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我們過河向北駛過擁擠的普什圖廣場。以前爸爸常帶我到這裡的開伯爾餐廳吃烤肉。那棟建築還在，但門全上了扣鎖，窗戶碎裂，招牌上的Ｋ和Ｒ的字母都不見了。

　　我在餐廳附近看見一具屍體，顯示那裡舉行過絞刑。一個年輕人被吊在繫在橫樑的繩子上，臉腫脹青紫，他此生最後一日穿的衣服破破爛爛，血跡斑斑。幾乎沒有人注意他。

　　我們靜默地駛過廣場，開往瓦吉•阿卡巴汗區。舉目四望，塵霧瀰漫，籠罩著整個城市與它的磚石建築。在普什圖廣場往北幾條街的地方，法里指著兩個在繁忙街口熱烈交談的男人。其中一個瘸了一條腿，而另一條腿膝蓋以下全沒有了。他臂彎裡抱著一條假腿。「你知道他們在幹嘛嗎？在為那條腿討價還價。」

　　「他要賣掉他的假腿？」

　　法里點點頭。「在黑市可以賣到比較好的價錢。夠養活孩子幾個星期囉。」

　　※※※

　　讓我詫異的是，瓦吉•阿卡巴汗區的房子大多還保有完好的屋頂和牆壁。事實上，外觀都很良好。樹叢依舊從牆邊探出頭來，街道也不像卡帖．斯希區那樣瓦礫遍地。褪色的街道標示，雖然有些佈滿彈孔，扭曲變形，但仍然指引方向。

　　「這裡還不算糟。」我說。

　　「不意外。現在重要人士大多住在這裡。」

　　「塔利班？」

　　「他們也算。」法里說。

　　「還有什麼人？」

　　我們駛過一條寬闊的街道，兩旁是非常乾淨的人行道與圍牆環繞的房舍。「塔利班背後的人。政府真正的首腦，你也可以叫他們是：阿拉伯人、車臣人、巴基斯坦人。」法里說。他指指西北方。「第十五街，那條街現在叫賓客街。他們現在是這麼叫的。某天，這些貴客說不定會在地毯上到處撒尿。」

　　「我想也是。」我說：「那邊！」我指著地標，那是我小時候常用來指引方向的。「如果你迷路了，」爸爸常說，「記得我們這條街的盡頭有一棟粉紅色的房子。」這棟有斜面尖聳屋頂的粉紅色房子，是當時這附近唯一一棟這種顏色的房子。現在仍然是。

　　法里開進這條街道，爸爸的房子立刻出現在眼前。

　　※※※

　　我們在後院的薔薇花叢後面找到這隻小烏龜。我們不知道牠是怎麼來的，但我們興奮得顧不了別的。我們把牠的殼塗成鮮紅色，是哈山的主意，真是好主意：這麼一來，我們就不會在樹叢裡找不到牠。我們假裝是兩個大膽的探險家，在叢林裡找到一隻巨大的史前怪獸，把牠帶回來展示給世人看。我們把牠放在阿里去年冬天做好當哈山生日禮物的木頭貨車上，假裝是一個巨大的鐵籠。看哪，這隻噴火怪獸！我們走過草地，拖著木頭貨車，繞過蘋菓與櫻桃樹，那是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成千上萬的人從窗戶裡探出頭來，目睹底下的奇景。我們經過無花果樹叢旁爸爸搭建的那座半月形的橋，那是連結城市的大吊橋，而橋下的池塘，就是波濤洶湧的海洋。烟火在宏偉的橋塔上施放，兩旁的士兵向我們敬禮，巨大的鐵籠矗立騰空。小烏龜在籠裡爬動，我們拉著車在鍛鐵大門外的紅磚車道上巡行，回來接受全球領袖的起立鼓掌致敬。我們是哈山與阿米爾，著名的冒險家，偉大的探險家，就要因我們的豐功偉業而獲頒榮譽獎章……

　　※※※

　　我小心翼翼地走上車道，被太陽曬得褪色的磚塊縫隙裡，冒出一叢叢野草。我站在爸爸宅邸的大門外，感覺像個陌生人。我把手放在鏽蝕的鐵柵上，想起小時候我曾經無數次跑過這道大門，為了現在想起來無關緊要，但在當時卻是天大地大的事。我朝裡面看。

　　車道從大門延展到院子，那年夏天，我和哈山就是在這裡學騎腳踏車，相繼摔倒在地。這裡看起來不像我記憶中那麼寬闊。柏油地上有閃電似的裂紋，裂縫裡長出更多野草。大部份的白楊樹都被砍掉了──我和哈山常爬到樹上用鏡子反射到鄰居家。僅剩的一棵也幾乎全沒葉子。「病玉米之牆」還在，但此刻我在牆邊沒看見任何玉米株，或許是病死或怎麼了。油漆斑駁，有些甚至整片剝落。草皮變得枯黃，和籠罩城市的塵煙一樣顏色，夾雜著一塊塊泥土地，什麼都長不出來。

　　車道上停了一輛吉普車，看起來很不對勁：停在那裡的應該是爸爸的黑色野馬轎車。好多年來，野馬的八個汽缸每天早晨隆隆啟動，把我從睡夢中喚醒。我看見吉普車下滴出油漬，在車道上留下像羅夏克心理測驗﹡的大墨跡。吉普車旁邊，有一輛空的手推車。我找不到爸爸和阿里種在車道左側的玫瑰花叢，柏油路旁只有泥土。還有野草。

　　（﹡Rorschach inkblor，為瑞士心理學家羅夏克發展出來的心理分析測驗，以墨跡引發聯想，評估受測者的人格。）

　　法里在我背後按了兩下喇叭。「我們該走了，大人。我們會引起注意。」他叫道。

　　「再給我一分鐘。」我說。

　　房子本身與我童年記憶裡那幢寬闊的白色宅邸大不相同。看起來比較小。屋頂塌陷，灰泥剝落。客廳、門廳和樓上客房的窗戶都破了，隨便用透明的塑膠片或木板釘在窗框上。以前白得發亮的油漆已經變成陰森的灰色，有些部份還蝕損，露出底下的磚牆。前門的台階也崩塌了。和喀布爾的其他地方一樣，我父親的宅邸也是繁華已逝的景象。

　　我找到我臥房的窗戶，在二樓，從房子的主樓梯往南數的第三扇窗。我踮起腳尖，看不見窗裡的樣貌，只看到陰影。二十五年前，我站在那一扇窗戶後面，粗大的雨滴打在窗上，我的呼吸讓玻璃蒙上白霧。我望著哈山和阿里把行囊放進爸爸車子的行李廂。

　　「阿米爾大人。」法里又叫。

　　「我來了。」我回道。

　　很瘋狂的，我竟然想要進去。想要走上阿里讓我和哈山脫掉雪靴的台階。想要踏進門廳，聞一聞阿里常丟進火爐與鋸屑一起燒的橘子皮香味。想坐在廚房的桌子旁、吃一片烤南餅配茶，聽哈山唱古老的哈札拉歌謠。

　　又一聲喇叭。我走回停在人行道旁的越野車。法里坐在駕駛座上抽煙。

　　「我一定要再看一樣東西。」我告訴他。

　　「你能快點嗎？」

　　「給我十分鐘。」

　　「走吧。」但當我要走開的時候：「全忘了吧。這樣會容易一些。」

　　「讓什麼容易些？」

　　「繼續活下去。」法里說，在窗外彈彈煙灰。「你還有多少東西要看？讓我來替你省省麻煩吧：你記得的東西都不在了。最好全忘了吧。」

　　「我不想再遺忘。」我說：「給我十分鐘。」

　　※※※

　　哈山和我爬上爸爸房子北邊的山丘時，幾乎一滴汗都沒流。我們在小丘頂上追逐跑跳，或坐在山脊斜坡上，一覽無遺遠處的機場。我們看著飛機起飛降落。又開始追跑。

　　而今，我走到崎嶇山丘的頂端時，上氣不接下氣，每口氣都像要噴出火來。汗水淌濕臉。我停下來喘息，身側一陣刺痛。然後我繼續走，找尋荒廢的墓園。我沒花太多時間就找到了。墓園還在，那棵石榴樹也是。

　　我靠著墓園的灰色石門，哈山就是在這裡安葬他的母親。鉸鏈鬆脫的陳舊鐵門已經不見了；在爬滿墓地的叢叢茂密野草裡，墓碑幾乎已經完全湮沒。環繞墓園的矮牆上，棲著兩隻烏鴉。

　　哈山的信裡說，這棵石榴已經很多年沒結果子了。看著這棵孱弱不見葉蔭的樹，我懷疑它是否還結得出果子。我站在樹下，想起我們老是爬到上面，跨坐在樹枝上，腿晃啊晃啊，陽光穿透枝葉斑斑點點灑在我們臉上，宛如光影拼貼出的馬賽克畫。石榴濃烈的滋味悄悄滲進我嘴裡。

　　我曲膝蹲著，雙手摩挲著樹幹。我發現我要找的東西了。刻痕已經模糊，幾乎快看不見，但仍然還在。「阿米爾和哈山，喀布爾之王」。我用手指描摹每一個字母的刻痕。從細小的裂縫裡刮下小塊樹皮。

　　我盤腿坐在樹下，往南望著我童年的城市。往昔，家家戶戶都有樹頂探出牆邊。天空湛藍廣闊，曬衣繩上晾著的衣服在陽光下搖曳。如果你靜心聆聽，甚至會聽到水果販子拉著驢子走過瓦吉•阿卡巴汗區的叫囂聲：櫻桃！杏子！葡萄！傍晚時分，你還會聽到晚禱，新城清真寺的穆拉召喚眾人禮拜的聲音。

　　我聽見一聲喇叭，看見法里對我招手。是該走了。

　　※※※

　　我們再次往南開向普什圖廣場。我們碰見好幾輛紅色的卡車，後座載滿持槍的大鬍子年輕人。每回碰見，法里就低聲咒罵。

　　我在普什圖廣場附近的一家小旅館付錢訂了一個房間。三個穿著一模一樣的黑衣服和白披巾的小女孩，簇擁著櫃台後面那個戴眼鏡的瘦弱男子。他開價七十五美元，以這樣破敗的地方來看，簡直是不可思議。但我不在意。在夏威夷被海灘渡假屋敲竹槓是一回事，但如果是為了餵飽小孩又是另一回事。

　　房間裡沒有熱水，毀損的廁所不能沖水。只有一張鐵架床，鋪著破舊的床墊，一條破破爛爛的毯子，角落裡有張木頭椅子。俯瞰廣場的窗子破了也沒修。我放下行李的時候，發現床下的牆邊有灘血跡。

　　我給法里一些錢，讓他去弄些吃的回來。他帶回來四串熱得嘶嘶響的烤肉、剛出爐的南餅，和一碗白米飯。我們坐在床上，只顧狼吞虎嚥。在喀布爾有一件事完全沒變：烤肉和我記憶中一樣美味多汁。

　　那天晚上，我睡床，法里睡地上，旅館老闆額外收費多給我們一條毯子。房裡沒有一絲光線，只有月光透過破窗戶流瀉進來。法里說老闆告訴他，喀布爾已經停電兩天了，而他的發電機也還沒修好。我們談了一會兒。他告訴我，他在馬札爾．伊．沙利夫與賈拉拉巴德的成長歷程。他告訴我，他和他父親在潘吉夏山谷參加聖戰對抗蘇聯紅軍之後的事。他們受困斷糧，只能吃蝗蟲果腹。他說起直昇機轟炸炸死了他父親，以及地雷炸死兩個小女孩的往事。他問我美國的事。我告訴他，在美國，你走進任何一家雜貨店，都有十五到二十種不同的早餐穀片可以選擇。羊肉都很新鮮，牛奶都是冰的，水果很多，水很乾淨。家家戶戶都有電視，每台電視都可以遙控，如果你想要，也可以架設衛星接收碟。可以接收到五百多個頻道。

　　「五百？」法里大叫。

　　「五百。」

　　我們靜默了一晌。我以為法里已經睡著了，卻聽到他壓低聲音說：「大人，你知不知道，納斯魯汀穆拉的女兒回娘家抱怨她丈夫打她，穆拉怎麼辦呢？」在黑暗中，我可以感覺到他在微笑，而笑容也浮上我的臉。世界上所有的阿富汗人都至少知道一兩個秀逗穆拉的笑話。

　　「怎麼辦？」

　　「他也打她，然後把她送回去，告訴她丈夫說穆拉不是笨蛋：如果這個混蛋膽敢打他的女兒，穆拉就會打他老婆報復。」

　　我笑起來。部份是因為這個笑話，部份是慶幸阿富汗人的幽默感沒有改變。戰火肆虐，網際網路出現了，機器人在火星表面活動，而在阿富汗，我們依舊說著納斯魯汀穆拉的笑話。「你聽過有一次穆拉肩上扛個重袋子騎驢子的故事嗎？」我說。

　　「沒有。」

　　「街上有個人說，你幹嘛不把你的袋子放在驢子身上？他說：『那太殘忍了，對這個可憐的小東西來說，我已經夠重了。』」

　　我們輪流講納斯魯汀穆拉的笑話。把故事都講完之後，我們又再度陷入沉默。

　　「阿米爾大人？」法里說，幾乎睡著的我驚醒過來。

　　「嗯？」

　　「你為什麼會在這裡？我是說，你到底為什麼？」

　　「我告訴過你了。」

　　「為了那個男孩？」

　　「為了那個男孩。」

　　法里在地上翻個身。「很難相信。」

　　「有時後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現在人在這裡。」

　　「不……我的意思是，為什麼是那個男孩？你大老遠從美國來，就為了……一個什葉徒？」

　　這句話扼殺了我原有的笑意。還有睡意。「我累了。」我說：「我們睡一會兒吧。」

　　不久，法里的鼾聲就在空蕩蕩的房間裡迴響。我一直醒著，雙手抱胸，從窗戶望著星光點點的夜空，思索著大家對阿富汗的評語或許是對的。或許這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地方。

　　※※※

　　我們走進入口的隧道，喧鬧的群眾已擠滿加齊體育場。幾千人亂擠在十分堅實的水泥看台上。孩童在走道嬉戲，在階梯上下追逐。空氣裡滿是辣醬鷹嘴豆的味道，混雜著糞便與汗水的氣味。法里和我經過賣香煙、松子和小麵包的攤販。

　　一個穿斜紋呢外套的細瘦男孩抓住我的手肘，在我耳邊說話。他問我要不要買「性感照片」。

　　「很辣喔，大人。」他說，警覺的眼睛左瞥右睇──讓我想起幾年前有個女孩在舊金山田得隆區（Tenderlion，舊金山市治安極差的地區。）向我兜售毒品的情景。小夥子拉開外套口袋，讓我飛快瞧一眼他的性感照片：印度電影明信片上，天真無邪明艷動人的女明星，盛裝打扮，依偎在男主角懷裡。「很辣喔。」他又說了一遍。

　　「不，謝謝。」我推開他說。

　　「如果他被逮到，他們會鞭得他老爸從墳墓裡爬出來。」法里喃喃說。

　　這裡沒有劃座位，當然。沒有人會禮貌周到地指點我們坐在哪一區，哪一行，哪一排，哪一個位子。這裡一向沒有，即使在君權時代也沒有。我們找到一個還可以的位子坐下，就在中場左邊，這還是花了法里不少推拉的力氣才佔到的。

　　我還記得一九七○年代，場上的草地有多麼綠，那時爸爸常帶我來這裡看足球賽。而今一片凌亂。到處是坑洞彈痕，南面球門柱後面地上的兩個大洞特別引人注目。而且那裡完全沒有草，只有泥土。等兩隊終於進場──全穿著長褲，儘管很熱──比賽開始，在球員踢起的漫天塵土中，很難看到球的蹤影。手抓鞭子的年輕神學士在走道來回漫步，只要歡呼太大聲就會吃上一鞭。

　　中場的哨聲吹起之後，他們就出場了。兩輛佈滿灰塵的卡車，和我抵達之後在城裡看到的那些一樣的卡車，從大門開進體育場。群眾站起來。一個穿綠色布卡的女人坐在一輛卡車上，另一輛車上是個矇住眼的男人。卡車沿著跑道繞行一週，緩緩的，彷彿要讓群眾看個夠。這有挑起慾望的效果：大家伸長脖子，指指點點，踮起腳尖。在我旁邊，法里低聲禱告，他的喉結上下滑動。

　　紅色卡車駛進賽場，捲起兩道煙塵，輪軸蓋上陽光反射。第三輛卡車在球場的邊緣和那兩輛車會合。這輛卡車的後面放了一些東西，我頓時了解球門柱後面那兩個坑洞的用途。他們搬下第三輛卡車載的東西。群眾早有預期地竊竊私語。

　　「你想留在這裡嗎？」法里凝重地說。

　　「不想。」我說。我這一輩子從來沒像此刻這麼渴望離開一個地方。「但我們必須留下來。」

　　兩個肩扛自動步槍的神學士拉著矇眼男人下第一輛卡車，另兩個人拉下那個穿布卡的女人。那女人的膝蓋一彎，跌倒在地。士兵拉她起來，她又倒下。他們想再拉她起來，但她又踢又叫。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在，就永遠、永遠不會忘記她的尖叫聲。那是誤闖陷阱的野獸，想奮力拉出被撕裂的腿時的哭號。又有兩個神學士過來幫忙，把她拖進其中一個深及胸口的洞裡。而那個矇眼男人則任由他們把他丟進替他挖好的坑裡。此時，這兩個被控有罪的人只剩上半身露出地面。

　　一個蓄白鬍子、身穿灰色長袍、圓胖的教士站在球門柱附近，手提麥克風，清清喉嚨。在他背後，那個在洞裡的女人仍在尖叫。他唸誦一長段可蘭經的經文，體育場內的群眾突然噤聲，只有他帶鼻音的聲音高低起伏。我還記得爸爸很久以前對我說的話：「在那些自以為是的猴子鬍子上撒尿。他們什麼不會，只會數念珠背經書，而且那本書還是用他們根本就不懂的語言寫的。如果阿富汗落到他們手裡，我們只能求真主保佑了。」

　　祈禱結束之後，教士又清清喉嚨。「兄弟姊妹們！」他用法爾西語說。他的聲音在體育場裡迴盪。「我們今天在這裡執行伊斯蘭教法。我們今天在這裡實踐我們的正義。我們今天在這裡，因為阿拉的旨意與先知穆罕默德的箴言，願祂安息，在阿富汗，我們心愛的故鄉，永遠存在、發揚光大。我們聆聽並奉行真主的訓示，因為在真主的大能面前，我們只是謙卑無能的生物。『真主怎麼說？』我問你們！真主怎麼說？真主說，每一個罪人都必須遭受懲罰，必須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不是我說的，不是我兄弟說的。這是『真主』的訓示！」他空著的那隻手指向天空。我的頭很痛，太陽照射得太過毒辣。

　　「每個罪人都必須被懲罰，必須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教士對著麥克風複誦一遍，壓低聲音，一字一字慢慢說，充滿戲劇張力。「兄弟姊妹們，什麼樣的懲罰該用在姦夫身上？我們該如何懲罰這兩個玷辱神聖婚姻的罪人？我們該如何懲罰這兩個在真主臉上吐唾沫的罪人？我們該如何懲罰這兩個對著真主的窗戶丟石頭的罪人？『我們應該把石頭丟回去！』」他關掉麥克風。觀眾群裡響起一陣嗡嗡的低語聲。

　　在我身邊，法里搖著頭。「他們還自稱為穆斯林呢。」他耳語說。

　　這時，一個高大闊肩的男人走下卡車。他的出現讓一些觀眾響起歡呼聲。這次，沒有人因為大聲歡呼而吃鞭子。這個高大男子的潔白外衣在午後的陽光裡閃閃發亮。他寬鬆襯衫的衣角隨微風輕揚，他張開手臂，宛如十字架上的耶穌。他緩緩轉了一圈，向四周的觀眾致意。等他面對我這一區時，我看到他戴著墨鏡，和約翰•藍儂戴的一樣。

　　「那就是我們要找的人。」法里說。

　　戴墨鏡這個高大的神學士走近從第三輛卡車搬下來的那堆石頭。他揀起一塊石頭，展示給群眾看。嘈噪聲靜止，只剩下嗡嗡聲在體育場裡迴盪。我環視四周，看到每個人都發出嘖嘖聲。那個神學士站在球場上，就像棒球捕手站在投手丘上一樣突兀。他把石頭丟向坑裡的矇眼男子。擊中他的頭部側邊。女人又開始尖叫。群眾發出驚呼：「啊！」我閉上眼睛，雙手掩住臉。每擲一塊石頭，觀眾就發出一聲「啊」，持續不斷。等他們不叫了，我問法里結束沒。他說還沒。我猜是大家的喉嚨乾了。我不知道我掩著臉坐了多久。我只知道我聽到鄰近的人在問：「死了嗎？」，才再張開眼睛。

　　坑裡的那個男人只剩一團模糊的血肉與破爛的衣衫。他的頭向前垂，下巴抵著胸。戴約翰•藍儂眼鏡的神學士低頭看著蹲在坑邊的另一個男子，手裡上下拋著一塊石頭。蹲著的男子戴著聽診器，一頭壓在坑裡那個男人的胸口，一頭聽著。他從耳邊取下聽診器，對戴墨鏡的神學士搖搖頭。

　　約翰•藍儂走回投手板。

　　等一切都結束，等那兩個血肉模糊的屍體被隨便地拖回紅色卡車──各自分開──幾個人用鏟子很快地把土填回坑裡。其中一個踢起一些土，草草遮住一大灘血跡。幾分鐘之後，球隊回到球場。下半場開始。

　　我們的約訂在下午三點。約見能這麼快敲定，著實令我意外。我原本以為會拖一段時間，至少會有一番盤問，也許還要查驗我的證件。但我得知的是，阿富汗的官方事務依舊是不太正式的：法里唯一要做的只是告訴揮鞭子的神學士，說我們與那位穿白衣的神學士有私人事務要討論。法里和他交談幾句。那個拿鞭子的傢伙點點頭，用普什圖語對場上的一個男人喊了幾聲，那人便跑到南面的球門柱，戴墨鏡的神學士正和主持儀式的胖教士聊天。三人交談。我看見戴墨鏡的傢伙往上看。他點點頭，在傳話的人耳邊說了些話。小夥子再接著把訊息傳回來給我們。

　　安排好了。三點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