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　兩種答案

　　乘客們全都聚集到餐車廂來，在餐桌旁坐了下來。他們的表情大致相同——期待之中摻雜著憂慮。那位瑞典女士仍在哭泣，而赫伯德太太則在安慰她。

　　「親愛的，現在你一定得控制住自己，一切都會圓滿結束的，你一定不能失控。如果我們中間有人是兇狠的殺人犯，大家也很明白絕不會是你。哎，這種事情任誰想到都會發狂。你好好坐著，我就在你身邊，你可以放心。」

　　白羅站起身來，她便不再說話了。

　　臥車管理員正在餐車的走道上徘徊。

　　「我能留在這裏嗎，先生？」

　　「當然，米歇爾。」

　　白羅清了清嗓子。

　　「各位先生女士，我將用英語講話，因為我知道你們大家多少都懂一些英語。我們到這裏來是為了調查賽繆爾．愛德華．雷契特——又叫卡賽第——死亡一案。目前，這個案子有兩種可能的解答。我準備把兩種答案都擺在你們面前，我還要請在座的布克先生和康士坦丁醫生來判斷哪一個答案正確。

　　「現在，案情本身你們全都知道了。今天早上，雷契特先生被人刺死了。我們所知道的是，他在昨晚十二點三十七分還活著，當時他隔著房門和臥車管理員講過話。他的睡衣口袋裏有一只凹痕很深的懷錶，錶針停在一點十五分上。康士坦丁醫生當時檢查了屍體，斷定死亡時間是在午夜至凌晨兩點之間。你們大家都知道，昨晚十二點半時，火車碰上了大雪堆。從那之後，任何人想離開火車都不可能了。

　　「哈德曼先生是紐約一家偵探事務所的成員（有幾個人轉頭看了看哈德曼先生），他作證說，不論誰經過他的房門（他的房間是最旁邊的十六號房），都逃不過他的眼睛。因此，我們不得不做出這樣的結論，那就是，兇手是這節車廂——伊斯坦堡—加來車廂的乘客。這就是我們原來的論點。」

　　「什麼？」布克先生吃了一驚，插了話。

　　「不過我會先把另一個論點告訴你們，那很簡單。雷契特先生有一個他很害怕的仇人，他曾向哈德曼先生描述過這個仇人的模樣，並對哈德曼先生說，如果那仇人打算謀害他的話，極可能是在火車駛離伊斯坦堡後的第二天晚上動手。

　　「現在我可以告訴你們，女士，先生，雷契特了解的情況要比他說出來的多得多。他的仇人正像他們估計的那樣，在貝爾格萊德上了車，也可能是在文科威上車的，他是趁阿布思諾上校和麥奎恩先生剛走下月台時，從打開的車門上來的。他穿著臥車公司的制服，罩在普通衣服外面，他還有一把萬能鑰匙，因而能自由進出雷契特先生的房間。雷契特先生由於吃了安眠藥而沉睡不醒，這個人使用匕首猛烈地把他戳死，然後再經由那扇通往赫伯德太太房間的隔門，離開了雷契特的房間——」

　　「就是這樣。」赫伯德太太點頭。

　　「他把匕首順手塞進赫伯德太太的手提包。他沒注意到制服的鈕釦掉了一顆。然後他溜出了包廂，來到走道上。他匆匆忙忙走進一間沒有人的房間，把制服脫下來塞進一只手提箱中，幾分鐘之後，他穿著日常服裝，在火車開動之前跳下了車，經由同一個出口，亦即靠近餐車廂的那個門」

　　所有人都喘了一口氣。

　　「那只錶又怎麼解釋呢？」哈德曼先生說。

　　「整個案件都得靠那只錶來解釋。雷契特先生本該在察里布羅德就把錶撥慢一小時的，可是他忘了撥。他的錶還是東歐時間，比中歐時間早一小時。所以雷契特先生被殺的時間是十二點十五分，不是一點十五分。」

　　「可是這樣說不通。」布克先生喊道，「那在十二點三十七分時從他房裏發出的講話聲呢？那聲音要嘛是雷契特發出的，不然就是那兇手說的。」

　　「不一定，也可能是第三者的聲音。有個人走進雷契特的房間，想和他講幾句話，可是發現他死了。他按鈴召喚管理員，接著，如你所說的，他陡生疑慮，怕被控殺人，所以就冒充雷契特說了那句話。」

　　「那倒可能。」布克先生勉強承認。

　　白羅看著赫伯德太太。

　　「啊，太太，您剛才要說——」

　　「這……我也不太知道我要說什麼。你認為我是不是也忘記把錶撥慢一小時了？」

　　「不，太太，我認為你只是聽到那個人穿過你的房間，可是當時你的意識並不是很清醒；後來你做了個惡夢，見到有人在你房裏，便一下子驚醒了，這才按鈴叫管理員。」

　　「啊，我想這有可能。」赫伯德太太承認。

　　卓戈米羅芙公主直楞楞地注視著白羅：

　　「先生，那你怎麼解釋我女僕的證詞呢？」

　　「非常簡單，夫人。您的女僕知道我給她看的那條手絹是您的，可是她還笨拙地想掩護您。她是碰到過那個人，可是時間要早些——早在火車停靠在文科威車站的時候。她假裝是在晚一些時候碰上他的，以為那樣就可以替你製造一個天衣無縫的不在場證明。」

　　公主低下了頭。

　　「一切你都考慮到了，先生。我……我對你表示欽佩。」

　　一時大家都沉默下來。

　　突然康士坦丁醫生拳頭在桌上砰地一擊，把大家都嚇了一跳。

　　「不對。」他說，「不，不，還是不對！這樣的解釋站不住腳，在好多細節上都有漏洞。這件兇殺案的真相根本不是這樣的，白羅先生應該非常清楚這一點。」

　　白羅好奇地轉頭望了他一眼。

　　「我知道。」他說，「我還得把我的第二種答案也說出來。但是，不要輕率地放棄第一種答案，說不定待會兒你還會同意它呢。」

　　他又轉過頭來面對大家。

　　「這樁兇殺案還有另一種可能性。我是這樣得出答案來的。

　　「當我聽取了所有人的證詞之後，我就向後一靠，閉上眼睛開始思考。某些話在我看來是值得注意的，我已經把這些話向我的兩位同事一一列舉過了，其中有些事情我詳加說明——例如護照上的油漬；另外一些，我將簡要地敘述一下。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離開伊斯坦堡後的第一天，在餐車廂中吃午飯時，布克先生對我說的一句話。大意是說，這節車上的乘客非常有意思，形形色色，屬於不同的階級和國籍。

　　「我同意他的看法，可是當這特殊情況在我腦中盤桓時，我努力地想，是否還可能在別的什麼場合，把這樣一些不同的人物聚集在一起呢？我想出來的答案是——只有在美國才有此可能。在美國，某個家庭裏很可能聚集著各種不同國籍的人，一名義大利司機、一名英國女家庭教師、一名瑞典護士、一名德國女僕等等。這就引我開始『猜一猜』，也就是把每個人像安排角色那樣，幫他們在阿姆斯壯家中安排了一定的職務。這樣做，使我獲得了一個非常有趣、非常滿意的答案。

　　「我在自己腦中把每個人的證詞都想過一遍，得到了一些奇妙的結果。

　　「先看一下麥奎恩先生的證詞。我和他進行的第一次談話是非常令人滿意的。但是在第二次談話中他說了一句相當奇怪的話。在那之前，我跟他說我找到一張寫有阿姆斯壯字樣的紙條．他說『那一定……』，然後就住口了，又改口說：『我是說，那老頭兒也太疏忽了。』

　　「現在我可以知道他那時本來不想那麼說的。假定他本來想說的是：『那一定已經燒掉了！』那就表明，麥奎恩知道有那張紙條，並且知道它已被燒掉。換句話說，他要不就是兇手，要不就是兇手的同謀。很好。

　　「然後是男僕。他說他的主人在搭火車旅行時，有每晚服用安眠藥的習慣。這可能不假，可是雷契特昨天晚上還可能服用安眠藥嗎？他在枕頭底下放了一把自動手槍呀！這就證明這說法不對。雷契特昨天晚上是打算枕戈待旦的。不論他服用了什麼藥，那必定是別人偷偷給他服用的。是誰給他服用的呢？顯而易見，不是麥奎恩，就是男僕。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哈德曼先生的證詞。關於他身份的說明，我全都相信，可是當他談到他保護雷契特先生的具體做法時，他說的話就極其荒謬了。要保護雷契特，唯一有效的辦法是晚上守在雷契特的房間裏，或者守在某個可以望見雷契特房門的地方。哈德曼的證詞僅僅說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其他車廂的人不可能殺害雷契特。他的證詞把伊斯坦堡—加來車廂清清楚楚地同外界隔絕起來，這一事實在我看來似乎是相當奇怪而無法解釋的，因此我只能將它擱在一旁，回頭再研究。

　　「你們恐怕全都聽說了，我聽到德本漢小姐和阿布思諾上校之間的幾句對話。我覺得有趣的是，阿布思諾上校竟然稱她為瑪麗，這就表明他們兩人是極為熟稔的。可是上校卻說他們是這幾天才認識的。上校這類的英國人我是見過的。這類人即使對女士一見鍾情，也會謹守禮儀、穩步進展，而不會莽撞行事。因此我得出的結論是：阿布思諾上校和德本漢小姐實際上相識已久，只是為了某種原因才裝作互不相識，另一個小問題是，德本漢小姐對『長途電話』這個詞並不陌生，可是她卻告訴我，她從未到過美國。

　　「談到另一位證人。赫伯德太太曾告訴我，她躺在床上時無法看到那扇隔門是否已插上門栓，因而請奧爾森小姐替她看看。好吧，如果她住過的包廂是二號、四號、十二號或任何雙號的話——那些房間裏，隔門的門栓都是安置在門把下面——那麼她說的話倒也沒錯。可是在單號包廂，就像三號包廂那樣，門栓是安置在門把上方的，因而絲毫不會被手提包所遮住。由此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赫伯德太太在說謊，她說的事根本不曾發生過。

　　「現在讓我就時間問題說一兩句話。在我看來，那只凹痕很深的懷錶，真正有趣之點，在於它被發現的地點。它放在雷契特的睡衣口袋中。那個地方是不大適合放錶的，放在裏面會很不舒服，尤其是床頭還設有掛錶的鈎子，如此就更不會放在口袋裏了。因此，我確信那只錶是被刻意放在他口袋裏的，以便誤導案情。因此，作案的時間並非一點十五分。

　　「那麼，作案時間是否在早一些的時候呢？確切地說，是否是十二點三十七分呢？我的朋友布克先生，提出我在夢中被喊叫聲吵醒的事實，做為支持這一看法的依據。可是，如果雷契特服用了大量安眠藥的話，他是不可能喊叫的。如果他有能力喊叫，那麼他當然也有能力掙扎以保衛自己，可是，他的房裏沒有任何掙扎跡象。

　　「我記得麥奎恩曾經叫我們注意——不是一次，而是兩次，而且第二次是非常露骨的——注意雷契特不會說法語這一事實。我所得出的結論是：十二時三十七分所發生的一切動作，都是專門演給我看的！關於那只懷錶，誰都可以一眼識破，這類花樣在偵探故事中屢見不鮮。他們認為我應該會識破這一點，並且以為我會自命不凡地推斷出，既然雷契特不會說法語，我在十二點三十七分聽到的聲音必然不是他的聲音，所以雷契特一定早已死了。可是我相信，雷契特在十二點三十七分時仍在昏昏沉睡呢。

　　「不過，那項計謀還是成功了！我曾打開房門朝外看了看。事實上我還聽到了那句法語。如果我竟十分昏昧遲鈍，絲毫未理解那句法語的重要性的話，我也一定會被提醒的。在必要時，麥奎恩一定會站出來，他會說：『很抱歉，白羅先生。那句話不可能是雷契特先生講的，他不會說法語。』

　　「現在，真正的作案時間是什麼時候？是誰殺了他？

　　「根據我的看法——這只是一個看法——雷契特被殺死的時間接近兩點鐘，也就是醫生說的可能時間內最遲的時間。

　　「至於是誰殺了他——」

　　他停了一下，環顧他的廳眾。他不能抱怨沒有人注意他了，因為，此刻在場的每隻眼睛都盯在他身上。室內一片靜寂，掉一根針都聽得到。他慢慢地說：

　　「令我特別驚訝的是，要證明車上任何一個人是兇手都很困難，而且每個人的不在場證明，都是由另一位可以說是『不大相干的人』所提供的，這種巧合是非常奇怪的。例如，麥奎恩先生和阿布思諾上校相互提供了不在場證明，但這兩個人看起來並沒有什麼交情。至於那個英國男僕和義大利人也是同樣情況，瑞典女士和英國小姐也是如此。我對自己說：『這種情況很反常，他們不可能全部都有牽連！』

　　「可是後來，先生們，我看出了其中端倪。他們全都有牽連！因為那麼多和阿姆斯壯綁票案有關係的人，湊巧乘坐同一列火車旅行，這不僅罕見，簡直可說是不可能。這一定不是巧合，而是事先策劃的。我還記得阿布思諾上校曾經提到陪審制度。陪審團是由十二個人組成的，而車上有十二名乘客，雷契特也被戳了十二刀。所以，我一直茫然不解的一件事——何以在這樣的淡季，乘坐伊斯坦堡—加來車廂旅行的人這麼多——便得到了解釋。

　　「雷契特在美國逃脫了法網。他的罪行是毫無疑問的。我想像有一個自封的十二人陪審團宣判了他的死刑，並且出於情況需要，自己充當了執刑人。根據這樣的假設，整個案子便立刻脈絡分明，疑團全解開了。

　　「我把這件事看成是一件完美的鑲嵌作品，每個人都擔負自己份內的任務。只要任何一個人受到懷疑，其他人就會幫他開脫，並且把水攪渾。哈德曼的證詞是必要的，以備萬一有某個外人沾上了嫌疑而又提供不出不在場證明。伊斯坦堡車廂中的乘客都毫無危險，他們的證詞都是事先研究過的。整件事情是一幅設計得非常精巧的拼圖玩具，每發現新的線索，都會使案情更加複雜。正如我朋友布克先生說的，這件案子離奇到了不可能解決的程度！而這正是作案人想要製造的效果。

　　「這個答案是否解釋了一切呢？是的，它已解釋了一切。傷口的性質——每一刀都是由不同的人戳入的；那些恐嚇信不是真的，寫那樣的信僅僅是為了製造假證據（毫無疑問，是有真的恐嚇信向雷契特發出索命的警告，可是被麥奎恩燒掉，用這些信加以替代了）；至於哈德曼說被雷契特叫進去的事，當然自始至終全屬謊言，而那位『矮矮的、深色皮膚、嗓音像女人』的神秘人物，不過是他信口開河，這樣做的目的，在於避免把真正的臥車管理員陷之於罪，而且對男人和女人都適用。

　　「用匕首刺死，這個想法乍看起來有點兒怪，但仔細一想，沒有其他武器更適合當時的環境了。匕首是一種人人都可用的兇器，不論身體強弱都能使用，而且不會發出聲響。我猜想——雖然可能猜得不準，一定是每個人輪流經由赫伯德太太的房間，進入雷契特漆黑的房中戳下自己那一刀！他們自己永遠也不會知道是哪一刀把他戳死的。

　　「麥奎恩把在雷契特枕頭上發現的最後一封信細心地燒掉了。如果沒有這封信，就不會有人懷疑車上的乘客。案子將被判定成廂外人所為，而乘客們在布羅特下車後就可以言之鑿鑿地說，曾看過那個『矮矮的、深色皮膚、噪音像女人的人』了。

　　「我並不確切知道，當這些密謀策劃的人發現火車受阻，原訂計劃有一部份不能實行的時候，他們做了些什麼。我猜想他們一定匆匆忙忙進行了磋商，接著決定還是按原計劃行事。這樣一來，所有乘客都必然要蒙受懷疑，不過他們已經預見到這一可能性，也做了準備。需要加強的一件事便是進一步把水攪渾。於是，在死者的房間裏便掉落了兩個所謂的『線索』。一個是和阿布思諾上校有關的煙斗通條（他的不在場證明最有力，並且他和阿姆斯壯一家的關係或許最難證實）；另一個是那條手絹，那會陷害卓戈米羅芙公主，而根據她的社會地位和她衰弱的身體，以及她的女僕和管理員所提供的不在場證明，她的立場無懈可擊。為了進一步把水攪渾，又製造了一些不相干的事來分散注意力，譬如，那個穿緋紅色便袍的神秘女子，還讓我親眼見到她——有人在我門上敲了一下，我起身開門探看時，只見那件緋紅色便袍在遠處逐漸消失。精心選擇的三個人，管理員、德本漢小姐和麥奎恩也將看到她。我想，有人還很有幽默感，竟趁我在找人談話時，把緋紅色便袍放進了我的手提箱。我不知道那件便袍是從哪裏來的，我猜想那是安雷尼伯爵夫人的衣服，因為她的箱子裏只有一件薄綢長袍，那件長袍十分精緻，比較適合飲茶時穿，而不宜當做便袍。

　　「當麥奎恩一聽說他細心燒掉的那封信居然還有一小部份沒有燒盡，而且遺留在上面的字正好是阿姆斯壯那個姓氏時，他一定立刻向大家報告了這個情況。這樣一來，安雷尼伯爵夫人的處境便嚴重了，於是她的丈夫馬上著手塗改護照。那是他們的第二件倒楣事！

　　「他們一致否認和阿姆斯壯家有任何關聯。他們知道我沒有辦法立刻查明真相，而且不相信我會去查究這件事，除非某個人引起我的懷疑。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有待考慮。假定我對本案的推斷是正確的——我相信一定是這樣——那麼顯而易見，臥車管理員本人一定也有參與。可是如果是這樣，就一共有十三個人而不是十二個人了。通常的犯罪情況是『在這許多人之中只有一人是有罪的』，而我面臨的問題卻是，『這十三個人中只有一人是無辜的』。而那個人究竟是誰呢？

　　「我得到了一個很怪的結論。我認為，沒有參與罪行的那個人，正是那個被認為最有可能參與罪行的人。我指的是安雷尼伯爵夫人。當安雷尼伯爵鄭重向我發誓，並以名譽擔保他的妻子昨晚沒有離開過房間時，他的誠摯態度很令人感動。我的判斷是，安雷尼伯爵，姑且這麼說，代替他妻子執行了任務。

　　「如果是這樣，那麼皮耶．米歇爾一定是共犯。但是，怎麼解釋他與本案的牽連呢？他是個正直的人，已經在臥車公司供職多年，不是那種會被收買去幹壞事的人。因此皮耶．米歇爾一定和阿姆斯壯案有牽連。但是似乎又很不可能。然後我想起，那個死去的保姆是法國人。假定那個不幸的女子原來是皮耶．米歇爾的女兒，那就能解釋一切——也能解釋為什麼他們要挑選這個地方來作案了。

　　「還有什麼人扮演的角色不清楚嗎？我把阿布思諾上校定為阿姆斯壯的朋友，他們可能曾在大戰中共同患難。女僕希德加第．施米特，我可以猜出她在阿姆斯壯家的職務。我這人也許嘴太饞，因而對於好廚師有強烈的直覺。我給她設了個陷阱，而她也跌下去了。我說我知道她是一名好廚師，她回答說：『是的，的確如此，我所有的女主人都這樣說。』然而你如果是一名隨身女僕，你的主人可是很難有機會了解你是不是一名好廚師的。

　　「然後還有哈德曼。他看來可以十分肯定不是阿姆斯壯家的人。我只能猜想，他曾和那個法國女子相愛過。我在與他談到外國女子的魅力時，又一次得到了預期的反應。當時他突然淚水盈眶，但只推說那是由於雪景耀目所致。

　　「剩下來就是赫伯德太太了。現在，我可以說，赫伯德太太在這齣戲中扮演了一個最最重要的角色。由於佔用著和雷契特房間相通的房間，她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懷疑。本來她是無法獲得不在場證明的。要擔負她所扮演的角色——一個非常自然、略微可笑、十分溺愛女兒的美國母親，真需要由一位真正的藝術家來擔綱。曾經有過一位藝術家和阿姆斯壯一家有關係：阿姆斯壯太太的母親琳達．亞登，著名的女演員……」

　　他停了下來。

　　然後，赫伯德太太以一種溫柔、圓潤、如在夢中的聲音——完全不像她之前發出的那種音調——說道：

　　「我想像自己是在演一個丑角。」她繼續如在夢中地說道：「關於門栓位置的那一點疏忽，確實很不應該。這件事證明，你永遠得認真排練。我們在出門時試過一下，我想當時大概是在雙號房練習——我從未想到門栓會設在不同的地方。」

　　她挪動了一下位置，眼睛直望著。

　　「一切你都知道了，白羅先生，你真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可是就連你也難以想像當時的情景，想像在紐約那段可怕的日子——我簡直悲痛得要發瘋了，僕人們也一樣，阿布思諾上校也在場——他是阿姆斯壯上校最要好的朋友。」

　　「他在戰爭中救過我的命。」阿布思諾說。

　　她繼續說：

　　「我們當時就決定——或許我們都瘋了，我不知道——卡賽第的死刑仍必須執行。那時我們有十二人——不如說十一人，蘇珊的父親當時遠在法國。起先我們想抽籤決定由誰來做，可是最後我們決定用目前的辦法。這個主張是司機安東尼奧提出來的，後來由瑪麗和赫克特．麥奎恩擬訂了全部細節。麥奎恩一直熱愛著索妮亞，我的女兒，他還向我們確切說明卡賽第是怎樣利用賄賂逃脫法網的。

　　「我們的計劃花了很長時間。首先我們得找到雷契特的行蹤。哈德曼設法找到了。然後我們必須設法讓馬斯特曼和赫克特受他雇用，要不，至少得有一個人受他雇用。這一點，我們做到了。然後我們又和蘇珊的父親商量，阿布思諾上校堅持要有十二個人，他認為這樣才更符合規章，他不大喜歡用匕首的這個主意，不過他也認同用刀子可以解決我們大多數的難題。這個計劃，蘇珊的父親也願意參與，蘇珊是他唯一的女兒。我們從赫克特那裏得知雷契特遲早要搭東方快車從東方歸來。由於皮耶．米歇爾正好在車上供職，這機會就太好了，絕不能錯過。何況，那還是一個不會牽累任何外人的好方法。

　　「我女兒的丈夫當然應該知道，他堅持要陪她一起搭乘這班火車。在赫克特的巧計哄騙下，雷契特選定了旅行的日子，那天正好是米歇爾的班。我們本來打算把伊斯坦堡—加來車廂的每個房間都訂下來，可是不幸有一個房間我們訂不到。那個哈里斯先生當然是個虛搆的人物，讓赫克特的房間裏住一個陌生人會很麻煩的。然而，到了最後一分鐘，你來了……」

　　她不說了。

　　「好啦。」她說，「現在你都知道了，白羅先生。你打算怎麼辦呢？如果一切都必須公開的話，你能不能只懲辦我一個人呢？我十分樂意在那個人身上戳上十二刀。不僅由於他害死了我女兒和我孫女，而且還害死了一個胎兒，不然，他現在還會活著，過著他的幸福生活。還不止於此。在弄死黛西之前，他還弄死過其他孩子；而且他將來還會再害死其他的小孩。整個社會已都譴責過他，我們只不過是執行了那項判決。可是沒有必要把其他人都扯進去。這些善良忠誠的靈魂——可憐的米歇爾，還有瑪麗和阿布思諾上校，他們是相愛的……」

　　她的聲音非常動聽，在環坐聽眾的空間裏縈繞迴盪，她那深沉、感情充沛而撼動人心的聲音曾經激勵過多少紐約的觀眾啊！

　　白羅看了看他的朋友。

　　「你是公司的董事，布克先生，」他說，「你說怎麼辦？」

　　布克先生清了清嗓子。

　　「依我看，白羅先生，」他說，「你提出的第一種答案是正確的，一定是如此。我建議等南斯拉夫警察來到的時候，我們就告知他們第一種答案。你同意嗎，醫生？」

　　「當然同意。」康士坦丁醫生說，「至於醫學上的證據，我想，呃……我可以提出一兩點異想天開的意見。」

　　「現在，」白羅說，「既然已經把答案給了你們，請容我萬般榮幸地宣佈退出本樁案件……」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