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第二部分

　　我重新回到了北平。

　　在這個充滿了回憶的地方，沒有平靜的空間。

　　共黨正在延安休整，國民政府決定先安內而後攘外，雙方都不斷在痛罵對方無恥匪類。新一輪圍剿即將開始的時候，我決定去陝北找肖南。無論是媽媽的哀求，還是爸爸的怒氣，都不能讓我打消念頭。十八歲的我，冷酷而執著。

　　在去太原的火車上認識了兩個革命青年，我們結伴同行。走走停停，半個月後，才到陝北。他們在延安皆有舊識，所以沒有經過太多盤查，就有人給我分配了任務。因為音樂特長，我被編進了野戰軍文工團。這正合我意，文工團不參加戰鬥，配備少量武器，不屬於固定編製，輪流為各個駐防部隊演出。

　　或許在演出中，肖南會看到我。

　　我喜歡我的新工作。開始的時候，文工團黃團長不以為意地打量我的薩克斯管，我於是吹奏了一曲《蘭花花》，那支在黃土高原上人盡皆知的信天游。薩克斯收斂的憂傷音色折服了大家，陝北出身的女團員杏子跟著哼唱起來。杏子的聲音婉轉高亢，我用樂聲襯著她，讓她的歌聲如同被清風穩穩托住的羽毛，自由自在地在黃土高坡上迴響。

　　接下來，這個曲子被定為團裡的固定曲目。

　　我不敢明目張膽地打聽周文遠（肖南的化名），只好被動地等著。一個多月過去了，我還是一無所獲。

　　不久，我們來到了十二師三團的駐地葉集鎮。葉集是個小鎮，離棗園不過五里之遙，剛剛鬧過土地革命，所以街上走來走去的農民大多看著喜氣洋洋，但偶然也有個別滿臉晦暗驚慌不安的老頭，同志指給我看，說那就是被鎮壓的地主。我同情地看著，突然想起來肖南的爺爺，一個在瀋陽郊外的大地主。爸爸曾經告訴我，在得知肖冠東死訊的時候，那個老人痛不欲生。

　　表演地點在小學校裡，戰士們興致勃勃席地坐了黑壓壓一片，團領導坐在前排。當我和杏子表演完的時候，響起了如雷的掌聲。接下來是短劇《舉起你的鞭子》，我和杏子鞠躬下台。

　　走到後台，杏子喜氣洋洋地遞給我一杯水，我笑著接過來，邊走邊喝。突然間，兩個戰士迎面而來，表情嚴肅地擋住了我的去路：

　　「你就是李同嗎？」

　　「是的，」我心中暗自打鼓，是肖南的人嗎？

　　「跟我們來一趟。」他們突然抓住我的胳膊，向後擰去，搪瓷缸子掉在地上，水撒了一地。我驚訝地忘記了掙扎。

　　「為什麼？我做錯什麼了？」

　　「我們懷疑你是奸細。」他們已經利落地把我雙手反綁了起來。毛繩嵌進我的手腕，辣辣得疼。

　　他們架著我，不顧周圍驚訝的眼睛，把我推進了小學校後院一間破敗的空屋。

　　我錯愕地望著坐在桌前的兩個人。一個是團政委，另一個長著國字臉，我似曾相識。

　　他們讓我坐在屋子中間的椅子上。

　　團政委用指節敲著桌子，眼神犀利地看我。氣氛壓抑得折磨人。

　　「你就是李同？」

　　「是的。」我盡量讓聲音顯得平靜。

　　「參加革命多久了？」

　　「一個半月。」

　　「你為什麼參加紅軍？」

　　「我從小就嚮往革命。」

　　「是嗎？」團政委臉上沒有表情。

　　「你認得這位同志嗎？」

　　我仔細看看國字臉，搖搖頭。

　　「那，你熟悉長樂門嗎？」

　　我心中猛跳一下，荒唐的日子總會留下痕跡。在記憶中搜索，國字臉似乎曾經出現在舞池裡。

　　「是的，我曾經在那裡當樂手。」

　　「那你認識國民黨第二十五師師長李政嗎？」

　　我心底一陣涼意。

　　「我跟他已經斷絕了父子關係。」對不起，爸爸。

　　「是嗎？」國字臉開口，聲音鏗鏘如金屬撞擊，刺我的耳。

　　「可是，就在三個月前，我親眼看到在霞飛路上，貴少爺和李政坐著汽車，是去火車站？」

　　「——」

　　「你是說，你是個進步青年？」

　　「是的。」

　　「那你告訴我，你曾經參加過什麼進步活動？」

　　「我，」我猶疑了片刻，確定不會連累到肖南：「我認識北京大學的張文華。當過《赤月》雜誌的聯絡員。」

　　政委和國字臉低聲商量。

　　「你是說北大原共產主義小組的張文華？你什麼時候認識他的？」

　　「1932年的夏天。他在嗎？他會認得我的。」

　　政委的眼神有些陰冷：「張文華同志已經犧牲了。就在1932年的夏天。你怎麼會不知道？」

　　「那以後，我被我父親軟禁了。」

　　「是嗎？可是你難道都沒有打聽一下同志的下落？」

　　我不說話了。

　　「在長樂門那一年裡，我可從沒想過你會是一個進步青年。」國字臉盯著我說，「酗酒和各種人廝混也算你革命的一部分吧。」

　　「——」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們不會冤枉一個好人，也絕不會放過一個壞人。你好好想想吧，想好了叫我。」

　　政委和國字臉離開了，留我在這個四面透風的小屋裡。門口有荷槍的戰士晃來晃去。我垂頭喪氣地坐在角落裡，腦子裡亂成一團。最後，打定主意，不到最後關頭不說出周文遠的名字，他們總不能因為我是李政的兒子就把我槍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