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過得這般快，轉眼到了永豐二十一年，這二十一年裡，整個大榮朝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先是永豐九年，皇帝命令內務監和工部督造佛塔，因佛塔的規模實在太過浩大，所用的人力木料不計其數。

　　工匠力夫等還能就近招攬，做大梁的木料卻要從滇南、貴州等西南林區轉運到北京，路途遙遠不說，道路還不通順，一根主梁運到北京居然要耗費五萬余兩，修葺佛塔每年所耗費的國帑竟佔到大榮朝國庫進收的三分之二！再加上鎮邊的遼東軍、西北軍軍費每年都在增加，國庫漸漸入不敷出。

　　到了永豐十二年，財政進一步緊縮，赤字終於擴大到朝廷不得不向下加稅的地步。

　　永豐十四年，朝廷對普通民眾的加賦已經征到了往後五年，大榮財賦重地東南和糧賦重地湖廣更是往上連加了好幾番，東南和湖廣的民眾苦不堪言。

　　永豐十四年末，飽經重稅折磨的福建、浙江等地接連爆發大規模的私船出海走私案，涉案者眾多，甚至有封疆大吏和地方大族參與其中。

　　昔日太祖制定海禁，規定民船片板不得下海，更是嚴令禁止民間與外藩商人的私下貿易;太祖在福建、浙江、廣東設市舶司，又先後設黃渡、寧波、泉州、廣州、雲屯、福州等港口，一切對外貿易皆由市舶司負責，所屬官員對外藩進貢商船行辨明勘合、征稅、組織貿易等職權，史稱為朝貢貿易。

　　海禁政策到了永豐年間逐漸寬松，對於民間一些小規模的出海，隻要上下打點好了，地方官和市泊司也隻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像這次這樣規模這麽大的走私案開國以來實屬第一次。

　　在靜安宮裡念了八年經的皇帝終於坐不住了，他走出靜安宮的大門，走進文淵閣，指著眾大臣大罵道:“汝等欲讓朕獲罪於千古乎?”

　　大臣們慌了，靖查所逮到機會複起，塵封已久的靖查所詔獄很快就被東南犯官填滿，不過江封顯然要比他的前任鄒淵汲低調內斂得多，他沒有用私刑，辦案也盡量公允，這讓朝野緊繃的神經稍稍松懈。

　　這件事過後，福建、浙江市舶司直接廢除，僅留下廣東市舶司一處，從太祖年間流傳下來的朝貢貿易就此斷絕，外藩貿易轉移寧波近海的雙嶼、舟山私下進行，沿海豪族、官員和商人相互勾結，逐漸演變成規模龐大的走私集團。

　　永豐十六年，東南倭患爆發。

　　五月，六十七名倭寇在浙江紹興上虞縣登岸，流劫杭、嚴、徽、寧、太平等地，大榮正規軍、地方民團望風而潰，倭寇一路上如入無人之境，最後居然進犯到應天城下，在守軍用火銃射擊後倭寇才後退，從秣陵關逃竄。

　　區區六十余名倭寇，居然在中國腹地流竄數千裡，殺傷中國軍民四五千人以上，共殺一禦史、一縣丞、二指揮、二把總，攻入兩個縣城，一共進行了八十多天才結束，此後返複而來的倭寇達上萬人，東南一片大亂。

　　時任浙直總督的李應時被革職流放，時任浙江軍衛都司指揮使的秦昌被斬首，其余牽連人員比兩年前走私案更多，皇帝任兵部侍郎王濟為浙直總督統領浙直軍政，平調京安武驤衛僉事徐能為浙江都司僉事，領參將，防守寧波、紹興、台州。

　　永豐十七年，因徐能在東南大規模訓練新軍，加之先前西北、遼東的軍費和皇家佛塔的耗費，朝廷國庫巨大的虧空終於堵不住了，丞相商雒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出“暢道興商，

以固國本。”的方略，其意為解除商人的種種限制，振興商業，收取商稅以彌補國庫巨大的虧空。　　一般國庫虧空了，要麽打主意到百姓身上，要麽打主意到商人身上，現在百姓已經不堪用，再施壓於百姓隻怕會激起民變，商雒本是商人出身，最明白行商的暴利，得出這條計策也不奇怪，然而此計一出，全天下嘩然，一些年輕之士更是大罵商雒奸人誤國。

　　士農工商，商居最末，是賤業，大榮太祖深惡商人，認為商人奸詐狡猾，重利忘義，只會在國難危機之時囤積居奇，賤買高賣，得利又高，流動性還大，委實是個大隱患，所以大榮在立國之初就行施重農抑商的國策。

　　大榮太祖限制商人流動，規定行商不出縣，對於布匹糧食這等尋常貨物，民間不得跨縣銷售;像鹽、茶這種受產地限制的買賣則授予特定商人經營權，一般由官府設鹽引、茶引，商人必須先得到官府首肯取得相應的商引，再到商引指定的指定鹽場、茶地支鹽支茶，最後到商引指定地區銷售;而像礦業馬匹這類軍需物品，商人但凡敢碰就要誅滅九族。

　　現在商雒不僅要開放地限，還要開放鹽、茶、鐵、馬等禁物的販賣權限，甚至還想開海禁，這是在推翻太祖先製，是大不忠，大不孝！

　　率先發難的是太子李表楨。

　　永豐五年，太子李表楨拜江西大儒徐斐茹、翰林院學士黃欽、元臻等人為師傅，得到了朝中江西派的支持。

　　永豐六年五月，李表楨在慶天門外領頭哭訴，此事過後，他得到了巨額的政治資本。

　　同年九月，李表楨推動了對“內廷宮女謀逆案”中的眾多冤案平反，許多被亂判的大臣得以洗刷冤屈， 恢復清名，李表楨再次在朝野獲得了巨大的聲望。

　　到了永豐十七年，李表楨手中累積的政治力量已經到了能和以丞相商雒為首的浙黨分庭抗禮的地步，朝中太子黨和相黨兩極對立。

　　這次商雒的提案，無異於給了太子黨攻訐相黨一個巨大的把柄，大批大批的參本如雪片般湧進文淵閣，有人甚至暗謀再搞一次“慶天門”。

　　如此大的陣仗，如此滔天的攻勢，原料想會激起相黨激烈的對抗，不曾想相黨一片安靜，連個吱聲的都沒有，第二天天沒亮，就見大榮朝丞相商雒便跪在靜安殿門口，向裡面正在打坐的皇帝請辭:

　　“吾皇容稟，臣本布衣，苟全賤業，聖上不以臣卑鄙，委臣以國家事，臣深以為惶恐。自赴任以來，臣殫精竭慮，每每思及吾皇恩德，不曾因一食廢之。然臣德薄能鮮，今年二月河北雪災，三月南直隸白茆河春汛決堤，五月四川九江地震，九月陝甘寧大旱，西北抗安答，東北抗女真，東南抗倭寇，國庫空虛，臣左支右絀，眼望萬民於水火而不得一法，臣實萬死難逃其咎。臣上負聖上之恩，下負黎民之望，臣有罪，臣請陛下革去臣職，另拔賢明，以保我大榮江山萬代千秋。”

　　皇帝怎麽回他的不知道，只知道早議的時候，皇帝最親信的老太監張溫帶著一道中旨走進了文淵閣，這道中旨先是訓斥了太子一頓，最後表示隻開地禁，其余依照祖製不變。

　　皇帝親自蓋板釘釘，表明這事已經定了，這回是太子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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