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工

　　李恪對這套講談錄的定位是大秦的新式土建總覽，同時也是半工業自動化時期的基礎行業守則。

　　此書若成，秦人便有了將機關和墨家割裂開的前提，必定能大幅加快機關在秦土的普及速度。

　　這個結果，李恪看似是蝕了大本的，很有些舍己為國的高尚情『操』。

　　可實際上，國工的主體文本全是秦人寫的，是當代思維和工業化思維的碰撞產物，首先在成熟度上就無法和李恪腦子裡的真工業化思維比較。

　　其次，貓教老虎，預留一招。李恪又不傻，不會把墨家的家底全抖出去。

　　況且墨家對李恪的思維接受度已經很深了，如不肖系列這種複雜的綜合『性』機關體系就是真抖出來，秦人也無法按圖索驥，讓其真正發揮作用。

　　綜合『性』機關改變的是生產模式，配套和流程的重要『性』早已超過了機關本身，這就是思維的代差。

　　在李恪幻想的最美好結果中，世人皆以機關從事，精英以入墨家為榮。墨家將升格成機關學的最高學府，代替法家，成為大秦的領航和基石。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至少憑區區一套國工，遠做不到這樣的程度。

　　不積矽步，無以至千裡，李恪現在要做的，就是把國工著成。

　　細雨中，李恪命人抬出了國工的總綱，共一序七部，四十四篇，分列明晰，各有所用。

　　序言國論，主張盛世之道，四民之本，他準備自己來寫。

　　第一部，民，共作五篇。

　　率敖講民官選拔和監管，課考講績效評定和獎懲，這兩篇被交給監查處的何仕爵安排。

　　民治講民夫自治，民奮講民夫激勵，作休講勞逸結合，以及民夫的具體工作和安全事項。

　　這三篇講的全是民夫內部的『操』作細節，因時因地皆有差別，且民夫們講談不見得能扣緊文題，所以李恪索『性』就放棄了細分。

　　七個標段的民夫共述三題，在實際工作當中，想到什麽就說什麽，少年營負責記錄，排序，分類，再由季布總纂，古臨與柴武輔之。

　　第二部，兵，亦是五篇。

　　禦守講兵卒調度，備士講裝備和兵種，論戰講將領的要務，平靖講小股散兵的戰術模式，聯動則講保衛一處與其他幾處的合作與分割。

　　毫無疑問，這一部都是江隅的活計。

　　第三部，工，這是全書的重心所在，統分七篇，但對外卻隻說六篇。

　　六篇之中，築城、築道由憨夫整備，築橋由儒和何鈺負責，築壩則交予了史。

　　流水講的是工坊的流水線與標準化『操』作，這一部分恪坊雖說有成熟的經驗，但其中李恪的痕跡過重，並不利於推廣複刻，所以李恪最終還是交給了田榮。

　　田榮雖說重創未愈，但他手下有二十二個裡坊，還有九十幾個輔助裡坊『操』行的墨者，足夠將一切講得明明白白。

　　沙盤是整個工程的發端和最廉價的試驗場，久隨李恪的墨者大多擅長，其中又以何玦的大河沙盤最新，史祿製作過的嶺南沙盤最大。他們倆同在大河標段，正好一同創作。

　　除開這六篇，工部當中就只剩下不公開的開山，由徐非臣親手書錄，連少年營都不作參與。

　　開山，講的是黑火『藥』的配比和工業用途。

　　對於後世如雷貫耳的四大發明，李恪的感情一直是複雜的。

　　司南秦時早已出現，雖說沒有解決小型化，但航船、行軍皆有應用，李恪暫時用大不到，也就沒有過分『操』心。

　　而剩余的三件，黑火『藥』、紙張和印刷術，其實一直都在李恪腦袋邊轉悠。

　　李恪老早就想把紙張和印刷術這對最佳搭檔搞出來了，可每每有所意動，最終都會不了了之。

　　平心而論，紙的生產對李恪來說輕而易舉，通過傳統工藝實用化，精細化和量產化的難度也十分有限，印刷術就更不必說了，無論是雕版應刷還是活字印刷，歸根結底都只是印章的衍生。

　　阻止李恪推行它們的，是大秦。

　　李恪靜心分析過造紙的利弊。

　　紙和印刷術最大的價值在於降低讀書的門檻，提高黎庶的文化水平。

　　可這一點在大秦卻是個笑話。

　　受限於生產模式和金融模式，再便宜的書本也無法激發古時農民的學習。相反大秦以律法要求百姓普法，所以大秦真正意義上的文盲極為有限，而且大多集中在六國舊地。

　　若是秦朝統治的時間再長些，全民掃盲順理成章，根本就不需要紙和印刷術。

　　於是李恪又想，識字不等於有文化，一個健全而充滿活力的社會，主體階級不僅要識字，還應該有文化。

　　可大秦還有學室

　　學室入學門檻之低，只要身家清白，不癡不殘都可以入學，而且還不要學費

　　這就是公元前版的義務教育啊

　　除了不許教授被儒家編纂過的尚書、春秋、詩經等古籍這一點有些矯枉過正，學室制度在提高百姓文化修養上幾乎達到了古代社會的極致，還順手解決了官吏階級僵化的問題

　　而紙張和印刷術的弊端呢

　　李恪知道，這兩項技術必將打破古代朝廷對社會意識形態的掌控。

　　這種擔憂聽起來猶如杞人憂天，因為縱觀漢唐宋明清，當權者就沒有過分重視過社會的意識形態問題。

　　可秦卻是唯一的例外。

　　自百家爭鳴時代脫穎而出的大秦從強盛之始就無比重視意識形態的問題。

　　商鞅相國，禁止百姓議論國政，甚至禁止歌功頌德，就是基於對意識形態管束的考量。其後抨擊周禮，詆毀儒學，亦是法吏與儒生對社會意識形態的爭奪。

　　大秦對意識形態的管束在“一賞、一教、一刑”的推廣中達到巔峰，世之榮耀唯有耕戰，世之喉舌唯有法學。相比之下，那不知何時才會發生的，由李斯建議， 始皇帝禦批的焚書事件不過是一教思想的不徹底延續而已，根本就算不上嚴苛。

　　可焚書卻證明始皇帝和他所信賴的法家從未放松過對大秦意識形態的掌控，李恪若是在那之前推出紙張和印刷術，或許能為他博來小小的士林聲望，但付出的代價卻是整個秦廷的不滿，乃至於忌恨

　　得不償失

　　於是李恪捫心自問，他真的需要紙張麽若是紙張於他有益，便是付出一些代價也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答案卻是不需要，而且隨著他掌握的資源越來越厚實，地位越來越特殊，他對紙張的需求也在成比例地飛速下降，直至負數。

　　墨家的專長在機關，機關的根基在於圖板，而傳統工藝的紙張偏偏不適合繪製並保存圖板。墨家收錄在千機閣中的圖板全是陰刻的銅板，連墨畫的木牘都不作收錄，由此就可見一斑。

　　除墨家外，法家有大秦完備的基層體系可用，道家長於治學，卻不喜交流，也就是說，能在紙張的推廣中獲得最大好處的唯有儒家

　　顯學之爭就是執政之爭，不知不覺間，紙張和印刷術對李恪而言居然成了某種負面，傷己而利敵，這讓他不禁鬱悶不已。

　　也正是因為這段一言難盡的心路歷程，李恪才一直冷落了四大發明，隻專注於對社會工業化改良的思索，直至某個機緣巧合，徐非臣把火『藥』送到了他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