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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士上搖晃了一個多小時。我卻怎麼也不覺得車子正在朝聖何塞的方向行駛。又過了一陣子，巴士在一個小鎮的空地上停了下來，司機打手勢讓乘客們下車。我們下了車，只見空地還停著一輛同樣的巴士。

　「我說，這是哪裡啊？」雪子問。

　「我只知道這裡肯定不是聖何塞。」我說。

　那個賣點心的大叔指著另一輛巴士對我們說：「聖何塞，聖何塞。」好像是讓我們乘上去。

　「唉。」我歎了口氣。「這裡好像是和聖何塞相反的一個終點站呢。」

　「啊？那就是又要乘上巴士，從原路返回了？」

　「好像是這樣吶。」

　「嗚嗚——」雪子又擺出一副要大哭一場的架勢。

　其他乘客們紛紛圍攏過來，大叔向他們解釋了我倆的遭遇，雖然我聽不懂他是怎麼說的，但大夥兒都朝我們投來極為同情的目光。

　一位老人不知道從哪裡找來兩個可樂瓶，在附近的下水道裡弄了點水，遞到我們跟前，嘴裡還說著「水，水。」好像是讓我們喝下去。

　接過瓶子，我不由自主地嚥了一口唾沫。瓶中的水呈紅褐色，很是渾濁，片刻之間，瓶底上就沉澱了一些黑乎乎的東西。當地人大概還不要緊，外來者一喝下去估計就得拉肚子了。

　「做出喝的樣子就行了。」我用日語對雪子說，把瓶口湊到嘴邊。老人好像因為對可憐的亞洲人做了一件大好事，很是得意，挺起胸膛重重地點點頭。

　巴士總算發車了。我打手勢問司機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因為我認為他肯定知道準確的時刻。但問了半天也只得到一個「大約四點半左右」的模糊答案。

　又隨著破巴士顛簸了一個半小時之後，我們終於回到了聖何塞。我想找一輛出租車回旅館，卻沒有一輛車從面前駛過。天漸漸黑了，路上的行人變得稀少，沿街賣小吃的店舖也紛紛打樣了。這下可遭了，我心中漸感不安，身後卻突然傳來一聲招呼。回身看去，只見一輛警車正停在那裡。

　一名警察從車窗裡探出頭，用西班牙語對我們說著什麼，好像是問我們遇上了什麼麻煩。

　這回總算運氣不錯，我心想，趕緊將事情的來龍去脈說了一遍。警察聽完以後，打手勢讓我們坐在警車的後座上。

　「這下終於得救了。」我和雪子對望了一眼，安心地喘了口氣。

　我還以為警察會把我們直接帶回警局呢，沒想到他開著警車在鎮上不停地兜圈子，還不時停在路邊，向行人說著什麼。

　「請問出什麼事了？」我小心翼翼地與他搭話，卻沒有得到回答。

　就這樣過了一個多小時，警察又停下車來，同一位白人女性說著什麼。那位女性身著緊身夾克衫，年約四十歲上下。她和警察交談了幾句以後，便上車來坐到我們身邊，隨後朝我們微微一笑，用英語問道：「兩位這是遇上什麼麻煩事了？」我聽到久違的英語，心下只感到萬分親切。

　聽了我們的講述，她說道：「那可真是不幸啊。」隨後又用西班牙語向警察進行了一番陳述。警察應了一句，便發動了警車。

　「接下來要去警察局咯。」那名女子說。

　「他為什麼不把我們直接帶過去呢？我剛才明明已經講過事發經過了。」

　她聽了這話，苦笑了一聲。

　「他可聽不懂英語啊。但是看你們這副模樣，也能大致猜出發生了什麼事。所以才讓你們先上車，再找個會說英語的人來當翻譯，好明白你們的遭遇。」

　「啊——」我渾身的氣力都像是被抽乾了。

　「錢全被搶走了？」

　「沒有，這裡還剩了一些。」我打開腰包，取出一個裝有少量加拿大幣的小錢包來。可錢包沒拉上拉鏈，幾枚硬幣掉在地上。我趕緊去撿，那名女子也俯身幫忙。

　「你們是從加拿大來的？」她看著硬幣問道。

　「是的。」

　「我在加拿大有好多朋友呢。」她說著，把硬幣放回我的錢包。

　七點過後，我們終於到達了破舊的警局，此時距離我們遭劫已經過了五個多小時。負責錄口供的年輕警官若不是身著警服，簡直就像一名在集市上賣可可的小販。他有些漫不經心地聽取了事件經過，大概是覺得經過那麼長時間以後，很難再捉住犯人了吧。那位女性全程為我們充當翻譯。從談話過程中，我得知她是一名律師，此人雖然相貌不美，但對於我們來說，卻如同神明一般。

　過了大約三十分鐘，我們錄完了口供，警察又指著雪子說了句什麼。準確地說，是指著她胸前掛著的望遠鏡說的。

　「他問你們強盜有沒有碰過這架望遠鏡。」女律師說。

　「這個我不太清楚。」雪子說。

　「為什麼要問這個？」我問。

　「可能會留下強盜的指紋，所以他想請你們先上交給警署。」

　「那還是先上交吧。我們也搞不清犯人有沒有碰過。」

　聽我這樣說，她的表情有些複雜：「雖然這是你們的自由，但我覺得還是不交給警方為好。」

　「為什麼？」

　「因為他很可能就不還給你們了。」

　我非常驚訝，朝那名年輕警官看去，只見他正貪婪地盯著雪子的雙筒望遠鏡。我又朝女律師望了一眼，她露出一副「此地的警方就是如此」的表情。

　「我想起來了。」我說，「他們沒碰過。」

　還是這樣說為好，她點點頭，替我們翻譯了。警察一言不發。

　錄完口供以後，警察用警車把我們送回了旅館。女律師臨走之際給我們留了電話號碼，讓我們有麻煩的時候再去找她。

　八點半左右，我們終於回到了旅館。我真想馬上回房，一頭栽倒在床上，但房間鑰匙被搶走了。我們跑到大堂，服務員們看見我們滿身泥水的狼狽相，無不驚訝地睜大了眼睛。

　這是一家日本人開的旅館，一名日本服務員接待了我們。

　「這種事兒可真不多見哪！」這名姓佐籐的服務員感慨道，「我還從沒聽說過有日本遊客攤上這種倒霉事兒呢。」

　「但我們遇到的可是真事兒。」雪子賭氣似的說。

　「嗯，那是，你們也不會拿這種事來開玩笑啊。但是你們怎麼會孤身進那種林子呢，一般的遊客可不會這麼做啊。」

　「我可是聽說哥斯達黎加的治安還不錯呢。」我說。

　「這裡確實是一個好地方。」佐籐立刻睜大眼睛，認真地說：「哥斯達黎加可是中南美最安全的國家了，我們也非常希望多接待一些日本遊客。你們碰上的事件絕對是例外。如果你們就此認為哥斯達黎加是一個混亂不堪的國家，我們可就為難了。」

　他的口吻非常激烈，好像是生怕我們回日本以後大肆宣傳似的。

　我也懶得與他多費唇舌，只請他給我們換了房間，雖然那兩名強盜不至於膽大包天地到這家旅館投宿，但我們只要一想到房間鑰匙在他們手中，就滿不是滋味。

　進了房間，我脫下衣服，一頭倒在床上，真想就這樣睡過去，但現在可不是時候。我讓雪子先去洗澡，隨後分別給信用卡公司和旅行支票發行機構打去電話，講述了遭劫的經歷，辦妥了相關手續。

　接著，我又撥通了秘書格蕾絲的電話。

　「Hello。」聽筒那端傳來那個熟悉的沉悶而陰鬱的聲音。

　「是我啊。」

　「哦，是你啊，泰德。」泰德是我的英文名在。

　聽到我的聲音，她的口吻沒有絲毫變化，甚至更為懶散了。

　我盡量簡潔地把事情說了一遍，讓她明天一早把我放在辦公桌抽屜裡的護照複印件傳真到旅館來。

　「明天一早把護照複印件給你傳真過去，OK。」她公事公辦地說，對我們的悲慘遭遇一句也沒有多問。我真懷疑她到底也沒有搞清楚事態的嚴峻。

　把這些事務一一處理完畢之後，我撂下電話，只覺剎那之間便被巨大的疲憊所吞沒了。我想起身沖個澡，但眼簾越來越沉重，終於什麼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