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平府有女真人這幾年開辟出的大量熟田，甚至還有一茬麥子可以收，可以吸引到一些人口。

　但李慢侯不喜歡用土地來固定人口，他依然采用經濟化的手段，將土地拍賣給土豪。這些土豪有的是辦法去經營農業，雖然有破產的，但大多數都是很好的農業資本家。是最能高效利用農業土地的專業人士。

　這樣當然吸引不到多少人口，因此燕王治下的遼東地區，必然不是一個人口殷實之地，但卻是一個經濟化程度極高，富庶之地。

　劉佶在遼東的動作，很常規。將一座座猛安謀克寨子，改作屯堡，只是改了一個名字。用的還是保甲法制度，謀克為保長，猛安為都保長，整個遼東全部保甲化。跟女真猛安謀克制不同的是，保甲只是一種管理制度，老百姓是要納稅的，軍民一體。這跟唐朝府兵製都不一樣，府兵至少是不納稅的，只是承擔兵役和裝備。但劉佶的部民，不但要納稅，還要服兵役。反倒跟春秋戰國的耕戰制度相似。但比秦國的耕戰人性的是，劉佶不需要部門自備鎧甲和糧草。

　這是一種夾在耕戰製和府兵製之間的制度。

　另外劉佶還改革了保甲製裡的保馬法，不要求每戶都養馬，哪怕是遼東，也有些地方不適合養馬，強行攤派只會虐民。他只要求每保要保有三百匹隨時能戰的戰馬，可以自己養，也可以從外面買。這樣每保一百兵源，可以一人三馬，隨時出征。戰馬由保長管理負責，責任到人。

　武器放牧，則是官府管理。又借用了宋朝的軍監制度，都保之上設縣，每縣設武庫，負責儲備、維護武器裝備。製造則由都護府直接管轄，設軍監，允許自造和采購，然後向武庫下發。

　宋朝的武器管理制度是很完善的，跟其他朝代衰落時期不同，宋朝人在武器上，始終不怎麽吃虧。女真人有鐵浮屠，宋人也有步人甲。

　宋朝的各種制度，都比前朝後朝更加規范，執行的也比較嚴格，唯獨是人不行。人不行又不是人種不行，而是制度上對人的限制太大，重文抑武也不會帶來這麽嚴重的後果，如果文人可以打的話，那也行，關鍵是文人又從文化和心理上輕武，性情之嬌弱，也是歷朝歷代之冠。所以制度不管多麽優秀，也改變不了軍事上的弱勢。

　劉佶現在這麽玩，實際上在軍事上非常強勢。深諳商君之道，弱民而強國。如果是一個正常社會，這種政策是玩不下去的，可劉佶又用保甲將老百姓死死固定在土地上，這些遼民逃又逃不走。

　杜絕逃人，就需要另一套制度配合，那就是抑商。劉佶治下當然少不了商人，但又不能讓所有人都去做商人，那就沒人當兵了。所以他的商人，那都是要具保的，一人獲罪，保人株連。規定每一個保，只能有一個商人，由保長聯保。

　這就成了一種官商制度，可以想象，保長肯定會讓自己人去經商，這會給保長帶來商業特權。保長既不願意，也不敢讓不相信的人去經商，因為他是要負責的。久而久之，保長在地方上的經濟實力都得到加強，成為土豪一樣的勢力。

　土豪太大是會威脅到中央的，因此打擊土豪也有一套策略，那就是抑製兼並。劉佶嚴格限制土地買賣，一戶分地兩百畝，只能耕作，不能買賣。這跟宋朝不抑兼並的政策，背道而馳。

　劉佶當然是總結了宋朝的弊端，然後建立這套制度的。這套制度，也不是空想出來的，而是經過遼南地區長期檢驗的產物。劉佶能一次拉出十三萬大軍，就是這套制度的結果。

　李慢侯詳細了解過劉佶的制度，他知道這套知道可以保證極強的軍事化。但他也知道弊端，宋朝雖然不抑兼並，地方土豪勢力強大，但還威脅不到中央，小土豪變打土豪之後，又通過科舉轉向士族，融入統治階級。土地兼並的結果是貧富分化極度不均，集中的財富，容易成為資本，所以宋朝商業發達。但同時，過於貧困的下層，會讓社會持續動蕩，所以宋朝的農民起義很多，有統計的高達四百二十多次，平均每年一次半。可沒有一次起義，蔓延到都城，威脅到統治的，因為絕大多數都在地方上被土豪自己撲滅了。

　最大的兩次，是超出了土豪控制力的宋江起義和方臘起義，宋江起義是因為天災，這不是土豪能抗的，方臘起義是因為宋徽宗在江南普遍的搜刮引起了公憤，否則不會鬧那麽大。而且即便是方臘起義，也不過蔓延幾個州府，連都城的邊都沒摸到。宋江起義更是直接被地方州就給撲滅了，跟黃巢起義、黃巾起義這些農民起義完全不是一個級別。

　劉佶這種玩法，會讓前期財富非常平均，人口快速增加，但在後期，人口增加引起土地經濟崩潰，農民起義會摧毀政權。這完全是一種農業軍事聯合體。李慢侯的制度，則是商業軍事聯合體，用商業力量驅動軍事行為，用軍事力量維護商業利益，從長遠來看，商業是一種更加持久的力量，因為不管出現什麽樣的災難，商業總是能盈利的。

　只要中國商人集團能夠持續盈利，他的體系就不會完全崩盤。而且商業是一個紐帶，會驅動農業、工業全面發展，而不是限制這些產業的發展。重農就要抑商，但重商的國家，可沒聽說過有抑農的。重商的文化下，其他任何產業的發展，都會帶動商業的繁榮。因為商業本身，就是交換，沒有其他產業的盈余，就沒有剩余產品進行交易。

　可為什麽還是會出現重農抑商的文化呢?因為商業會製造流動人口，人口一旦流動起來，就很難控制，很難讓他們從事不願意的行業，比如當兵。所以重農抑商的朝代，往往是軍事強大的朝代，至少是為了軍事化，而推行重農抑商策略的。

　李慢侯看的很清楚，重商社會，一定要跟募兵製結合來維系軍事力量，所以他的策略是尋找最好的兵源，用最好的待遇吸引他們。

　軍事問題容易解決，無法解決的難題是，重商文化下，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李慢侯並不擔憂大商人聚積的情況，那是資本積累，遲早都要走這條路，他擔心的主要是小民過於貧困，乃至於掙扎在死亡線上，這是無序競爭的必然結果，一個社會中，有強者，就有弱者。博弈之下，弱者的生存空間會被無限剝奪，最弱勢的群體，只能掙扎在死亡線上，少有天災順逆，就可能饑貧而死。

　他治下的社會，是生機最大的社會，也是貧富差別最大的社會。有無數人責罵李慢侯，認為他是一個壕無人性的暴君。可他們都沒罵道點子上，一個聰慧的府學學生，不願意去當官，家裡很有錢，做起了民間學者。他用歸納對比的簡單方法，寫出了一片反燕王的雄文。這個家夥，開挖了許多古墓，有唐朝前期的墓葬，唐朝中期和晚期的墓葬，還有大量宋人的墓葬，蔡京的漏澤園埋葬著大量無主的孤墳，給他提供了大量素材。

　這家夥挖墓可不是為了挖寶，他挖的都是普通平民的墳墓，他將屍骨拉出來對比。發現唐朝初期府兵製時期的人均身高相差很小，中後期差別越來越大，富人身高比窮人平均可以高三寸以上。而宋朝前期的人均身高，又比漏澤園裡饑寒而死的拚命更高，最後他將漏澤園裡的窮人身高，跟燕王治下最貧窮的城市窮人對比，發現竟然比這些窮人還高半寸左右。

　這給了無數儒士攻擊燕王製造了鐵證。

　道理李慢侯怎麽會不知道，這樣的對比美國人也做過，有一個美國學者，測量了一萬六千個印第安人的身高，發現平均一米七一，而且高低差別極小，比歐洲人要高幾厘米。可歐洲人的身高差距極大，營養豐富的貴族騎士，跟農莊裡的農奴簡直不像是一個民族。仿佛是印度的種姓製下的不同階層一樣差別巨大。

　而歐洲工業革命時期，身高最低的，恰恰是日後世界上人均身高最高的荷蘭人，原因就是荷蘭人商業化程度最高，富人最富，窮人最窮。

　圍繞這片雄文，不但讓男方儒士責難燕王，反推出如今世風日下，宋人不如唐人，晚唐不如中唐，中唐不如初唐，繼而得出結論，三代之治必然是百姓和諧，連府學精英都分裂成兩派。一派認為，燕王雖然保國保種匡扶了中原，但卻沒給天下百姓帶來福祉，應該實行輕徭薄賦的休息之策;一派支持燕王，那思辨式的反詰拷問歸納式的雄文，反問，如果城裡的窮人過的不如意，為什麽不回鄉?

　有人說窮人無地，所以回鄉也掙不到錢。這個結論很快就被推到了，因為立刻就有先生帶著學生去做實地考察，他們發現，同樣是做工，農村雇工的工資低於城裡，可是農村人的身高卻更高一些。不存在回農村吃不飽飯的問題，因為燕王治下的人口始終比較緊張，地多人少，給人做佃戶，地租比南方低，收獲比南方大，吃得飽，穿得暖。更何況，真的在城裡活不下去的話，還可以去遼東啊，哪裡土地更多，大地主登報招工，給的工錢極豐厚。

　又有人說故土難離。可明明已經離開故土進城了，還有什麽難離的?

　這個問題引發了大討論，雙方都在抽絲剝繭尋找答案，試圖證明燕王之治是不是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