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雄吉回到講台旁他的座位上後，愷自威走上講台，反駁日籍居民提出的修正案，說它是“荒謬的建議”，並下結論道:“我竭力請求你們拒絕這一修正案。”

　當謝爾要把這修正案交付表決時，林雄吉也站了起來，並走向講台。人人都看著這位70歲的小個子老頭兒慢慢地走上階梯。當他到達講台上時，卻突然從其口袋裡拔岀一支點32 口徑的左輪槍，瞄準愷自威開了兩槍，子彈穿透了這位英國人厚實的大衣射入其胸膛。

　隨著愷自威的倒下，會場上立即爆發了大混戰。台上的其他三名男子——工部局董事岡本一策以及總辦處的池田和野口一，從林雄吉手中奪過了槍。椅子和墊子在空中擲來扔去。

　警務處處長包文站在台階口，阻擋著試圖衝上講台階梯的其他日本入，同時，警察們推操著林雄吉，將其拘禁;愷自威則被抬至一輛救護車上，送往宏恩醫院。

　愷自威幸免於難。在其同黨中成為英雄的林雄吉，則向日本領事館自首。後者聲稱，他將被送往長崎審判。而日本的外務省發言人說，在長崎法庭，“不一定”要求上海的證人出席。(當時也沒有人知道，日本偷襲珍珠港後，愷自威會成為英國“特別行動作戰部”駐華戰時情報處處長。)

　雖然兩個日本入企圖在2月2日燒毀跑馬總會的大看台。上海的納稅人——除了聯合抵抗抑製這次會議的日籍居民，三天后在康復的愷自威的主持下聚集起來，以7 055票對5票，批準“增收40附加捐的提案”。

　這些新稅有助於支付工部局特警隊進行西郊巡邏所花的費用。西郊巡邏的任務，使得英籍警官必須每天與上海臭名昭著的歹土的娛樂場所惡棍以及各種秘密殺手打交道。

　1940年2月1日，星期六，陳私博市長與工部局總董愷自威相會於江灣的市政廳，在鎂光燈和觥籌交錯中簽訂了一個警察協定。這個協定正式實施了一年前的臨時妥協協議。

　它宣布設立滬西特別警察總署(western shanghai area special police force，簡稱 wasp)的規章，該警察部隊旨在控制與兩個租界毗鄰的滬西地區，這一地區此前歸滬西警區管轄，如今由上海的西方防軍守衛。

　新的滬西特警總署由現存的警察主力部隊、整個滬西分局、徐家匯分局的一部分，以及偵緝股的官員與工部局推薦的官員組成。

　按照章程，它是在上述地區行使警權的唯一機構，並在市警察局的指揮下行事。其最大的編制是1466人，外加12名後備人員，分成5個警察署以及若乾警察分署和派出所。滬西特警總署下設7個部門督察課、行政課、特高處、外事課、刑事課、總務課和秘書室。

　設在西方居民佔多數的地區的諸警察署的官員，由上海市政府(即偽市政府)從工部局推薦的197名候選人(包括華人)中遴選。由於行為不端而被工部局警務處或者法租界警務處解雇的任何人，都沒有資格出任官員。

　每個警察署基本上都由各國人員混合組成，而居於領導地位的，多為歐洲人和日本人。涉及外籍人的案件都由特警總署的外事課處理，雖然不享有條約權的外籍人將按中國法律製裁。

　在這種情況下，副職官員在作出最終處理前，應向正職征求意見。假若二者產生歧見，則應由上海市警察局及工部局警務處的官員們來解決;假如仍然無法解決，則由市長與工部局總董作出最後裁決。

　當涉及到情報、搜査和引渡等事務而需與市政府及公共租界的警察部隊合作時，則由專門的聯絡官推進此事。當逬行，'圍截”時，三種警察部隊都可以越過邊界。在滬西犯罪後逃入公共租界的入(反之亦然)，被追逐者逮捕後，將被帶到最近的捕房進行登記，並立即交給追捕的警方。

　在罪案調査中，若滬西特警總署“合理地懷疑”犯罪團夥的同黨藏匿在租界內，則這些嫌疑犯就會被直接引渡。在此情況下，滬西特警總署應在一周內提交犯罪證據，否則就得將被控者交還給工部局警務處“妥為監管”。

　(尤其這一條對蒲素他們極為不利，實際上對偽警察的權利進行了無限放大。)

　盡管這些協議五花八門，但是正式編組新的歹土警察部隊的主要障礙卻在於一個特別附件，它首先延遲了這一協定的簽署。附件規定了在其轄區內，所有非法行業(諸如經營賭場、買賣鴉片和麻醉品，以及為癒君子提供毒品等)都禁止存在。

　偽政權當局表現出明顯的不情願，甚至不想假裝尊重這一規定。這便使得實際組建滬西特警總署的事情依然止步不前，即使日本憲兵隊、李士群的“蓋世太保之拙劣膺品”，以及支持歹土非法暴行的偽政府警察之間正在為爭奪警權而鬧得不可開交。

　最後，規定聲稱，滬西特警總署將在大西路57a號開設捕房，並派遣其巡捕於1940年3月17日穿著新的警服上街巡邏。新任命的滬西特警總署署長並非別人，正是特別巡捕隊的警官潘志傑，他曾從事收買租界警察的勾當。

　毋庸贅言，歹土的賭博與毒品買賣依然興旺發達，乃至變本加厲，因為工部局警務處正努力將這類勾當趕出公共租界，這些買賣便隻得轉移他處。

　1940年2月和3月，工部局警務處開始在公共租界內查禁賭博。第一目標乃是上海的“吃角子老虎”大王傑克?拉萊(jack riley)。拉萊已因搶劫罪在美國的俄克拉荷馬州立監獄服了 25年徒刑中的10年，當時，他獲得“可以信賴”的好名聲，故被允參加監獄棒球隊。

　在第一場監外比賽後，拉萊讓其隊友返回監獄，而自己則搭乘了一輛相反方向的火車，經歷了多月的航海旅程之後來到上海。他使用了“becker”一名，在外灘的小注賭博中，用其熟練的擲骰子手法積聚了不少賭資，以至得以進行真正的賭博，從而贏得了法租界內的曼哈頓酒吧。

　於是他便開始購進吃角子老虎機。至1940 年12月，拉萊的吃角子老虎機已經遍布全城。甚至美國第四陸戰隊俱樂部，也用拉萊的吃角子老虎機所賺的錢支付租金與大部分開銷。

　拉萊還在歹土的夜總會內開設了自己的賭台，並在賭場裡擁有股份。工部局在致美國總領事的一封信中，表達對於拉萊的正式抱怨。美國在華法院地區檢察官的特別助理小査爾斯?理査森(charles richardson)受理了這一案子。

　理查森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畢業生，在哈佛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過法律。他很快斷定，拉萊無疑違反了管理在華美僑的哥倫比亞地區法規中的反賭博法。於是，拉萊遭到逮捕。

　這一逮捕很不得人心。在上海的外國流亡者中，拉萊是一個很友善的人，他只是提供了吃角子老虎機，滿足人們無害的需求。然而，當警察為他登記時，卻發現其指紋被酸部分地消蝕了。理査森因此要求美國在華法院開岀迄今以來最高的保釋金——50萬元，即2萬5千美元。

　拉萊在被捕不到兩天之後，就將保釋金交到了這位法院辦事員的手中。同時，公共租界內的所有吃角子老虎機都消失了。

　拉萊的律師否認了其委托人的美國國籍。因為在他名下沒有護照。理査森迅速將工部局警務處取得的拉萊的指紋發給了聯邦調查局，後者發現了寫著“becker”之名的通緝卡，上面記錄著其岀生地、親生母親以及出生時的醫生。

　毫無疑冋，傑克?拉萊是個美國人。當拉萊自信地走進法院時，他被理査森戲劇性地岀示的其美國公民的證據驚得目瞪口呆。就在法庭進行午餐休息之前，拉萊離開了審判室，再未回來，他就這樣損失了 2萬5千元保釋金。

　工部局警務處將目標從吃角子老虎機轉向了設在公共租界內的五六個賭場。據說這裡的賭徒在租界裡劃分了“勢力范圍“，他們願意合作的條件是假如一個賭場遭到衝擊，其老板可以在另一賭場的地盤內再開另一個賭場。

　1月11日，工部局警務處搜捕了靜安寺路1477號聲名狼藉的德義大樓，逮捕了“37427俱樂部”的老板安東尼奧?佩爾佩圖(; perpetuo)。他被送上葡萄牙領事法庭受審，這是外國人在本國領事當局面前受審的第二個例子。

　警方希望將其他五個賭場也都關閉。“我們在過去十年中，一直在與他們鬥爭，而這次終於把他們趕出了租界，

　工部局警務處這次戰役的下一個階段在1940年2月進行，在迪克?莫伊爾(dick oir)巡官領導的一個特別巡捕隊的指揮下，由幫辦處長維克托?沙曼(victor sharan)領導的一個飛行隊實施。警方已經査封了設在私人住宅裡的若乾“低級賭場”，然後繼續大規模圍捕沒有組織的賭徒(例如，25人被控在九江路股票交易所裡於業余時間賭撲克)，重點則放在大賭場上，諸如愛文義路上豪華的“銀宮”，或者設在滄州飯店內的輪盤賭，中外賭徒都遣到拘捕和罰款。

　至1940年3月29日，工部局警務處或可宣稱，這場歷時三個月的戰役業已取得成功。“這是警方在五年內第一次發覺，再無公眾賭場可供釆取行動。然而，這僅僅是公共租界內的情況，在其他地方，不正當行業卻正興旺繁榮著。

　工部局警務處於1940年1月和2月的搜捕，只是將租界裡的賭徒趕到了歹土，有些賭徒在此長期隱匿於幾座英國風格的鄉村別墅中。它們置有華麗的大門、長長的車道，距憶定盤路和海格路不遠。

　在日本佔領期間，滬西的賭博和鴉片生意十分興隆，當時，“由日本浪人與流氓組成的烏合之眾”遷了進來，同時還有原先在毗鄰香港新界的深圳經營賭場，如今跟著日軍湧人滬西的廣東人。當然，上海本地人卻也並不落後。

　歹土不正當行業的地下經營者們承認兩個權力機構。就日籍歹徒而言，是日軍的特務機關;就華人來說，則是極司非爾路76號。

　雖然李事群例行公事似地否認了其秘密警察與賭博業之間的關系，但是，不正當行業已經成為地區偽政權及南京汪未經政權的一個主要的和不斷增長的收入來源，此事早已成為公開的秘密。

　租界當局清楚知道，滬西賭場的經營者們為南京的稅收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假若相信這些人在自已的賭場將被查封之前，未曾得到南京的通風報信，顯然是十分可笑的。

　他們非但沒有顯示出受到警告後本應神經緊張的任何跡象，反而有大畳賭場在“裝修”方面大把花錢，並且還有新的賭場開張營業。因此之故，人們可以合理地得出結論，附設煙館和其他場所的賭場，正在繼續發展。

　只要不正當行業依然存在，極司非爾路76號便也將繼續存在，即使它僅僅是為了分贓。

　這即是汪偽政權為何有時候被人稱作“蒙特卡洛政府”的原因， 也是陳私博市長為何發現難以取締歹土的不正當行業的原因，盡管他對公眾作出了許多承諾。

　例如，1940年的年初，另一家豪華的賭場“聯僑總會”開張營業了，23個流氓，企圖綁架一位做染料生意的華籍百萬富翁;其他惡棍從歹土的校園中誘拐兒童，索取贖金;一個小流氓在倍開爾路上綁架了騎自行車的男孩，要求13元的贖金。綁架正變得越來越流行

　一家非官方的中國銀行的經理被日本人綁架，並被勒索贖金。這是偽政府募集基金的好辦法。日本人不願意從自己的錢包中掏出更多的錢來維持這些功利主義的傀儡，以至當其傀儡大聲嚷嚷，開出欺詐的單子，要求錢款或者額外戰事的裝備時，他們通常都拿出一份精心編制的名單，從中挑選並綁架某個估計能夠償付所索贖金的人。

　綁匪綁架了上海金業交易所的副總裁、崇美化工廠的總經理、義泰興煤號老板，以及華商紗廠聯合會的一個負責人。“古怪和外國類型的恐怖活動成了本市的時尚，最近以來，謀殺、綁架和爆炸案接二連三地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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