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常凱申精心安排布置的一個地方，裡邊有反間諜機構。這情況李廣元是從詹國強那裡知道的，詹國強當然不該講這件事。因為曾公布過專門的通令，禁止黨員及軍人去那邊，因此有些天真的多嘴饒舌的人以為在那裡說話是最為安全不過了，殊不知每張桌上都裝有特務的竊聽器。

　　“那就太感謝您了”李廣元回答說“既然您批準了，今後我就專門指定那邊作為我和我的人會面的地點、不過，如果在那裡還有人把我逼得走投無路的話，我還是要找您幫忙的”

　　“您盡管來。見到您我總是很高興的。”

　　李廣元懷著錯綜複雜的心情回去了。總的來講，他相信常凱申說的是真話，因為常凱申的話很坦率。不過，是不是過於坦率了?分寸感，在任何工作中都是最最主要的，諜報工作就更是如此。李廣元茨覺得，有時候過分的坦率比過多的猜疑還要危險。

　　呈報上級。

　　絕密材料，打印一份。

　　今天19時42分監視目標叫了 BKH441號公車，吩咐司機把他送往老街。在這一站他下了車。但是在其他各站始終未能找到他。

　　常凱申將這份報告收進他那個存放最秘密、最重要案卷的舊公文夾裡，又繼續研究有關李廣元的材料。材料中有一段講到監視目標喜歡在博物館排遣業余時間，常在那裡與他的特工人員碰頭會面。常凱申用紅色鉛筆在這一段下面畫了一道紅線。

　　衛隊高級總隊長交給詹國強私人司機一封信。

　　“假如敵人打中了您的飛機，”他用很柔和的聲音說道，“戰爭時期總歸是戰爭時期嘛，一切情況都可能發生，在您解開降落個背帶之前，務必要銷毀這封信”

　　“在解開降落個背帶之前，這封信我是銷毀不了的，”對事情過於認真的司機回答說，“因為落地之後，風要在地面上把我拖一陣子。但是，我一解開降落傘的背帶，第一件事就把信毀掉”

　　“好，”微笑了一下，“咱們就這樣說定了。而且，即使您是在本土的上空被打下來，同樣也要把信銷毀”

　　他的擔心是有根據的，這封信如果落到除詹國強外的任何人手中，那麽，他就要嗚呼哀哉了。

　　七小時之後，詹國強拆開了這封來信。

　　衛隊司令

　　回國之後，我立即著手制定尋找與北邊建立聯系的計劃，不是組織安排方面的計劃，而是全面戰略性的計劃。根據我在這裡所掌握的資料，可以得出一個根本的結論:同盟國和我們一樣，也為北部有可能建立共產黨政府而感到擔憂。即使建立起的政府純粹是象征性的，莫斯科也會通過鐵托的共產黨，在共產黨領袖們和莫裡斯·多列士幫助下獲得二條直達延安的通道。這樣一來，很快就可能建成一個從貝爾格萊德通過熱那亞到坎內和巴黎的“布爾什維克地帶”。

　　這次行動中我的助手是吳玉勇，順便說一下，他的母親是個日本人，她是親日分子、但反戰的上層貴族中間有著極廣的聯系。但對我來說“日本”和“國民黨”這兩個概念是不可分割的，而且，他夫人身上的親日思想是強於其他情緒的;考慮到我們有可能利用她的社會關系，對同盟國適當地做些工作，因此，我認為吸收吳玉勇參加制定行動細節的工作是很合適的。

　　我決定之後，吳玉勇就開始通過對外的渠道向哦們提供消息，使他知道進行談判的意義是:使西方能在共產黨成為北部主人之前控制那裡的整個局勢。而且我還認為，談判的主動性不應當來自我們，我覺得更為合適的辦法是讓同盟國通過自己的特工人員“了解到”我的想法。

　　因此，我批準吳玉勇進行以下的活動:據76號的情報說，黨衛隊的一名尉官和一些共黨人談話時不止一次說過，我們已經打敗了，局勢已無可挽回。

　　吳玉勇在一個“偶然機會”參加了一次友誼娛樂晚會，將近清晨的時候，吳玉勇醉醺醺地對別人說，他對這場可憎的，毫無意義的戰爭已經感到十分厭倦。

　　通過諜報工作已經查明:事後的第二天，吳玉勇在與日本領事談話的時候說，如果有人談到戰爭可憎，那就是說，大多數也是這樣想的，而整個北部以及駐扎在這裡的全部國軍的命運都掌握在詹國強的手裡。周呼海過去曾是美國‘凱爾維雷申’公司的代表，所以他與美國的關系在這裡是廣為人知的，盡管他一直支持汪偽政權。同時，他的嶽父是一位與英法資產階級都有聯系的大銀行家。吳玉勇談話使特務掌握了足夠的把柄。於是他把吳玉勇請到一個秘密聯絡點，把得到的詆毀對手聲譽的材料和盤托出“這些材料足可以馬上把你送上絞架了”他對吳玉勇說，“你只有一條活路，那就是老老實實地為日本人做事。而在這場鬥爭中外交的，看不見的戰鬥也是十分重要的”總而言之，吳玉勇已經同意為我們效力了

　　第二天，吳玉勇遇到日本領事，對他說，只有在國民黨的衛隊首領詹國強可以拯救北方，使它不受活動在山區和城市裡的遊擊隊所帶來的共產主義的威脅，還說，如果他能夠和同盟國協同行動，自然，事情就會很快，很有把握地取得成功。

　　吳玉勇在杭州、寧波和武漢都有大筆的財政收入，所以十分關心地把有關的話聽完，而且已經開始幫助我們與西方同盟國建立這種聯系。領事給我寫了一份關於這次談話的報告，這樣一來，整個行動從這時起就得到了保險，從形式上看它完全是為了汪主席和民族的利益，在衛隊監督之下和同盟國耍弄的一場把戲。

　　2月21日宋大文飛抵昆明。他在那裡找到了一個熟人馬昌盛。通過馬昌盛的幫助，他和雲南偵察機構一位少校張國光搭上了關系。張國光同意幫助在衛隊和美國人之間建立聯系，並解釋說，他所以這樣做完全是出於一個華夏公民的利己目的，因為問題是:昆明主要是幾家法國公司使用的港口，如果雲南落到共產黨的統治之下，法國的公司也將蒙受損失。另外，我已查明，他是在日本以及德國受的高等教育，上過巴塞爾和法蘭克福兩個大學。

　　和他談話時宋大文說，應當特別小心謹慎，因為他幫助建立聯系是冒著風險的。他說，這種事情是違背中立立場的，而現在俄國人的立場很強硬，機密一旦泄露，他的政府隻好表示堅決反對他的做法，把全部後果推到他的身上，由他個人來承擔向張國光少校保證說，除了俄國人和共產黨分子之外沒有人對泄露這個秘密感興趣。他還說:“我相信，在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是共產黨，更不是俄國共產黨，所以大可不必為泄露消息擔心”

　　據宋大文說，和張國光談完話後的第二天，他邀請了詹國強和他的助手吃午飯“我有兩個朋友，他們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想法，”他說，“如果您願意的話，我可以介紹你們認識一下”宋大文回答說，他想在晚些時候，等他的助手和他們談完之後，再見吳玉勇的兩位朋友。

　　兩人進行了會談。我曾向您說過，這個家夥並不是之前說的那個人的兒子，而是南開大學經濟學教授的兒子。他在大學通過博士論文之後就去美國了。(我在想，他們會不會在美國就已經有所接觸，因為他們倆人畢業於同一所大學)。開始在紐約的一些國際銀行康采恩裡工作，那時，宋大文也是在這些地方工作的。

　　會談時，宋大文提出了一個問題:“你們是否願意和衛隊聯隊長會面，更具體地討論一下這個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問題呢?”張國光表示同意，但據吳玉勇看，對這項建議很多人還有幾分懷疑，不太相信;不過，來情報部門工作的知識分子都有這個特點。

　　我批準了吳玉勇去瑞士。那些特務和間諜在奇阿索湖迎接了他。然後他們一起到盧加諾一家小餐廳，梅思品按照我們講好的那樣說道:“我們願意與西方同盟國談判，以便打破莫斯科在中國北部建立共產黨政府的計劃。這一任務要求我們消釋前嫌，把過去的仇恨一筆勾銷，坐下來一起考慮我們的明天。和約應當是公平合理的”

　　宋大文回答說，唯一可能的談判那就是談日本無條件地投降。

　　“我決不做背叛變節的事”宋大文說“而且，中國沒有一個人願意做這種事”

　　但是，吳玉勇堅持“無條件投降”的觀點，不過，他並沒有中斷會談，盡管大家按照我和他事先制定的基調，堅持了強硬的反對立場。

　　接著，詹國強的助手打斷了吳玉勇的話，也參加進來一起會談。正是這個人交給宋大文一份邊區兩個領導人的名單，一個叫費思聰，另一個名叫馬亞軍。這兩個人目前關在我們的監獄裡。他們都不是共產黨員，由此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結論;美國人和我們一樣，也為我們受到共產主義的威脅而憂心忡忡。他們很需要一些抵抗運動共產黨員的英雄，必要時可以讓他們出來領導一個忠於西方思想的政府。

　　“如果這兩個人能夠被釋放出獄，並被送到重慶來，”詹國強的代表說，“那麽我們的會晤就可以繼續下去”

　　我的助手回來向我做了報告，我認為問題已很清楚。談判已經開始了，否則就無法解釋他們為什麽提出釋放兩名共產黨人的請求。詹國強還推測說，大家正在等我去重慶。於是，我去找大家的朋友，和他談了五個小時，最後我的結論是:上級可以同意體面的投降，盡管他沒有直接做任何保證，這很可能是由於在保安部門代表面前人們一向是不敢直言不諱的緣故吧。

　　第二天，大家在蘇州畔的秘密接頭點拜訪了我，轉告我，邀請我去霞飛路商談。所以，後天我將去法租界。倘若這是個圈套，我就公開聲明這是一次劫持事件。倘若這果真是談判的開始，那麽，在返回本部之後，我將立即寫信向您報告詳情。

　　博物館搬遷走了，但是蒲教授得到當局的批準留在上海，作為一名博物館殘存部分的留守人員。

　　此時李廣元正去找他。

　　蒲教授見到他十分高興，把他領到地下室，用小電爐煮上了開水。

　　“您在這兒凍得很吧?”

　　“我凍得全身都僵了。您說，又有什麽辦法呢?我倒想知道，眼下有誰不挨凍呢?”蒲教授回答說。

　　“76號裡的地下室裡就暖烘烘的”

　　“那當然了， 你們就應當住在暖和的地方嘛。難道能把我們關心的區區瑣事和你們的操勞擔心相比嗎?我們就是我們，每個人想到的只是自己，可是他考慮的卻是所有的全國人呀”

　　李廣元仔細地環視了一下地下室，屋裡一個通風孔也沒有，竊聽器是無處可裝的。所以他深深地吸了口勁兒很大的煙，然後說道:

　　“行哪，教授一個發了瘋的狂人把幾百萬人推出去吃炸彈，可他，十足的下流胚，自己卻坐在安全的地方，和他的同夥們一起看電影…”

　　蒲教授面色一下子變得煞白，李廣元很懊悔不該說這番話，更懊悔根本就不該為自己的事來找這個不幸的老人。

　　“不過，這怎麽是我的事呢?”李廣元轉念想道“更確切地說，這是他們自己人的事，因此也是他的事呀”

　　“請您回答我，”李廣元說，“您不同意我說的嗎?您快回答呀”

　　教授仍不吭聲。

　　“好了，”李廣元說，“您的弟弟，也就是我的朋友，曾幫助過我。可您還從來沒問過我是做什麽的，我是衛隊聯隊長，在偵察部門工作”

　　聽了這句話，蒲教授伸開兩手，擋住了臉，好像有人前他臉上打來一拳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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