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天波沉默不語，勳貴號稱與國同休，如大明尚在，法統尚存，黔國公府忠於大明沒有什麽可說的。
　　事實亦是如此，永歷不聽李定國勸說，倉皇南下逃向緬甸，生死落入敵手。而緬甸國窮，永歷帝身邊數千人不能供給衣食，逐漸離散，困窘之況簡直淒慘之至，但沐天波以黔國公之尊始終追隨左右，直至遇難為止。
　　而北方諸貴，則與雲南不同。
　　久處京師，南京之地的膏粱子弟，已經就是一群食利者，是軟骨的爬蟲。他們先率先降闖，再降滿洲，開北京城門的是勳貴，開南京城門的一樣是勳貴。
　　後人皆以為是文官禍國，太監禍國，大明的勳貴們，才是賣國的急先鋒。
　　相形之下，黔國公府算是真正與國同休，而很多世代將門，亦是忠枕不二，比如西北的尤家，賀家，一直與闖軍奮戰而死，直至榆林被李自成怒而屠城。
　　“兒無他意。”沐忠秀看到沐天波沉默，知道是誤會了自己的意思，當下說道:“京師消息不通，若陷落，皇上必定殉國，以今上剛毅之性情，沒有委身事賊以圖活命的可能。”
　　“說的是，說的是！”沐天波神色略有激動，也咳喘起來，他當然去京師朝覲過皇帝，對今天，沐天波是毫無疑義的忠誠，當下道:“果真如此，皇上當殉國，隻不知道，太子，永王，定王，有無出城?”
　　“此前圍城之前，兒觀邸抄，有大臣奏請太子南下，皇上惱了，說道，朕理國十余年尚不得頭緒，他一個童子知道什麽，太子未能成行。”沐忠秀搖頭道:“皇上此舉誠為不智！”
　　饒是沐天波忠誠，此刻也說不出否定的話來。
　　天子守國門，皇帝不肯南下，坐視北方國土淪陷，這一點沐天波還能理解。今上性格剛毅果決，這是所有人的共識，沐天波見過皇帝，當時戰戰兢兢，汗出如漿，感覺無比緊張。很多勳貴，大臣，也都有同感。
　　孫傳庭見皇帝時奏對，因為太過於緊張，加上受了斥責，下來之後突發耳聾，結果皇帝以為他裝病，將其投入詔獄，後來才知道果真是病，並非假裝，就算這樣，也是關了好幾年，後來無人可用時才放出來。
　　雲南巡撫吳兆元，亦在前兩年被召對陛見，到雲南後談起面奏今上時，雖然事隔很久，緊張之狀，亦是溢於言表。
　　今上就是那種正經而又剛毅的性格，若太平時節，今上這種勵精圖治，不畏政事繁蕪，正常朝會，講學，接見大臣的帝王治術，雖不一定事事妥當，但最少能激勵官風士氣，對治理天下極有幫助。
　　而方今卻是亂世，今上過於嚴剛，求治太速，又不肯擔責，諉過於下，結果群臣膽怯束手，加上內閣無有哪個閣老能經營起自己的班底，今上太過猜忌，總疑群臣會結黨。
　　而事實上來說，不管是奸相嚴嵩，或是所謂賢相徐階，高拱，張居正，不擔責，不結黨的閣老並沒有實際的權勢，權力分散，一團散沙，則根本無法施政。
　　崇禎朝的最大問題，即在於此。
　　東林黨在天啟四年前執掌國政，其實並沒有太大偏差。後來魏忠賢集團打跨東林，上到閣老，下至科臣，地方上的總督，巡撫，東林黨人幾乎被一掃而空，在政治版圖上完全斷代，幾十年經營如雪崩一般收場。
　　至崇禎朝，魏忠賢跨台，閹黨被清算，但東林也並未能真正執掌大權，十幾年間走馬燈般的換了五十多任閣臣，部堂總督巡撫更是隨心處置，皇帝真正大權在握，這和孝宗之後，大明天子基本上垂拱而治的情形截然不同。
　　嘉靖，隆慶，萬歷，泰昌，天啟諸帝，幾乎都未直接干涉朝政，天子是以調整人事來確定對國事的影響力，而不是事必躬親。
　　這才是明智的做法，不管是聰明而好道的嘉靖，還是大度的隆慶，或是聰明懶散的萬歷，他們都明白一個道理，天子長於深黨，不諳民情世事，可以通過學習來知道治理國家大政的大道，但具體事務，仍然要那些在官場上搏殺了幾十年的老狐狸們去做。
　　天子掌握閣部，閣部大臣管理京師和整個國家，勳貴和將門負責京師和九邊安全，太監和文官們來監視勳貴將門，彼此製衡，這是一個較為穩妥和辦法，也是祖製。
　　當今皇帝，幾乎將一切成規打破，事事求治，甚至干涉戶部奏銷這樣的小事，驛傳，奏銷，這些不起眼的制度被今上改製之後，結果事情的發展卻是事與願違，越改越糟。
　　而大臣不安於位，有心做事的幾位，下場俱是不太美妙。
　　但以上所有的錯誤，都沒有崇禎不將太子放到南京來的大。已經有朝臣看出情形不對，南京有駐軍，有諸鎮拱衛，有長江天險，而且甩掉北方包袱之後，南方的賦稅足以養軍，特別是江南一地，更是大明財賦的核心地帶，據有南方，坐視北方混戰，亦不失為以退為進的辦法。
　　最好是崇禎遷都至南京，但皇帝死要面子，那麽將太子先放過去，這是最好的辦法了。
　　一旦北方有變，南方群臣可擁立太子，法理道統上都沒有任何可挑剔之處。
　　崇禎對南京其實並不是不重視，也不是沒有退向南方的打算。
　　早在崇禎十五年前後，他派出駙馬鞏永固等人前往南方考察， 最終決定任用史可法，並且在鳳陽，九江，淮安等處設立軍鎮，以拱衛江淮和長江上遊。
　　但不知為何，在最關鍵的時候，崇禎沒有將太子或諸王放往南京，最終引發了悲劇性的結果。不僅崇禎諸子先後被害，而南京的群臣因為擁立風波，導致內爭不已，無法形成合力，東林黨和馬士英等人為了爭權奪利，在多鐸率部南下之前，毫無應對，甚至清軍南下時，左良玉還在東林黨的示意縱容下在九江誓師往南京進發，在途中被黃得功率部擊敗。
　　南方明軍，不僅未利用一年多的真空期鞏固防禦，優化戰略，居然還在忙於爭利，內爭，如果說崇禎年間東林黨確實有過錯，在北京陷落後，不顧大局，排擠福王，擁立潞王，不僅在弘光繼位後不收斂，反而越演越烈，這是東林黨的最大過錯，無可推卸。
　　而且還不僅如此，因為沒有能號召群雄的繼承人，不管是弘光，潞王，桂王，隆武帝，唐王，還有魯監國等大小政權都在忙於內爭，他們消耗了大量的內部力量，就算如此，南明還堅持了好幾十年，若當年太子南渡，沒有內爭，恐怕整個南明史都得改寫了。
　　“兒是想……”沐忠秀最後道:“若京師陷落，今上殉國，太子未南下，現在的京師為闖逆所據，南京群臣怕是還在考慮擁立的人選，此後也要防患闖逆南下，而我雲貴地方，則要防范的是獻賊。若西軍進入雲南，我等不修武備，以至地方被賊所陷，恐對上無法向朝廷交代，對下亦對不起黔首百姓，此時是奮起的最佳時機，失之則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