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法里警告過我。他是警告過我，但是，結果，他只是白費唇舌。

　　我們開上佈滿彈坑、彎彎曲曲的道路，從賈拉拉巴德到喀布爾。我上一回走這條路時，是搭著那輛覆蓋著防水布頂篷的卡車，往相反的方向去。爸爸差點就被那個哼著歌、嗑藥亢奮的俄國大兵給槍殺了──那天晚上爸爸讓我快瘋了，我好害怕，可是最後又好驕傲。賈拉拉巴德到喀布爾的旅程，是一趟蛇行岩石間震得骨頭都要碎了的顛簸車程，現在一路上已變得殘破荒涼，到處是兩次戰爭的遺跡。──二十多年前，我親眼看到第一次戰爭留下的部份殘跡。路旁盡是殘酷的戰爭遺物：被焚毀的老舊蘇聯坦克遺骸、翻覆腐鏽的軍用卡車、陷在山腰已撞毀的蘇聯吉普車。第二次戰爭我在電視上看到過。現在，我正透過法里的眼睛目睹。

　　車子輕鬆自如地轉來繞去，避開道路上大大小小的坑洞，法里顯然很內行。自從在瓦希德家過夜之後，他變得比較多話。他讓我坐在前座，說話時看著我。他甚至還笑過一兩次。他用傷殘的那手控制方向盤，沿路指給我看一些泥舍小村，說他多年前還有認識的人。可是大部份的人，他說，不是死了，就是在巴基斯坦的難民營。「有時後，死掉還算比較幸運。」他說。

　　他指著一座焚毀傾廢的小村遺跡。現在只剩下一堆焦黑沒屋頂的牆壁。我看見一條狗睡在牆邊。「我以前有個朋友住這裡。」法里說：「他是個很棒的腳踏車修理師傅。他的手鼓也打得很好。神學士殺了他和他的家人，還燒了這個村子。」

　　我們駛過焚毀的村子，那條狗一動也不動。

　　※※※

　　往昔，賈拉拉巴德到喀布爾的車程約兩小時，或者更長一些。但法里和我花了四小時才到喀布爾。等我們抵達……我們剛經過馬希帕水壩的時候，法里就警告我。

　　「喀布爾和你記憶裡不一樣了。」他說。

　　「我也聽說。」

　　法里看了我一眼，眼神彷彿在說，聽說和看見是兩回事。他說的沒錯。因為當喀布爾在我們面前出現的時候，我確信，絕對確信，他一定走錯路了。法里一定看到我目瞪口呆的表情；他來回載人進出喀布爾多次，一定已習於在久未見到喀布爾的人臉上看到這樣的表情。

　　他拍拍我的肩膀。「歡迎歸來。」他陰沉地說。

　　※※※

　　瓦礫與乞丐，目光所至，盡是如此。我記得往昔也有乞丐──爸爸口袋裡總會多帶一把鈔票，就是給乞丐的；我從來沒看過他拒絕任何小販。而現在，他們四散在街頭巷尾，披著襤褸的麻布破衣，伸出黏著乾泥塊的手掌討銅板。現今，乞丐大多是兒童，瘦弱且表情冷峻，有些甚至不到五六歲。他們坐在穿著布卡的母親膝上，在大街口的水溝邊，一遍一遍唸著：「幫幫忙，幫幫忙！」而且，還有一件我沒立刻注意到的事：和他們坐在一起的幾乎沒有成年男子──戰爭讓父親成為阿富汗的稀有物。

　　我們往西開向卡帖．斯希區，腳下的這條路我記得在七○年代是主要通衢：亦即迦蝶梅灣大道。我們北面是乾涸的喀布爾河。南面的山丘上矗立著毀損的舊城牆。城牆東面是巴拉西撒堡──一九九二年軍閥杜斯塔姆﹡曾佔領這座古代要塞──聳立在希爾達瓦札山脈，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六年間，聖戰組織也就是從這個山脈密集發射火箭彈襲擊喀布爾，造成我今日目睹的面目瘡痍。希爾達瓦札山脈一直往西延伸。我也記得「午砲」是從這個山脈上發射的。午砲每天發射宣告正午時分，也是回曆九月齋戒月日間禁食結束的訊號。那時候，整個城裡都聽得到砲聲。

　　（﹡Abdul Rashid Dostum，為北方聯盟中烏茲別克族之領導人，為前共黨領袖，性極殘暴，曾被控於喀布爾施暴並屠殺戰俘。）

　　「我小時候常到迦蝶梅灣來。」我喃喃說：「那時這裡有商家和飯店，霓虹燈和餐廳。我常跟一個叫賽佛的老人買風箏。他在舊的警察總局旁邊開一家小店。」

　　「警察總局還在。」法里說：「整個城市不缺警察。但是你在迦蝶梅灣或喀布爾的任何角落，都找不到風箏或風箏舖子﹡。那段時光已經結束了。」

　　（﹡塔利班的「揚善抑惡部」規定不得放風箏，亦禁止販賣風箏。）

　　迦蝶梅灣變成一座巨大的沙堡。建築雖沒完全傾毀也幾乎半倒，屋頂崩塌，牆壁嵌著砲彈殼。整個街區都化為瓦礫。我看見一個滿是彈孔的標誌斜斜埋在瓦石堆裡。上面寫著「暢飲可口可樂──」。我看見孩子們在缺了窗戶的建築廢墟裡玩耍，地上滿是尖銳的磚石碎塊。騎腳踏車的人和騾子拉的拖車在孩童、流浪狗與瓦礫堆裡穿梭。薄薄的塵霧籠罩城市，越過河，一柱輕煙裊裊升空。

　　「樹都到哪裡去了？」我說。

　　「冬天砍去當柴燒了。」法里說：「俄國佬也砍了不少。」

　　「為什麼？」

　　「狙擊手常躲在樹上。」

　　哀傷襲上心頭。回到喀布爾，就像與早已遺忘的老朋友偶然相遇，卻發現他時運不濟，無家可歸，貧寒交迫。

　　「我父親在南邊的舊城，蓋了一間孤兒院。」

　　「我記得那家孤兒院。」法里說：「幾年前被毀了。」

　　「你能停車嗎？」我說：「我想下車走一段。」

　　法里在一條小巷的路邊停車，旁邊是一幢沒有門的傾頹廢棄建築。「這裡以前是家藥房。」我們下車的時候法里嘟囔說。我們走回迦蝶梅灣，向右轉，朝西走。「什麼味道？」我說。燻得我眼睛流淚。

　　「柴油。」法里回答說：「城裡的發電機老是故障，電力供應很不穩定，所以大家都用柴油燃料。」

　　「柴油。你記得以前這條街是什麼味道嗎？」

　　法里微笑說：「烤肉。」

　　「烤羊肉。」我說。

　　「羊肉。」法里說，字句在嘴裡反覆品嚐。「現在喀布爾只有神學士才吃得到羊肉。」他拉拉我衣袖。「說到……」

　　一輛車駛近我們。「大鬍子巡邏兵。」法里喃喃說。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神學士。我在電視、在網際網路、在雜誌封面、在報紙上看過他們。但我此刻站在這裡，離他們不到五十呎，告訴我自己說，我嘴裡嘗到的不是純粹赤裸的恐懼。告訴我自己說，我的血肉沒有突然緊縮貼住骨頭，我的心臟也沒有如鼓擂動。他們來了。志得意滿。

　　紅色的豐田卡車緩緩經過我們身邊。幾個表情嚴肅的年輕人蹲坐在車上，自動步槍扛在肩上。他們全都是大鬍子，戴黑色頭巾。其中一個約二十出頭，黑皮膚、皺著濃密眉毛的年輕人，手裡揮著一條鞭子，有節奏地抽打卡車側邊。他溜轉的眼睛看見我，凝視著我。我這一輩子從來沒覺得這麼無遮無掩。然後那個神學士吐了一口沾有煙草的口水，移開視線。我發現自己又可以呼吸了。卡車沿著迦蝶梅灣大道開去，留下一團煙塵。

　　「你怎麼搞的？」法里氣急敗壞地說。

　　「什麼？」

　　「絕對不要看著他們！聽懂了嗎？絕對不要！」

　　「我不是有意的。」我說。

　　「你的朋友說的沒錯，大人。你還倒不如去拿棍子戳瘋狗。」有人說。說話的是個老乞丐，他光著腳，坐在彈痕累累的建築物台階上。身上的舊衣已磨得破破爛爛，頭上的頭巾有一層厚厚的污垢。他的左眼皮垂蓋著一個空空的凹洞。患關節炎的手指著紅色卡車駛去的方向。「他們開車繞來繞去，不停看呀看，希望有人會惹惱他們。遲早總是有人會來挑釁，然後那些走狗就有樂子啦，一整天的無聊終於打破了，每個人都說『真主偉大！』沒有人反抗的日子，他們就隨便施暴，不是嗎？」

　　「神學士在附近時，你的眼睛要看著地上。」法里說。

　　「你朋友建議得沒錯。」老乞丐插嘴說。他乾咳一陣，在髒兮兮的手帕上吐了口痰。「原諒我，可以施捨幾文錢嗎？」他低聲說。

　　「去。走吧。」法里說，拉著我的手臂。

　　我給那個老人十萬阿富汗幣，相當於三塊美金。他向前接過錢的時候，一股臭味──像酸牛奶和幾個星期沒洗的臭腳──衝進我鼻孔，讓我有些作嘔。他迅速把錢塞進腰間，那隻獨眼左瞥右瞥。「謝謝你的大恩大德，老爺。」

　　「你知道卡帖．斯希的孤兒院在哪兒嗎？」我說。

　　「不難找，就在達魯拉曼大道西邊。」他說：「火箭彈炸掉這間孤兒院之後，那些孩子就被送到卡帖．斯希去了。簡直就像把人從獅籠丟到虎籠裡一樣。」

　　「謝謝你，老伯。」我說。轉身離開。

　　「你是第一次吧？」

　　「對不起你的意思是？」

　　「你第一次看到神學士？」

　　我沒答話。老乞丐點點頭微笑。露出幾顆僅剩的牙齒，全都歪斜泛黃。「我記得第一次看見他們進入喀布爾的情景。那天真是歡欣鼓舞啊！」他說：「殺戮結束了！哇哈！但和詩人寫的一樣：『愛情看似無瑕，但麻煩接踵而至。』」

　　我臉上漾起笑意。「我知道這句詩。是哈菲茲的詩！」

　　「沒錯，的確是。」老人回答說：「我知道。我以前在大學教書。」

　　「真的？」

　　老人咳嗽。「從一九五八到一九九六年。我教哈菲茲、海亞姆、魯米、貝德爾、賈米和薩迪。還曾經到德黑蘭擔任客座，一九七一年的時候，我教神祕主義者貝德爾的作品。我記得他們還全起立鼓掌。哈！」他搖搖頭：「你看到卡車上那些年輕人了。你想他們怎麼看蘇菲主義﹡的價值？」

　　（﹡Sufism，即伊斯蘭神祕主義，強調個人應該基於愛而與真主建立關係。）

　　「我母親以前也在大學教書。」我說。

　　「她的芳名是？」

　　「蘇菲亞•阿克拉米。」

　　他眼翳裡閃出一道光芒。「荒漠之草生生不絕，但春天之花盛放凋零。如此恩典，如此尊榮，如此悲劇。」

　　「你認識我母親？」我問，在老人面前屈膝跪下。

　　「是的。」老乞丐說：「我們常在一起討論課程。我最後一次見到她是在期末考前，一個下雨天。我們一起吃杏仁蛋糕，好吃的不得了。杏仁蛋糕配熱茶和蜂蜜。那時候她已經懷孕了，也變得更美麗。我永遠不會忘記她那天對我說的話。」

　　「她說什麼？請告訴我。」爸爸對我描述母親的時候總是很籠統，像是「你母親是個偉大的女人」。但我渴望知道細節：例如她的秀髮在陽光下閃閃發亮的模樣，她最喜歡的冰淇淋口味，她喜歡哼唱的歌曲，她咬指甲嗎？爸爸帶著對她的回憶入土了。或許提到她的名字，會讓他有罪惡感，因為她過世不久之後他所犯的罪行。也或許他的喪妻之傷如此之鉅，他的痛苦如此之深，所以他無法忍受再提起她。或許兩者皆是。

　　「她說：『我好害怕。』我說：『為什麼？』她說：『因為我極度快樂，拉蘇爾博士。這麼快樂真令人害怕。』我問她為什麼，她說：『他們準備要從你身邊奪走某個東西，才會讓你擁有這樣的快樂。』我說：『夠了。別再說傻話了。』」

　　法里拉著我的手臂。「我們該走了，阿米爾大人。」他輕聲說。我甩開他的手。「還有呢？她還說了什麼？」

　　老人的表情變得柔和。「我希望能為你多記得一些。但我不記得。你母親過世很久了，我的記憶和這些建築一樣七零八落。很抱歉。」

　　「小事情也好，任何事情。」

　　老人微笑。「我會努力回憶，這是個約定。回來找我吧。」

　　「謝謝你。」我說：「非常謝謝你。」我是真心的。現在我知道我母親喜歡杏仁蛋糕、蜂蜜和熱茶，她曾用過「極度」這個詞，以及她曾為她的快樂而煩惱。從街頭這個老人的身上，我得知更多關於母親的事，比從爸爸身上知道的更多。

　　街頭的一個老乞丐恰巧認識我母親，這在絕大部份非阿富汗人眼裡簡直是不可能的巧合，我們走回越野車的途中卻沒說什麼。因為我們都知道，在阿富汗，特別是在喀布爾，這種悖逆常理的事是家常便飯。爸爸常說：「把兩個互不相識的阿富汗人放到同一房間裡，十分鐘之後他們就會找出彼此的關係。」

　　我們離開坐在台階上的老人，我打算要他履行承諾，再回去看他是不是能挖出更多有關我母親的回憶。但我再也沒見到他。

　　※※※

　　我們在卡帖．斯希的北邊，乾涸的喀布爾河河堤旁，找到新的孤兒院。一棟單調、軍營似的建築，夾板牆，窗上釘著木板。在路上，法里告訴我，卡帖．斯希區是喀布爾遭戰火蹂躪最嚴重的地區，等我們一下車，眼前所見不證自明。彈坑遍佈的街道兩旁只有破敗房舍與荒棄家園的廢墟。我們經過一輛翻覆的卡車殘骸，一台沒螢幕的電視半埋在瓦礫堆裡，有面牆上有人用黑色噴漆寫著「塔利班萬歲！」

　　一個頭頂漸禿，留一把灰色大鬍子的瘦小男人來應門。他穿著破舊的斜紋呢外套，頭戴無邊便帽，一副鏡片刮損的眼鏡架在鼻樑上。眼鏡後面那雙細小如黑豆的眼睛在我和法里身上來回掃射。「你好。」他說。

　　「你好。」我說。我給他看那張拍立得照片。「我們在找這個小男孩。」

　　他草草瞥一眼。「很抱歉。我從來沒見過他。」

　　「你根本沒看照片，我的朋友。」法里說：「為什麼不看仔細一點呢？」

　　「拜託。」我說。

　　門後的那個男子接過照片。仔細看。交還給我。「沒見過，抱歉。這裡的每個孩子我都認識，這個看起來很陌生。如果你們容許，我還有別的事要做。」他關上門。鎖上門閂。

　　我用指節敲著門。「先生！先生！請開門。我們沒有惡意。」

　　「我告訴你。他不在這裡。」他的聲音從門的另一端傳來。「請離開吧。」

　　法里走近門，把額頭貼在門上。「朋友，我們不是塔利班的人。」他謹慎地壓低聲音說：「和我在一起的這個人，要把這個孩子帶到安全的地方。」

　　「我從帕夏瓦來的。」我說：「我的好朋友認識那裡的一對美國夫婦，他們開設一間照顧兒童的慈善之家。」我感覺到那人在門的另一端。感覺到他站在那裡，傾聽，遲疑，在懷疑與希望之間游移。「聽著，我認識索拉博的父親。」我說：「他名叫哈山。他母親叫法佳娜。他叫他祖母紗紗。他會讀書寫字，彈弓也打得不錯。那孩子還有希望，先生，有出路。拜託開門吧。」

　　門的另一端，只有沉默。

　　「我是他的伯父。」我說。

　　過了一晌。鑰匙在鎖孔裡轉動。那人窄小的臉又出現了。他看看我，看看法里，又看著我。「你有件事說錯了。」

　　「什麼？」

　　「他彈弓打得很棒。」

　　我不禁微笑。

　　「他的彈弓片刻不離身。不管走到那裡，都把彈弓塞在褲腰上。」

　　※※※

　　讓我們進門的人自我介紹說他是薩曼，孤兒院的院長。「我們到辦公室去。」他說。

　　我們跟著他穿過昏暗陰森的走廊，身穿破舊毛衣，光著腳丫的小孩緩緩走著。我們經過沒有地板只鋪地毯的房間，窗戶釘著塑膠板。房裡擠滿一張張鐵架床，大部份都沒有墊褥。

　　「這裡住了多少孤兒？」法里問。

　　「比我們能收留的還多。大約有兩百五十個。」薩曼回過頭說。「但他們不全都是孤兒。許多小孩在戰爭裡失去父親，而母親又養不起他們，因為塔利班不准她們工作。所以她們就把小孩送到這裡來。」他的手用力一揮，粗莽地加上一句：「這裡比街上好，但也好不了多少。這棟房子不是蓋來住人的──這是一家地毯工廠的倉庫。所以沒熱水器，而且井也乾枯了。」他壓低聲音。「我向塔利班要錢來挖新井，次數多得我都記不清了，他們每次都大吼小叫，說沒有錢。沒有錢。」他冷笑一聲。

　　他指著牆邊的一排床。「我們沒有足夠的床，即使有床也沒有足夠的墊褥可用。更糟的是，我們沒有足夠的毯子。」他讓我們看正在與其他兩個孩子跳繩的一個小女孩。「你們看到那個女孩了嗎？上一個冬天，孩子們必須合蓋毯子。她哥哥就凍死了。」他往前走。「我上回檢查的時候，倉庫裡的米已經不到一個月的存量了，等米用完了，孩子就只能吃麵包配茶當早餐和晚餐。」我注意到他沒提到午餐。

　　他停下腳步，轉身面對我。「我只是一個小小的庇護所，幾乎沒有食物，沒有衣服，沒有乾淨的水。我這裡不虞匱乏的，只有失去童年的孩子。但悲哀的是，他們還算是幸運的。我們已經超過能夠負荷的收容量，而且我每天都還要拒絕帶著小孩來的母親。」他向我走近一步。「你說索拉博還有希望？我祈求你沒騙我，先生。但是……你可能來遲了。」

　　「什麼意思？」

　　薩曼轉開眼睛。「跟我來。」

　　※※※

　　院長的辦公室只有四面空蕩蕩龜裂的牆，鋪在地板上的一張蓆子、一張桌子和兩張摺疊椅。我和薩曼一坐下，就看見一隻灰色的老鼠從牆上的小洞探出頭，跑過房間。老鼠嗅嗅我的鞋子，我害怕地一縮，接著牠又嗅嗅薩曼的鞋，才衝出敞開的門。

　　「你說可能太遲了是什麼意思？」我說。

　　「你要喝茶嗎？我可以泡。」

　　「不，謝謝。我們先談。」

　　薩曼向後靠在椅子上，雙手抱胸。「我要告訴你的不是好消息，更別提還可能很危險。」

　　「對誰危險？」

　　「你、我，當然還有索拉博，如果還不算太遲的話。」

　　「我必須知道。」我說。

　　他點點頭。「你說過了。但我要先問你一個問題：你有多渴望找到你侄子？」

　　我想到小時候的街頭打架，每次哈山總是替我出頭，以一敵二，偶爾還以一敵三。而我退縮觀望，雖然想加入，卻總是立刻止步，總是臨陣退卻。

　　我望著走廊，看見一群小孩圍成圈圈跳舞。一個小女孩，左腿膝蓋以下全不見了，坐在破破爛爛的蓆子上，微笑觀賞，和其他孩子一同鼓掌。我看見法里也望著孩子們，他自己那隻傷殘的手垂在身邊。我記得瓦希德的兒子和……我終於了解：沒找到索拉博，我就不離開阿富汗。「告訴我他在哪裡。」我說。

　　薩曼盯著我看。然後他點點頭，拿起一枝鉛筆，在手指間旋轉。「別說是我講的。」

　　「我保證。」

　　他用鉛筆敲著桌子。「雖然有你的保證，我想我還是會終生悔恨，但或許沒什麼不好。反正我也該死。如果能幫上索拉博……我告訴你，因為我相信你。你看起來像奮不顧身的人。」他沉默良久。「有一個塔利班官員，」他低聲說：「他一兩個月來一趟。他會帶現金來，不多，但聊勝於無。」他猜疑的眼睛看著我，又看著別的地方。「他通常要女孩。但也不一定。」

　　「你容許這種事？」法里在我背後說。他走近桌子，靠近薩曼。

　　「我有什麼選擇？」薩曼吼回去。他從桌子旁退後。

　　「你是院長吔，」法里說：「你的工作是照顧這些孩子。」

　　「我沒有辦法制止。」

　　「你出賣孩子！」法里吼道。

　　「法里，坐下！別動手。」但我太遲了。因為法里突然跳過桌子。法里揍了薩曼，把他摔倒在地，薩曼的椅子被踹得轉個不停。薩曼被法里打得滾來滾去，發出壓抑的悶叫聲，雙腿踢得桌子抽屜掉下來，紙張散落一地。

　　我跑到桌子邊，才知道薩曼的叫聲為什麼悶住：法里掐住他。我雙手抓住法里的肩膀，用力拉。他甩開我。「夠了！」我大叫。但法里的臉脹得通紅，張嘴大罵。「我要殺了他！你不要拉我！我要殺了他！」他忿然說。

　　「放開他！」

　　「我要殺了他！」他的音調讓我明白，如果我不趕快採取行動，就會親眼目睹我此生的第一樁謀殺案。

　　「孩子們在看，法里。他們在看。」我說。他被我抓著的肩膀肌肉緊繃，有那麼一會兒，我以為他無論如何都會繼續掐住薩曼的脖子。此時他突然轉頭，望著孩子，他們靜靜站在門邊，手拉著手，有幾個還哭了。我感覺到法里的肌肉放鬆。他放開手，抬起腳。他看著地上的薩曼，吐了一口口水在他臉上。然後他走到門邊，關上門。

　　薩曼掙扎著站起來，用袖子抹抹淌血的嘴唇，擦掉臉頰的唾液。他咳嗽喘息，戴好無邊便帽和眼鏡，發現兩個鏡片都破損了，就又摘下來。他把臉埋在手掌裡。很長一段時間，誰也沒出聲。

　　「他一個月前帶走索拉博。」最後薩曼用沙啞的聲音說，仍用手擋住臉。

　　「你還配叫院長？」法里說。

　　薩曼放下手。「我已經六個月沒領薪水了。我破產了，因為我把一輩子的積蓄都用在這間孤兒院。我賣掉我所擁有、所繼承的全部東西，來維持這個被神遺棄的地方。你以為我在巴基斯坦和伊朗沒有親人嗎？我可以像其他人那樣一走了之。但我沒有。我留下來。我留下來，為了他們。」他指著門。「如果我拒絕給他一個孩子，他就會帶走十個。所以我讓他帶走一個，讓阿拉去裁決。我嚥下我的自尊，拿他污穢該死的……髒錢。然後我到市集去，買食物給孩子們。」

　　法里垂下眼睛。

　　「他帶走的孩子會有什麼下場？」我問。

　　薩曼用拇指和食指揉著眼睛。「有時後會回來。」

　　「他是誰？怎麼找到他？」我說。

　　「明天到加齊體育場去。你會在中場時看到他。他戴著墨鏡。」他拿起破碎的眼鏡，在手裡轉著。「現在請你們離開。孩子們很害怕。」

　　他送我們出去。

　　車子開動的時候，我從側照鏡看見薩曼站在門口。一群孩子繞著他，拉著他寬鬆襯衫的衣角。我看見他戴上那副破眼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