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做的很扎實，本人口供錄的很詳細。顯然蒲素手裡的這份材料，來自工部局警務處內部。
　　“我然後吿訴(華籍警探〉道，我確實不知道此事，因此我被日本人抓起來綁在長凳上，他們又往我鼻中灌水。大約20分鍾後，他們放開了我，再次問我是否認識(一個鄰居嫌犯)。起初，我否認我認識，但是當他們拿出一把大刀，威脅說要砍了我的頭時，我承認說我認識此人。在此期間，那華籍探員一直在場。我又被押回了樓下。”——邵富生(來自抄錄的供詞)
　　第四天，邵富生又被審訊，但未遭折磨。在這最後一天下午，他從地牢轉移至樓上，一個日本人用手槍威脅他道，假如再不招供就槍斃他。
　　“我吿訴他道，我沒有什麽再可說的了，如果他要殺我，就殺吧。他笑了，說我可以回到工部局警務處去了。我便在1939年3月25日下午5點鍾回到了工部局警務處”
　　當3月25日邵富生被加登田送回警務處市中分部時，工部局的警官發現他“左眼嚴重受傷''，身上和腿上也都被打傷。特務股的官員們很快認識到，邵富生是遭誣陷的，這些折磨導致他“心理失衡”和產生自殺性傾向。
　　因此，如今在四個月之後，工部局很難再毫不遲疑地將兩個新的暗殺嫌疑犯譚寶義和平福昌引渡給加登田曹長及其屬員了。在加登田提出正式請求足足十天之後，工部局警務處告訴日本憲兵道，他們可以對譚寶義和平福昌訊問五天，但不得再延期。
　　但是，日本人認為到7月13日截止的這段時間，不足以讓他們在大橋大樓的“專家”進行漫長的審訊，便拒絕了這項提議。
　　然而，兩天過後，工部局警務處幫助日本領事警察對福履理路317弄17號進行了突然搜查。他們在此發現了尤何清(亦即趙光義)給上級的一份報告，其中談及“成功刺殺陳籙，報告上列岀了為這次民族勝利立下大功的五個人的名字:徐國埼、尤品山、朱山猿、平福昌和譚寶義。
　　工部局警務處在當時是否認識到這份報告的重要性已不得而知。但事後可以看清楚的是，工部局警方與日本憲兵開始將陳籙案的嫌疑犯與軍統暗殺汪未經的新陰謀聯系起來了。
　　1939年夏末與秋季，有眾多謠傳說，共產黨和國民黨正密謀暗殺汪精衛，而有軍統特工嫌疑的平福昌、譚寶義如今出現在上海，似乎並非偶然。出自對於這一問題的關注以及對於福履理路報告的重要性的充分認可，使得日本憲兵隊於10月6日正式提出引渡平、譚二人的要求時，工部局警務處終於同意將兩個犯人“借給日本憲兵審訊”。
　　10月18日下午4點半，平福昌與譚寶義“被引渡給日本憲兵……
　　在被工部局警務處關押的四個月內，平福昌和譚寶義拒絕交待。然而，日本人隻用了六天的審訊就使他們崩潰了。至10月24日，這兩個經驗豐富的特工、軍統一流訓練班的畢業生便吐露了大量秘密。
　　其中包括:軍統的組織結構與招募程序，在上海充當秘密特工的臨澧特訓班的10名資深畢業生的名字;軍統曾策劃暗殺了周紀棠、唐紹儀以及其他數件炸彈大案;暗殺團中其他成員的名單;以及設在公共租界內，與昆明、重慶、天津、香港保持每日聯絡的一台秘密收發報機。
　　日本審訊者們更感興趣的是，希望得知“掃蕩”上海軍統特工的更佳辦法、關於戴利個人的詳情、本市的其他恐怖組織，以及“假裝親日而進人維新政府”的其他的臨澧特訓班畢業生。
　　只是平、譚二人對於這些問題，盡管並非故意回避，但仍回答得比較含糊。表示沒有辦法“徹底掃蕩”軍統特工，除非“收買他們”。且給出了建議，首先是賄賂下級成員，然後“利用他們的情報，逮捕髙級成員”。
　　戴利是最“高級的”軍統首腦，但是他始終待在香港，他們“對他幾無所知”。譚寶義由於“沒有橫向聯系”，因此無法向日本人說岀上海其他軍統組織的情況。
　　譚、平二人都認為軍統鹹鼠“可能”在維新政府內挖了地洞，但他們誰都不知道任何名字。
　　總之，日本人非常關心暗殺汪未經的陰謀，而平福昌與譚寶義都承認這即是他們的主要任務。但是，他們同時交待，至今尚未得知具體的實施措施。他們不知道該計劃的進程，也不知道警衛們的詳情，甚至不知道汪未經的地址。
　　換言之，這項暗殺還只是設想，“具體實施階段”。
　　當然，平福昌與譚寶義也承認他們參與了暗殺陳籙的行動。10月26日，新近升任少尉的加登田通知工部局警務處，譚、平二人已經承認謀殺。他將把他們帶到犯罪現場，以重構那次暗殺。
　　特務股的警官們遂一起前往陳籙公館，觀看了事件的再演後認為十分可信。兩天過後，譚寶義和平福昌又被“還”給了工部局警務處。只是在特務股看來，他們的罪行如今已被確認。
　　於是，11月8日上午11時，譚寶義和平福昌又被送回給加登田少尉。並被押至日本憲兵隊監禁。隨後，這兩位軍統特工被日本憲兵總部的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破獲陳籙謀殺案和製止汪未經被剌，是日本反間諜工作的勝利。這一勝利還體現在1939年10月初，極司非爾路76號的偽秘密特工圍捕了其他幾個軍統特工組上。
　　10月5日，上海的各家報紙報道說，日本領事警察在經過數月偵査之後，逮捕了20多名恐怖分子，其中包括譚寶義和平福昌，還有另外10多個被控參與多起暗殺(包括1939年6月18日毒死日本總領事)的軍統特工。
　　當時，日本人及其中國通敵分子在歹土的恐怖戰爭中取得了勝利。
　　陳籙謀殺案的結束及汪精衛行剌陰謀的破產，也是極司非爾路76號的勝利。由於逮捕了許多人，包括重慶派來剌殺汪未經的另一組秘密特工。日本的報紙，諸如《東京日日新聞》，便對維新政府負責特工的丁末邨、李事群等人表示了信任。
　　因此，當李事群嗣後在秋天訪問東京時，遂得以吹噓說，他已經摧毀或徹底破壞了整個上海、南京、江蘇、浙江、安徽的軍統機構。“我們用左手消滅了藍衣社，用右手擊倒了cc系”……
　　然而，據工部局警務處的報告說，“76號”本身也得對某些暗殺活動負責。
　　其中包括1939年12月12日，對中國婦女職業聯誼會主席茅麗瑛小姐的殘忍謀殺。謀殺茅小姐的凶手有五個人，他們用手槍與警察交火.後來被驅趕而退入了極司非爾路76號。
　　工
　　部局總辦費利浦自己也遭到槍擊，他感到只能求助於領事當局了，遂寫信給時任上海外國領事團團長的意大利總領事內隆(L?Neyrone)司令。他在信中對以“76號”為大本菅的中國國民黨反共救國軍的特工總部的活動表示了極大的憂慮。
　　他說道，這一組織，營建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魔窟，威脅了上海的和平與秩序。它由500名特工和武裝警衛組成，七個分部遍布全市，每個分部有10到20個成員。
　　費利浦認為，如果不對這一組織加以約束。則新設想的滬西警察部隊能否給歹土帶來新的法治和秩序，是頗可懷疑的。
　　恐怖活動的問題之一在於其不分青紅皂白，日本當局一直對“猖狂”襲擊“與日本事務有所關系的華人之生命”的行為表示關注。然而，正是1939年12月10日由他們屬下的“76號”分子挑起的“鬥毆”事端，使得這一局勢更為惡化。
　　那天傍晚6點鍾，手持步槍的幾名男子在外灘試圖攔截一輛小汽車。而車上卻裝著海關收到的正要送往橫濱止金銀行的17萬元，這是日本特務機關發給周佛海的基金。
　　在搶劫企圖挫敗之後，一個劫匪便試圖取道九江路。他向三井銀行的門衛們開了火，結果自己被擊倒。另一人則想奪取四川路上的一輛出租車，在和平飯店外展開了槍戰，結果卻被製服而擒獲。
　　在這場交戰中，一名工部局警務處的印籍巡捕、兩名華人、一個瑞士籍報館雇員和兩名日籍銀行職員都受了傷。
　　11日凌晨0時40分，日本憲兵司令三浦少將由兩位穿製服的日本官員陪同，來到工部局警務處，會見了處長包文。包括領事巴特裡克在內的這次會見，一直持續到清晨4點。
　　三浦將軍“精神十足”地講話，他說道，假如工部局警務處在下個月再不將親重慶的武裝活動鎮壓下去，那麽，日軍可能采取激烈的措施。處長包文立刻問這位鐵青著臉的日本憲兵司令，這是否是傳達給美、英國防官員的警告。
　　就在此時，工部局警務處副處長赤木(當然，他被委任此職，是旨在代表日本帝國在工部局警務處的利益)則小心地打斷了他們的談話。他解釋道，日本憲兵隊不希望采取冒犯行動，但是他們受到軍事當局的強大壓力，要求其有所舉措。
　　此時，稍稍平靜下來的三浦將軍肯定地告訴包文道，東京曾指令他要汪未經放棄在上海的反重慶暗殺行動。巴特裡克領事便建議道，作為響應，如今倒是個機會，即與美國大使一起建議重慶的中國政府製止上海的恐怖活動，以維待和平與秩序。
　　東京的美國大使也提請日本政府關注此事，奉勸他們清除在汪未經指揮下的“76號”的特工總部的歹徒。包文處長談及此事時指出，試圖搶劫海關錢款的罪犯，與極司非爾路上受日本人庇護的一家賭場有關系。
　　我特別強調這樣的事實:我在最近一年半中，曾經反覆預先警告日本憲兵隊，談及賭場、鴉片館，以及極司非爾路76號、星加坡路22號、億定盤路35號和其他地方的職業殺手的危害性。
　　不管怎樣，約翰遜大使在5月14日向重慶的中國外交部長表達了美國駐上海領事館對此事的關注。他說他希望中央政府“能夠利用它對愛國者的影響力，避免類似事件的再度發生，這類事件只會攪亂上海的局勢、部長答應與軍方交涉此事。
　　翌日，工部局通過了一個決議，要求領事團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鎮壓歹土的違法團夥，並特別提請人們注意極司非爾路76號，因為它在暗殺和綁架行動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然而，意大利總領事內隆在日本總領事的支持下，拒絕支持對此進行干涉。理由是，工部局已經在2月16日與傅小庵市長簽署了實際上的協議。英、美領事對於按照2月16日協議，設立滬西特警部隊後能否有效重建歹土或租界秩序的問題表示了懷疑。
　　但是，盡管時間證明英、美官員的預言是十分正確的，領事們依然僵持著，領事團再未采取進一步的措施。
　　至少在短期內，恐怖事件大為滅少。1939年6月至1940年初，是整個“上海孤島”時期內恐怖活動發生最少的一個階段。日本同盟新聞社在1940年1月18日指出，反日的恐怖活動銳減，月份只有4起暗殺案，而3月份卻有14起。(這是報紙上登出的消息，算是最新的了。)
　　然而，最壞的情況還是發生了。就在上個月，親重慶分子在公共租界內暗殺了穆時英，是為汪未經最重要的宣傳員之一;接著，南京偽政府人員報復性地殺死了邵虛白，是為親國民黨政府的新聞記者，於是恐怖活動驟然增多。
　　甚至蒲素策動的針對滬西的漢奸絞殺和煙鋪的征收，以及碼頭和醫院藥房的洗劫，都被算在了重慶方面的頭上。
　　(明天這個大章節最後一章，接著就是下一個內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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