑地稱司馬睿、王導等人為“傖父”，很不禮貌。東南人心不服。王導著急了。對於他們那些南下的北方世族來說，司馬睿的命運就是他們的命運。

　司馬睿在南方站不住腳，王家等人也站不住腳。於是在南下建鄴的一個多月後的“修禊節”，秦淮河邊出現了這麽一幕:司馬睿坐在奢華的肩輿之上，在皇家儀仗的簇擁下，緩緩而來。王導等北方世族和名流都恭恭敬敬地騎馬跟隨其後。整個隊伍威嚴肅穆又不失豪華熱鬧，將西晉王朝的泱泱皇室風范展現給了當時在江邊過節的江南士人。江東的紀瞻、顧榮等著名大族都在江邊搭著席位，佔著地盤過節。

　目睹這一幕，他們的內心受到了極大震撼。皇是骨肉相殘之後竟然還能保持這麽威嚴的陣勢;原來司馬睿在北方的地位這麽高，得到了這麽多大人物的支持;原來司馬睿等人還知道南方的節日，主動參加，與民同樂。震撼之余，南方人士紛紛拜倒在路旁。司馬睿落座後，江東各大族的代表人物紛紛前來拜見。

　司馬睿、王導等人專門挑一些南方人不知道的新聞、禮儀、賞賜來說事，把那些世代居住在江東的世族大家們聽得暈頭轉向的。

　回家後，世族大家們紛紛感歎，司馬睿這批人不可小瞧啊。緊接著，南方各大人物和名流先後接到了司馬睿的聘書。司馬睿一下子征辟了160個幕僚，許諾以高官厚爵。東吳滅亡後，江東士人的仕途變得很不順暢。如今司馬睿大施恩惠，迅速將士人團結在了身邊。史載:“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

　王導立下了如此大功勞，成為司馬睿政權的支柱力量。公元318年4月，長安被匈奴攻破，晉湣帝遇害。王導趕緊勸說司馬睿繼承帝位。東晉王朝很快在建康(建鄴改名)建立了，司馬睿就是晉元帝。司馬睿和王導的“王馬搭檔”也就升級為了司馬睿當皇帝，王導當丞相的政治結構。

　司馬睿登基之日，感慨萬分，對王導的輔助和擁立之功深深感激。他竟然在莊嚴肅穆、百官隊列的時候，拍拍龍椅的空處，招呼王導“升禦床共坐”。

　當皇帝哪能是排排坐分果果的事情，王導連忙推辭，司馬睿招呼他三四次，言辭懇切，王導不得不搬出“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的大道理說服司馬睿。

　這句話的潛台詞的是，王導可以成為和司馬睿一樣的太陽和國主，只是他不願意做！

　民間則形象地形容為:“王與馬，共天下。”這句俗語恰如其分地表現了當時王家的權勢。東晉初期，司馬睿完全信任王導，叫他“仲父”，把他比作自己的“蕭何”。王導也經常勸諫司馬睿克己勤儉，優待南方，與人為善。司馬睿和王導在草創期上演了一場君臣相敬相愛的佳話。

　琅琊王家也達到了權勢的高峰，除了王導擔任丞相，王敦控制著長江中遊，兵強馬壯;四分之三的朝野官員是王家人的或者與王家相關的人。

　另外，王家在南朝時期出了八位皇后。說王家和司馬家族共享天下，並不過分。事實上，隨著皇權在亂世中不斷削弱，政治世家的勢力不斷高漲，皇帝隻好仰仗大家族的支持才能坐穩龍椅。“王與馬”的案例並非特例！

　當局勢稍微穩定後，皇帝就開始琢磨如何穩固皇權了。司馬睿坐穩了龍椅後就對“王與馬，共天下”的傳言產生了酸酸的感覺。首當其衝的問題是如何把那些不可一世的世族大家的力量給打壓下去。具體到琅琊王家，性格張揚又手握重兵的王敦就成了“出頭鳥”……

　司馬睿開始暗中限制、削弱王家的勢力。他提升重用王府舊人劉隗和刁協。劉刁兩人對尊馬抑王一事不遺余力，不斷出頭打壓王家勢力。王導被疏遠了。

　王導為人務實，面對皇權的打壓采取了謙抑自守對策，退居家中靜觀時局變化。司馬睿一時也找不到理由，也不想進一步動把王導怎麽樣。可王導忍得了，脾氣不太好的堂兄弟王敦就忍不了。

　他放蕩不羈，性情外露，對王家受到打壓憤慨難平，並把怒氣表現了出來。鑒於王敦控制著長江中遊各州的政權和軍隊，司馬睿派劉刁二人出任地方刺史，企圖鉗製王敦的勢力。這一下，王敦乾脆造反了，招呼兄長王含等人帶上大軍，順江而下，衝向建康找司馬睿等人算帳。

　王敦給全族人捅了大婁子，劉隗和刁協抓住把柄，勸司馬睿誅殺王導和王家的所有成員。

　王導認定王家還不具備推翻東晉當皇帝的實力，必須依靠東晉政權，才能保持權勢。所以，王導趕緊帶上王邃、王彬、王侃等在朝廷任職的王氏宗族二十多人每天跪到宮門外候罪。對於司馬睿來說，王敦造反提供的不是將琅琊王家連根鏟除的良機，而是一次威脅政權的考驗。

　他同樣沒有離開王家支持自己坐穩龍椅的實力，司馬睿和王家的命運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赦免王導等人是最現實的選擇。說來，皇帝也不好當啊，要考慮到統治根基問題，考慮到各方面的力量平衡問題，考慮不當就連皇帝也做不了。明白了這一點，也就明白了為什麽連皇帝也奈何不了那些顯赫的世家大族們了。

　卻說王家的危機解決了，不想王敦的軍隊攻佔了建康。王敦把持了朝政，官員進退操於其手。

　從法律上來說，王敦所做的真的僅僅是“清君側”，沒有絲毫違法謀逆之處。司馬睿下詔大赦，赦免參與叛亂諸人的罪過，並封王敦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王敦拒絕接受，依然做他的大將軍。他也沒有自己做皇帝的想法，不久退兵長江中遊，局勢進一步降溫。

　不想，王敦退兵後身體越來越差，在周邊宵小的蠱惑下，重新發兵進攻建康。這次他擺出了傾覆朝廷的樣式。王導再次堅決站在司馬睿一邊，主動掛帥，提兵與王敦叛軍作戰。王敦隨即病死，兄長王含、繼子王應被殺，叛亂徹底消除。

　王敦兩次叛亂，罪證昭然於天下，琅琊王家都安然無事。

　中國古代歷史湧現了許多像琅琊王家那樣的政治世家。他們在一個朝代甚至幾個朝代保持權力，影響天下大政方針，比如西漢的衛青家族、東97漢的外戚竇家、三國的諸葛亮家族、唐朝的長孫家族等等。

　東晉南北朝湧現的政治世家最多，烏衣巷裡的王家和謝家就是代表;明清較少，可在清末也出現了曾國藩家族。政治世家湧現，是中國古代歷史的一大現象。

　那麽什麽是政治世家，為什麽會產生政治世家?他們又是怎麽傳承權力，怎麽做到老子有權，兒子也能有權的呢?

　所謂的政治世家指的是那些別人往你家裡扔塊板磚就能砸到一個尚書、兩個侍郎、三個巡撫外加一個主事、知府的人家，這樣的人家辦個生日宴會能辦成朝野官員大聯歡，上朝議政光和親戚朋友打招呼就要花小半個時辰，好不容易忙裡偷閑想到京城外面散散心，結果引來七個縣令請安八個將軍帶兵護衛。

　我們後人除了羨慕其中的榮華富貴、風光無限外，更重要的是對權力的傳承過程感到好奇。大凡權力操作，都遵循一定的規律。

　權力之所以能夠在一個家族內部代代相傳，首要的原因是人事制度不完善，不成熟，給政治世家提供了在官場“近親繁殖”的機會。中國五千年歷史中的近四千年時間裡，當官是不需要經過任何公務員考試的。有人說你行，你就行，收拾行囊準備當官去。

　在隋文帝楊堅發明用科舉考試錄取官員之前，選擇官員的標準主要是道德、聲望、人緣等虛的東西。而壟斷這些虛頭幻腦內容評定的是官員階層本身，所以“公認”的品德高尚、聲望卓著的人都是官宦子弟。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中國歷史上門閥世族勢力最強盛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這要拜曹魏王朝推行的“九品中正製”所賜。

　各地的人才由本地的中正官評定能力等級，按照評級高低出任相應的職位。結果，官宦子弟只要長了胡子、不是白癡弱智再會寫幾個字，就都被在位的親戚任命為官了。琅琊王氏、陳郡謝氏都是在這種制度保障下迅速崛起的。等到唐朝完善了科舉取士制度，世族勢力就失去了在官場“近親繁殖”的沃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第二個原因是世家子弟有前輩政治勢力和影響的庇護。朝中有人好辦事。相同能力或者資歷的人競爭某個官職，上級官員肯定選擇那個自己熟悉的人。

　如果這個人是自己的親戚或者兒子，那就更要照顧錄取了，即使候選人是爛泥也要把他扶上牆。這是人性的弱點決定的。即使父輩不幸早死，那也不會對子孫的政治前途造成太大的影響。有權授予你官職的人可能是你父親若乾年前的同僚或下屬，或者曾經加入的某個官員俱樂部的朋友，或者你父親在某次年終考核的時候幫他做過弊。

　這樣的淵源可比你費盡心機，給高官的太太送一轎子的高級胭脂要管用得多。在中國社會環境中，政治世家形成的時間越長，在官場蔓延的人脈關系就越廣、越有用，子孫後輩能去找的“世伯”、“世叔”就越多。它比人事制度更有用。

　一代人的權勢是由前幾代人的努力奮鬥累積而成的。家族影響著後代的職業選擇，也塑造了後代的能力品性。

　除了人情和制度保障外，政治世家壟斷官職和權力的第三個有利因素是主觀的，更隱蔽，也可能更主要。那就是世家子弟的素質一般要比普通人家的子弟要高。

　西晉末年，有人去太尉王衍家拜訪，正巧趕上王敦、王導、王戎等太尉的堂兄弟們都在。出來後，客人感歎道:“我在王家看到滿堂琳琅珠玉啊！”這句話多少有點奉承的意思，但並不是胡說八道。

　王衍是太尉，雖然不好好當他的太尉，但也是開玄學風氣之先的人物;王導、王敦這兩個日後東晉的風雲人物就不用多說了，連末尾的王戎都是“竹林七賢”之一。如果再算上子侄輩的王羲之等人，王家真是人才輩出，每代人的素質都不錯。這和王家家風嚴肅，注重子孫教育有關。政治世家的家族教育，除了基礎的知識教育外，主要還是執政理念、前輩經驗、家族人脈和王朝歷史的教育。如此教育的結果是世族子弟往往政治早熟，而且理論聯系實際，政治素質遠高於一板子弟。

　不管你接受與否，世家子弟有著獨特的氣質和較高的素質。一個家族在政壇摸爬滾打幾代人，總會沉澱下有用的、沒用的經驗教訓，把閃光點流傳給後人。如果這個家族還特別重視子孫的教育與培養，那麽子弟的素質更可能比一般人家的子弟要高。

　那些權勢人家的孩子們，生下來都不是紈絝子弟，也不可能全是白癡弱智，絕大多數也都想好好學習，超越父輩，讓家族一代比一代興旺發達。所以，世家子弟具有較高的素質是高概率的事件，即使刨除制度保障和家族影響，他們也會在權力場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一些讀者可能不讚同這最重要的第三點原因，覺得世家子弟大多是花花公子、繡花枕頭。

　就如近代作家張恨水在《水滸人物論讚-高衙內》中指出的，官宦子弟常由以下三大原因而墮落，一代不如一代:“作官人家有錢，廣置田產，使子孫習於懶惰，一也。

　作官人家有勢， 使子孫驕傲成性，目空一切，二也。作官人家必多小小趨奉，不得主人而趨奉之，則趨奉幼主。官之子孫易仗財使勢，無惡不作，三也。有此三因，作官後代，安得而不墮落乎?”

　這樣的世家子弟的確存在，但沒有成為這個群體的主流。人們過分關注政治世家就會在眼睛中出現了“盲點”，對那些高素質的、成功的世家子弟漠然不見，幾乎全部注意力都被那些壞小孩給吸引了。

　綜上所述，政治制度的保障，中國特色的人情關系網以及高素質、高能力的子孫後代是權力家族留住權勢的三大法寶。令人眼紅的權勢不是平白無故地停留在少數幾個家族的。

　就是因為琅琊王家勢力盤根錯節，東晉皇室在平定王敦叛亂後，將王墩從墳墓中挖出來砍頭，將他的腦袋掛在朱雀橋上示眾，卻不能動搖王導的地位。

　王導保持他的丞相寶座成了三朝元老，一直到司馬睿孫子輩還活躍在朝堂上，並屢有封賞。因為他不是一個人在位，而是作為構成王朝根基的世族大家的代表持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