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五百四十四章統計數字

　夏，四月，戊子，遼賜中京貧民帛，賜烏庫部貧民帛，及免諸路貢輸之半。

　己醜，以文彥博累章乞致仕，詔十日一赴朝參，因至都堂議事，仍一月一赴經筵。

　文老頭對自己的小師弟，真正算是做到了扶上馬，送一程，如今見到蘇油年紀雖然不大，做事卻非常老成老練，樂得撒手享清閑。

　在程頤被貶出京城之後，呂公著對蘇油的態度也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連連上書乞老。

　不過蘇油對他卻一如既往的尊重，對於保守派的其他人如韓維、范祖禹、范純仁、呂大防，都是信任倚仗，大膽放權，最終讓呂公著漸漸平靜了下來，最近也不再上書了。

　私下裡兩人還就程頤和蘇軾的去留問題探討過，最後達成了一致。

　程頤充其量只能將之定義為一個民間學者，作為官員是不合格的。

　蘇軾天份倒是很高，但是性格決定命運，司馬光說得對，那脾性要是不改，一個翰林學士加中書舍人就算是到頭了。

　辛卯，以蘇元貞奏春夏大旱故，詔:“自今月十一日，避正殿，減常膳，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職，共圖消複。”

　丁酉，用范純仁之言，以四方牒訴上尚書省，或冤抑不得直，令禦史分察之。

　己亥，太皇太后以旱，權罷受冊禮，詔諸路監司分督郡縣刑獄。

　甲辰，蘇油收到司天監的氣象監測，空氣濕度和氣壓已經變化，奏請太皇太后與趙煦乞雨中太一宮。

　高滔滔欲獻發，示身代犧牲，虔誠乞雨之意。

　蘇油等群臣紛紛上奏，苦諫不可。

　高滔滔命趙煦示截發與群臣，說道:“發已經截了，你們看著辦吧。”

　乃下詔，文辭有曰:“苟有利於萬民，朕何愛乎發膚！”

　誥詞由蘇軾執筆，摘錄的太皇太后原話，感天動地，不五日而雨，北方旱情到此解除。

　汴京百姓從《時報》上讀到文章，紛紛痛哭，冒雨到宣德門跪聚叩首，高呼萬歲。

　乙巳，遼南府宰相王績卒，賑上京及平、錦、來三州饑。

　大宋開科取士，賜進士劉燾等並諸科及第、出身共一千一百二十二人。

　高滔滔命賜新增釋褐進士錢百萬，酒五百壺，為期集費。

　太學劉燾成了新科狀元，章援第二，章持第八，其余如陳師道、張玨、舒成、文潛等皆中。

　最神奇的是揭榜之時，那個被蘇軾從黜落試卷當中撿拔出來，置之第五名的孫勰，殿試成績依然是第五！

　眾人到此，方服蘇軾慧眼獨具之明。

　蘇油如今也成了大佬，陪同趙煦主持金明池宴會，必須寫詩獎掖後進，其中就有“重五玉階今有數，無雙青眼昨何如”一句，記錄這段傳奇故事。

　戊申，以甘霖解旱，禦殿，複膳。遼命出戶部司粟，海雲寺進濟民錢千萬，賑諸路流民及義州之饑。

　先是熙、豐法度，司馬光欲一切厘正，李清臣固爭之，以為不可。

　蘇油入相後，乞納李清臣於諫議之列，從之。

　五月，戶部李常進奏《元祐會計統計冊》《元祐戶部會計統計條例》，第一次將國家財計和預算規劃，以及戶部會計和統計制度做成文檔匯編。

　兩部書統稱為《會計錄》，雖然整整晚了五個月，但是好歹算是做出來了。

　這個真不怪李常，主要是歷史欠帳太多，這個進度，已經讓蘇油感到欣慰了。

　根據統計，宋朝在熙寧初年，國家財政收入為一億兩千萬貫。

　其中國家地畝四百五十萬頃，丁農兩稅收入為五千萬貫，商稅三千萬貫，其余四千萬貫是朝廷和皇室專營酒曲鹽茶銅鐵等收益。

　在此之前，這些收入全部算作國家財政收入，其中兩稅還多是糧食、馬料、絲麻等折算而成。

　支出方面，由於四冗之故，加上連年的戰爭、災荒、朝廷臃腫，黃河泛濫，一億兩千萬貫根本留不住，最好的年成盈余七百萬貫，而其後一般都會跟上兩三年的赤字，讓國庫越來越空。

　到了元祐元年，情勢大為好轉，國家地畝增加到了八百五十萬頃。

　但是丁農二稅並沒有翻番，這是因為南海、寧夏等地的農業優惠政策，以及給以前的青苗、市易、常平諸法買單，該免的盡數罷免，所以兩稅隻增加到了七千五百萬貫。

　但是商稅卻獲得了可喜的增長，除了各地工商大興，海貿大興外，還有四通商號這個龐然大物的拆解，讓宗室產業也納入到了朝廷征稅的對象當中。

　大宋到今天，光商稅就高達一億貫，遠遠超過了農稅，丁稅，成為大宋第一大稅種。

　其中幾處市舶司的貢獻就高達六千萬貫之巨，外貿出口行業，又成了商稅裡邊的大宗。

　除去這些，其實還有皇室產業資產的盈利，這部分收益也非常可觀。

　如果按照以往的計算方法，將這些也納入國家收入的話，妥妥突破兩億貫。

　不過李常給皇家留了面子，隻將誰都瞞不住的那部分，就是朝廷和內庫平分的東勝洲收益納入統計，做成一千五百萬貫。

　因此總算起來，國家收入如今已經到了一億九千萬貫之巨。

　不過支出方面卻並沒有什麽結余，根據蘇油的安排，趙宋家天下，內庫的收入雖然不納入國家統計，但是蘇油從高滔滔那裡要來了一條保證，就是內庫必須常年保持六千萬貫的國家風險撥備，在國家需要的時候，作為應急基金。

　這六千萬貫算是給國家經濟保底之用，平時堅決不能動，剩下的的才能作為皇家產業的投資資金。

　同樣的，戶部也必須常年保證四千萬貫的“庫底”，作為應急之需，其余的量入為出，略有盈余就好。

　財政是一個流通循環的過程，全壓在家裡只能長霉，毫無用處。

　而這兩個底庫如今早就滿了，這還沒算作為戰爭撥備的封樁庫、元豐庫。

　所以這一億九千萬貫，基本也留不下，但是用處卻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新軍是一頭吞金的猛獸，大宋的軍人，在熙寧年間，將亂七八糟的廂軍、州軍、義勇、鄉弓手、巡檢、鹽丁庫丁蠻夷蕃軍等都算上，高達兩百萬之多。

　現在這些亂七八糟的“軍隊”基本都被裁撤完畢，變成了生產力量，大宋隻保留了新舊兩種職業軍隊，人數減少了到了四十萬。

　不過軍費依舊高達五千萬貫，其中新軍裝備馬匹就花了一千萬貫，剩下的還有造船造槍炮，以及新舊軍俸祿。

　這裡也能看出兩軍待遇的差別。

　剩下的支出裡邊，有一千萬貫的官吏俸祿，一千萬貫的宗室補貼，以及三百萬貫新增的折衝府的警察薪俸。

　剩下的一億一千萬貫，朝廷要拿去維護各地官府，修路、防河、開水利、築城、建學校、彌補倉庫損耗、維護漕運、救災、賑濟、開礦、通海、賞賜蕃夷等諸多方面。

　這裡邊很多方面都是有良性產出效應的，財政支出結構已經發生了徹底改變。

　雖然同樣是支出， 但是元祐年的國家財政支出，和熙寧年的國家財政支出，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而且在收入實物構成方面也出現了極大的調優，大宋解決了錢荒之弊後，這些收入除了糧食部分保持不變，更多的以貨幣形式體現，也是這次統計預算的亮點。

　有了充足的貨幣流通供應，“丁銀入地”這項政策才能有根基和土壤，否則就會如在明朝那般，淪為害民之政。

　現在已經有了可行的曙光。

　這還只是金字塔的最上層，民間財富從元豐改製後開始積累，遠遠大於這個帳面數目。

　皇宋銀行財務報告顯示，如今大宋流通的寶鈔，已經高達五億貫，舶來錢高達一億貫。

　趙顥在經濟學院提出了一個設想，就是銅本位應當淘汰，將庫銅用於國家建設，轉而收納金銀，以金銀本位代替銅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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