０１

　　我是在十九歲時認識法蘭西斯·冉森的，那是一九六四年春天，我今天想說的是我對他瞭解得並不多的一些情況。

　　當時是清晨，在唐費爾-羅什羅廣場的一家咖啡館裡。我跟同齡的一位女友在一起，冉森坐在我們對面的一張餐桌旁。他面帶微笑看著我們。然後，他從旁邊一隻包裡拿出一台祿來福來相機[1]，相機放在仿皮漆布面料的軟墊長椅上。我幾乎沒有發現他曾把鏡頭對準我們，因為他動作十分迅速，又顯得漫不經心。他使用祿來福來相機，但我無法確定冉森使用什麼相紙和如何沖洗，使他的每張照片都拍得十分清晰。

　　我們相遇的那天早晨，我想起曾彬彬有禮地問他哪種相機最好。他聳了聳肩，對我說了實話：他最喜歡用黑色塑膠做的相機，就是能在玩具店買到的那種，你按下相機的按鈕會噴出水來。

　　他請我們喝了杯咖啡，請我們再次當模特兒讓他拍照，但這次在街上拍。一家美國雜誌向他約稿，需要給一篇報導巴黎青年的文章配些照片，於是，他就選擇我們倆來拍照：這樣更加方便，拍起來也更快，即使美國雜誌對照片不滿意也毫無關係。他不想再做這種有報酬的工作。我們走出咖啡館，在陽光下行走，我聽到他用略帶口音的法語說：

　　“狗樣的春天。”

　　這種想法，他想必常常說出，是在這個季節。

　　他讓我們坐在一張長凳上，然後讓我們站在一堵牆前，這堵牆處於唐費爾-羅什羅大街一排樹木的樹蔭之下。我保存了他當時拍的一張照片。我和女友坐在長凳上。我感到這不是我們，而是另外兩人，這是因為時光已經流逝，或是因為冉森在鏡頭裡看到的形象，我們當時即使站在一面鏡子前也無法看到：那是兩個迷失在巴黎的無名少年。

　　＊＊＊

　　我們把他送到他的攝影室，就在附近的弗魯瓦德沃街。我感到他獨處時有點害怕。

　　攝影室位於一幢住屋的底樓，可從臨街的一扇門進入。這是一間寬敞的房間，裡面有小樓梯通往中二樓。中二樓只放著一張床。房間裡的傢俱只有一張灰色長沙發，還有兩把顏色相同的扶手椅。在磚砌的壁爐旁邊，疊放著三隻栗色手提皮箱。四壁空無一物。只有兩張照片。大照片上有個女子，名叫科萊特·洛朗，我是後來知道的。另一張照片上有兩個男子，其中一個是冉森，比現在要年輕，他們並排坐在廢墟中間一隻底部破碎的浴缸上。我雖然靦腆，還是禁不住請冉森加以說明。他回答說，當時他和朋友羅伯特·卡帕一起在柏林，時間是一九四五年八月。

　　那次相遇之前，我並不知道冉森這個姓。但我知道羅伯特·卡帕是誰，因為我看到過他拍的西班牙內戰的照片，讀到過報導他在印度支那去世的文章。

　　好幾年過去了。但流逝的歲月遠未使卡帕和冉森的形象變得模糊，反而使其變得更加清晰：這形象在我記憶之中要比那年春天的景象清晰得多。

　　在照片上，冉森看起來像是卡帕的一種化身，或者不如說是受卡帕保護的弟弟。卡帕棕發，眼睛黑色，嘴角叼著香煙，顯出大膽和生活的樂趣，相反，冉森金髮，身體瘦弱，眼睛明亮，目光靦腆、憂鬱，似乎有點局促不安。卡帕把手臂搭在冉森的肩上，並非只是友好的表示。他就像是冉森的支柱。

　　我們在扶手椅上坐下，冉森想請我們喝威士卡。他走到房間裡面，打開一扇門，裡面是以前的廚房，現被他改成暗室。然後，他回到我們跟前：

　　“非常抱歉，威士卡已經喝完。”

　　他坐著有點不大自然，蹺著二郎腿，坐在長沙發邊上，彷彿是來做客的。我和女友沒有打破沉默。房間有白色牆壁，十分明亮。兩把扶手椅和長沙發相距過遠，給人以空曠的感覺。你可能會產生一種想法，認為冉森已不住在此處。三隻手提箱的皮面反射出陽光，使人感到主人馬上就要動身。

　　“如果你們感興趣，”他說，“照片沖洗出來後，我就給你們看。”

　　我在香煙盒上記下他的電話號碼。另外，這電話號碼在電話簿裡能查到，他對我們指出。冉森，弗魯瓦德沃街九號，電話：Danton 75-21。

　　［註釋］

　　[1]祿來福來相機是雙鏡頭反光鏡取景照相機，於1929年開始推出銷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