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相關 唐代女子

　唐朝是經濟空前繁榮、思想空前活躍、婦女空前解放的時代，但是要看到的是，這種婦女的空前解放，實際上便是一種女性意識上的本原性的體現。隋唐時期的漢族是以漢族為父系、鮮卑為母系的新漢族，唐文化體現出來的便是一種無所畏懼、無所顧忌的兼容並包的大氣派，一切因素，一切形式、一切風格，在唐代文化中都可以恰得其所，於是，生活在這一時期的女性自然有許多別於中國封建社會其他朝代的女性之處。胡漢相融合的最大表現就是作為遊牧民族的胡文化將一股豪強俠爽之氣注入作為農業民族的漢文化系統內，***不僅氣質上「大有胡氣」，而且立法頗富「胡風」。唐代婦女在這種「胡風」文化的氛圍中，在禮法薄弱的「胡人」社會，豪爽剛健，絕不類南朝嬌羞柔媚和兩漢的溫貞嫻雅。例如：唐朝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擁有一定的法定繼承權，女性可以單獨為戶主，具有較為獨立的經濟地位，在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發揮著作用等等。唐朝婦女也頗為「妒悍」。《西漢雜俎》中記載：「大歷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吃醋」之說的典故便源自唐代。所謂「婦強夫弱，內剛外柔」、「怕婦也是大好」，竟成為***筆記小說中津津樂道的「題目」。唐朝婦女審美觀也因胡風浸染而由魏晉時期的崇尚纖瘦變為崇尚健碩豐腴。唐朝一些藝術作品中展示的婦女騎馬擊毬的情景，一反漢文化以陰柔為婦女典則的傳統，透露出胡族女性活潑、勇健、無拘無束的性格。所以，唐朝女性便在中國傳統女性中，有著其獨特的魅力。

　或者換句話說，唐朝婦女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女性意識得以一定程度上的本原性復甦。這便是唐朝女性文化的一大特點。而這種本原性的復甦。並不同於現當代婦女女性意識上的解放，而是一種女性意識壓抑了若干年之後的釋放，是「胡文化」「胡風」的釋放和表現。所以，唐朝婦女在本原上的復甦性表現更多地體現為性意識上的復甦，以及生活作風和生活方式上的追求兩性自由交往。

　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特殊時代，婚姻思想開放，貞節觀念淡漠。唐公主改嫁者達數十人，高陽、襄陽、太平、安樂、永嘉諸公主還養有男寵。《唐律》規定「若夫妻不相安諧而和離者，不坐」，使***對離婚態度較為開通，有的離異書上還有祝福之語：「願妻娘子相離之後，重梳蟬鬢，美裙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選聘高官之士……一別兩寬，各生歡喜。」⑷唐代女子的貞操觀念完全不像宋代以後要求那麼嚴酷，社會上對這方面的要求相當寬鬆，從宮廷到民間，人們性生活的自由度相當大。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正處於封建社會鼎盛時代的唐朝，封建禮教遠沒有發展到後來那麼嚴酷的地步。作為統治者禁錮人和人性的工具的封建禮教，本來是隨著統治階級的需要一步步發展起來的。統治者總是越到末世，才越感到有把人們的頭腦、身體、七情六慾都管起來的必要，於是禮教也就愈加嚴格、周密而強化。從先秦到唐代，雖然在各代都不斷有人出來倡揚女教，但統治階級對這方面的束縛需要還不那麼急切。尤其是唐代，由於高度繁榮昌盛，統治者有充分的信心和力量，所以在性以及其它方面的控制更為寬鬆。第二，唐代有一段相當長的太平盛世，生產力發展較快，人口增加較多，整個社會比較富裕。在人們衣食豐足、生活穩定的情況下，必然會較多地追求生活中的享受與快樂，包括性的歡樂，這是人們固有的需求層次的遞升與變化。古人說「飽暖思淫慾。」如果我們把「淫慾」理解為愛情（禁慾主義者總是把人們正常的愛情與性的需要斥之為「淫慾」），那麼，這句話是個真理。飽暖是人的第一需要、基本需要，一般說來，當這第一需要、基本需要不能得到滿足時，人們較少地去追求愛情、性、自尊、自我實現等高層次的需要；生活富裕了才會更強烈地去追求其它。第三，唐代是一個漢族「胡化」、民族融合的時代。李唐皇族本身就有北方的少數民族的血統，他們曾長期與北方少數民族混居生活，又發跡於鮮卑族建立的北魏，而後直接傳承鮮卑族為主的北朝政權，所以在文化習俗上沿襲了北朝傳統，「胡化」很深，唐統一天下後，就將這些北方少數民族的習俗帶到中原。宋朝的朱熹曾攻擊唐朝「閨門不肅」，「禮教不興」，說：「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⑸這也是實際情況。同時，唐代各民族之間的交往及國際交流空前頻繁，氣魄宏大的唐朝對所謂「蠻夷之邦」的文物風習是來者不拒，兼收並蓄。許多少數民族的婚姻關係還比較原始，女性地位較高，性生活比較自由，這些文化習俗對唐代社會的影響十分強烈，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有力地衝擊了中原漢族的禮教觀念。

　唐代社會的性自由度較大，主要表現在婚前性行為較多，婚外性行為較多，離婚和再嫁比較普遍這三個方面。從史書和當時的許多文學作品中都可以見到，唐代民間婦女自由戀愛、自由結合的事是比較常見的。「娼家越水邊，搖艇入江煙，既覓同心侶，復采同心蓮。」「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頭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這些詩歌都寫出了勞動婦女自由的愛情生活。她們長年在外勞動，與男性交往較多，禮教觀念淡薄，感情自然純樸奔放，所以自由戀愛的事較多。至於一些中上層的女子，這類事也不少，而且社會並不過分譴責。例如，大歷中才女晁采與鄰生文茂時常以詩通情，並乘機歡合，晁母得知，歎曰：「才子佳人，自應有此。」於是為他們完婚。女子與情人私奔之事也時有發生，如台州女子肖惟香與進士王玄宴相戀，私奔琅琊，住在旅舍中。唐代的許多傳奇小說都描寫了這一類男女追求愛情、自由結合的故事。後世廣為流傳的《西廂記》出自唐代的《鶯鶯傳》，鶯鶯和張生私通，實際上這個故事的結局也並不像後世所改成的有情人終成眷屬，而是鶯鶯另嫁，張生另娶，後來兩人還有詩賦往來。從《鶯鶯傳》中還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對此並不以為怪，只是說張生太忍情了些，而且作為佳話韻事傳頌不已。由此可見，***對子女婚前貞操並不十分計較，失身而又另嫁也視為常事。遍覽***傳奇、筆記，閨閣少女或女仙、女鬼「自薦枕席」的事俯拾皆是，這正是社會現實的真實反映。封建禮教對於女子離婚與再嫁是作了許多嚴酷限制的，社會對離婚與再嫁的態度也反映出社會的開明程度、婚姻自由度和性自由度。唐朝仍是封建社會、男權社會，在婚姻問題（結婚與離婚問題）上仍舊是以男子為中心。唐律中也有「七出」和「三不去」的規定，儘管有一定限制，但男子出妻還是很容易的，出妻的事很多。例如，嚴灌夫妻慎氏因十餘年無子被休棄。李回秀的母親出身微賤，其妻喝斥奴婢，母親聽了不高興，李就休棄了妻子。唐代的特點是在社會生活中大量存在休妻現象的同時，女子主動提出離異或棄夫而去的事也時有發生。例如唐太宗時劉寂妻夏侯氏因父親失明，便自請離婚，奉養老父。

　二、自主性

　唐朝婦女女性意識上的自主性，表現為其女性地位的尊嚴的提高。盛唐時期，有登基制誥、號令天下的女皇帝，有設立幕府、干政決獄的女顯貴，有揮翰作詩的女才子，也有擅長絲竹管弦、輕歌曼舞、色藝皆佳的女藝人……她們都得以拋頭露面於社會。尤其當時詩壇巨擘、文章魁首、各界名流與青樓女子的密切交往，他們對於才藝出眾的女子，不但悅其色，慕其才，而且還知其心，敬其人，做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像歌妓兼詩人的薛濤、魚玄機、劉采春，女道士李冶等才女，周圍有一批崇拜者，他們是社會名流，詩人文士。像元縝、白居易、劉禹錫與女詩人薛濤，元縝與劉采春，陸羽、劉長卿與李冶都是聲色相求、情好志篤、詩詞酬唱的詩旅摯友，決不像宮體詩作者把女性當物化審美和***對像來描寫，而是一種精神上的超越、思想上的共鳴。像元縝驚服薛濤的詩才、辯才，引為知己，贈詩稱讚薛濤：「錦江滑膩峨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個個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⑹對薛濤的姿色、辯才、文采給予極高讚譽。另一詩人胡曾寫詩稱讚薛濤：「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樹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⑺又如出家的道士、詩人李冶，為超脫不群的文士陸羽、僧人皎然、詩人劉長卿、朱放等器重，李冶與他們的交往也非常坦誠，感情真摯動人，交遊之厚，與陳規陋俗、封建禮法格格不入。這種坦誠公開的男女社交在中國封建社會並不多見。唐代傑出女子以自己的才情贏得了正直文士騷客的尊重敬慕，這在中國女性生活史和婦女觀念上都是值得注目和值得研究的，這種情況，不但前代絕無，而且影響深遠，開啟了後代尊重女性男女平等的意識。唐代這種特殊的社會現象不是偶然的，是盛唐經濟生活、文化精神的一種反映。開放的社會，繁榮的氣象，博大包容的胸懷表現在文化思想上必定是兼容並蓄，允許所謂各種「異端」存在的，表現在女性意識上也必然是自主性的，多元化的，不但以體現正統儒家的倫理價值、恪守道德禮教的、封閉內室的賢妻良母為唯一的女性模式，那種能給社會帶來美感、樂趣的社會型女性如歌妓、舞女也是受到肯定的。她們當中的佼佼者，自然更受到同氣相求的文士的尊崇。唐朝婦女們常常拋頭露面外出，甚至男女同席共飲、談笑唱和，而無所顧忌。唐朝皇室貴族中便男女無別，唐中宗韋皇后和權臣武三思同坐御床玩雙陸，中宗還在一旁為他們點籌。邊帥安祿山在後宮與楊貴妃一起吃飯、打鬧，常常通宵不出。宮中的女官們時常「出入內外，往來宮掖」，⑻結交朝臣外官。楊貴妃的姐姐虢國夫人與族兄楊國忠甚至並轡走馬入朝。至於尋常百姓人家就更沒有什麼約束了。「君家在何處，妾住在橫塘，停船暫相問，或恐是同鄉」，⑼這首唐詩便描寫了一位船家女子與陌生人大大方方打招呼、攀談的情景。白居易的名詩《琵琶行》敘述了一位商人婦在丈夫外出時夜半與一群陌生男子在船上聚會交談並彈奏琵琶的事情。宋朝人洪邁曾感歎道：「瓜田李下之疑，***不饑也。」⑽唐朝婦女在社交上面體現的這種自主性，一掃六朝充斥著的鉛華脂粉，體現出富麗堂皇、多姿多彩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