頒獎辭

　　「因為他的豐滿深刻、飽含力量的敘述藝術，以及開創新風、幽默機智的才能。」

　　瑞典學院常任秘書

　　卡樂菲特

　　今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是出自美國某地，此地長久以來即與瑞典有所接觸。他誕生於蘇克中心鎮，是一個約莫有兩三千人宅居的地方，處於玉米的大產地明尼蘇達州。在他的小說《大街》（Main Street，1920）中，他描寫此地，而稱之為「哥佛草原」。那是一塊廣袤的原野，波狀起伏的土地上，遍布著湖沼與橡樹叢，於此產生了這個小鎮，和許多諸如此類的小鎮。拓荒者需得有場所可販售他們的穀物，商店可供他們購買補給品，銀行讓他們抵押貸款，醫師為他們診治身體，牧師來安慰他們的靈魂。城與鎮之間便產生了合作關係，然而同時也發生了紛爭。究竟是鄉鎮為了城市而存在，抑或是城市仰賴鄉鎮來生存？

　　大草原給予了我們深刻的感受。正如同吾國漫長且酷冷的寒冬一樣，猛烈的暴風挾雪而來，在寬廣的街衢與低陋的房舍之間肆虐。夏日，酷暑把排水不良、街道不潔的小鎮，熏炙出臭味來。即使如此，小鎮仍然感覺自己是優越的；它是大草原之葩。掌握住了經濟的樞紐，同時是文化的焦點——一個文化中心地，可傲岸的美國文化，糅合了受到外來淵源，日耳曼人和斯堪地納維亞人所左右的文化。

　　因此，鎮民在他們獨立自主與民主政治的信念下，生活和樂。他們並不排除適當的人民階級化，信守健全的商業道德，相信自動化帶來的恩惠：是以在大街上已有許多福特車。曾有一個充滿叛逆性的年輕女子，來到此鎮，意欲裡裡外外徹底地改革它，卻完全地失敗了，而她幾乎淹沒在這個嘗試中。

　　就描寫小鎮生活來說，《大街》的確是一部傑出的作品。可肯定的是，書中的小鎮是個十足的美國小鎮，然而就精神環境而言，更可能像置身在歐洲。如劉易士一樣，我們大多數人都曾被醜陋和頑強所困擾。強烈的嘲諷激起了當地居民的抗議，可是我們不能以尖銳的觀點來看，劉易士以寬容的筆調所描繪出的故鄉小鎮和人民。

　　隱藏在「哥佛草原」的自大自滿之後，卻潛藏著嫉妒。那聳立在平原邊緣的城市，像聖保羅和明尼亞波裡，可算是個小小的都市中心，它們那摩天樓的窗戶常閃耀著陽光與夜晚的霓虹燈。「哥佛草原」希望也像它們一樣，於是以戰時小麥價格上漲為藉口，尋到了成熟的時機，進行擴展運動。

　　一個政治演說家被引薦進來，是那種充滿激情的實際群眾煽動家，他以滔滔雄辯來實證，讓「哥佛草原」領先群倫，且達到二十萬人口級大城是輕而易舉的事。

　　巴比特先生——喬治·福倫斯比·巴比特——是個如此小城中快樂的居民，（《巴比特》Babbitt，1922）他們稱之為「天頂市」，然而以此名，你無法在地圖上找到它。此後，此城遼闊的地平線，便成為劉易士的批判，打入美國精神領域的起點。

　　此城比「哥佛草原」大一百倍，因此，這富有十足美國精神和充分自滿的小鎮，它的革新精神與樂天主義的魅力均為巴比特所具體化。

　　實際上，巴比特近似美國中產階級理想的典型。商業道德與私人行為準則之相關性，是他所承認的信條，毫不猶疑的，他認為上帝的旨意，是要人們工作，增加收入，享受現代的進步。他覺得他服從這個戒律，因此他自己和社會相處得十分和諧。

　　他的職業是房地產，是目前最高尚的職業，位居郊區的家，植有草坪和樹木，裡裡外外都是一流標準的。他的車合乎他的身份地位，他常駕著它呼嘯而過市街，自負宛如不懼交通危險的少年英雄。他的家庭生活也合乎一般中產階級，妻子習慣於他在家中那大男人式的牢騷，而孩子們變得粗魯無禮，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他享有優秀的體魄，飲食良好且健壯，行事靈敏，性情溫和。每天在俱樂部午膳，總以有益的業務談話與刺激性的奇聞軼事取樂。巴比特不僅世故、有人緣，而且具有演講天賦。他記得所有的國家口號，在俱樂部與公眾集會的談話中，能以他三寸不爛之舌嫻熟地運用它們。乃至於高層次的精神問題，也不怕缺乏共鳴。他受過名詩人克蒙得利·弗林克的熏陶，一個將聰明才智投注在為各類商店書寫犀利的廣告韻文，而有高年薪的人。

　　巴比特自覺他完美的市民生活是有社會地位的，但是冷眼旁觀一般凡夫俗子，巴比特卻嫉妒他們的幸福滋長得太快了。像巴比特這樣的人，自然不必滋長。自創業起，已然如此。接著，巴比特，發現自己染有為他所忽視的惡德，即使不是全然的忽視，卻也是人所不能免。當他即將五十歲，他才急於彌補那些為他所忽視的。他參與了一個不法團體與一個輕浮的青年團，在此他扮演的是一個闊氣的「甜爹爹」。但是，他的行跡無異自掘墳墓。在俱樂部的午餐，他變得日漸沉默，而朋友也日益與他疏遠。他們暗示他正在自毀前程，他原可成為進步社團的委員的。彷彿到達紐約、芝加哥那錦繡的前程，就近在眼前。幸而他懸崖勒馬輓回了自我，他跪在牧師的書房，懺悔，而獲得赦免。對他來說，那真是一個教訓。此後，巴比特又可以像從前一樣把自己奉獻在主日學校與社會公益活動上。他的身世，結束得如同其始，未有絲毫的移易。

　　劉易士以諷刺的手法批判的是以理想標榜的社團，而非個人。其次，他的藝術技巧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在文學上幾乎是獨一無二的，他塑造出了巴比特這個人物，宿命地生活在我們這個世俗的環境裡，既是傲慢的功利主義者，卻又是個可愛的個人主義者。

　　巴比特是個純樸的人，是個常為他的理念滔滔而辯的信徒。總之，他是個不錯的人，這麼樂天、生氣蓬勃，因而幾乎可以作為美國精神與生命力的典型。在許多國家裡，都有暴發戶與鄙俗的人，然而只要他們之中的半數，能有巴比特的二分之一深得你心，夫復何求。

　　在本書中，尚有像巴比特這樣性格顯著的人物，劉易士展露了他無比的天賦在文字上。讓我們舉個例子來聽聽，幾個旅行推銷員的對話，他們正坐在開往紐約的特快車上的個別車廂裡。無可置疑的，光彩籠罩在他們的銷售職業上。「對他們而言，浪漫英雄不再是騎士、吟遊詩人、西部牛仔、飛行員或者英勇的年輕地方律師，而是偉大的銷售經理，在他的玻璃板辦公桌上，總有一份市場問題分析表，對他最尊貴的頭銜是積極爭取者，他率領著他那些年輕的部下，獻身於無止境的銷售業務上——並不是為了推銷某種特殊的物品，給某個特殊的人，而純粹是銷售業務本身」。

　　《亞羅史密斯》（Arrowsmith，1925）是屬於比較嚴肅的作品，在此書中，劉易士所欲表現的是醫學這門專門技術與科學的全貌。眾所皆知，當今美國在自然科學、物理學、化學，和醫學界的研究是名列前茅，如同她前幾次在這個諾貝爾頒獎台前為我們所目睹的成就。在美國有龐大的財源可供其支配運用。那些富有的捐助機構使它得以持續不斷的發展。

　　甚至連在瑞典，有些投機分子亦莫不想利用他們的研究成果，此是必然的。私人工業對這些科學發現是相當敏感的，在這些發現被實驗與確立之前，就想從中攫取利益。譬如，細菌學家投注了龐大的心力去研究疫苗以防止細菌的傳布，而藥商卻只想早一天僥倖地從他們手中奪取過來，大量的製造生產。

　　在一個富有良知與才氣的教師的指導之下，馬丁·亞羅史密斯成為一個科學的理想主義者。身為一個研究工作者的他一生最大的悲劇是，當他完成了一個重要的發明，正在做再次的確證實驗，以致延遲了公布日期時，卻為巴比特研究中心的一個法國人領先一籌了。

　　本書網羅了各類醫學學者的眾生相，活像一個多彩多姿的浮世繪，對那些醫學院教授間的爭執與陰謀，我們有深深的感嘆。這使我們溯想到《大街》裡，那個謙遜的鄉下醫生，他認為與病人打成一片，做他們精神上的安慰者與支持者是一種榮譽。此後，我們才會有完善的公共衛生與社會福利的創辦者。其次也有，外表上冠冕堂皇且獨立的研究員，實際上，轄權有限，老是要為捐款人與商業利益團體考慮，並且被駕馭於那些機構，被驅策來為它們的榮譽工作。

　　亞羅史密斯的老師，卻鶴立雞群於那些眾生相之中，一個流亡海外的德裔猶太人，哥德利伯，他被描寫成是一個溫厚受人欽敬的人，彷彿是象徵某種生命的典型。他是一個潔身自好且正直的科學家，同時又是一個憤世的無政府主義者與冷漠的離群索居者，他懷疑他的贊助捐款人是否人道，他對待那些人一如他對待實驗中的動物一樣冷漠。往後，在小說中，我們又碰到了一個瑞典醫師——高斯達夫·頌得利司。他是個洋溢著光與熱的人，他勇氣十足，又心境樂觀地哼著歌兒，直搗黑死病的巢穴，遍及了整個世界，徹底根除帶菌的老鼠，焚毀被傳染的村莊，在杯光箸影中，傳布他的醫學衛生的福音，那樣才足以使醫學技術毫無用武之地。

　　另一方面則敘述馬丁·亞羅史密斯的個人歷史。劉易士是個明智的人，並沒有將他塑造成一個毫無缺點的人，不管身為一個人或成為一個科學家，有時候，他不禁為自己莽莽撞撞的過失所苦惱。像這樣一個沉不住氣且優柔寡斷的年輕人，卻得到了一個少女的協助，一個他在醫院中邂逅的實習護士。當他是個成績不佳的醫科學生，在村中遊蕩時，他到西部的一個小村莊去採訪她，接著她便成為他的妻子。她是個洋溢著奉獻精神且純真的人，對她的丈夫無所需求，她能夠很有耐心地處在那荒僻的地方，孤獨地等待她那為科學所蠱惑、全神貫注於工作的迷魂陣中的丈夫。

　　其後，她陪著他與頌得利司到黑死病蔓延之島去，亞羅史密斯想在那裡試驗血清。可是，她卻死在一間廢棄的小屋裡。此時她的丈夫正迷惑於比科學更肉體的妖婦的歌聲中，這個毫無保留的自我犧牲的女性，就這麼結束了她生命中可歌可泣、至高無上的末章。

　　本書中涵蓋了豐富的學識，十足是專家的水準。雖然劉易士掌握文字如行雲流水，但決不流於膚淺，而是源自他的藝術根基。他對細微末節的探討，通常像科學家亞羅史密斯或哥德利伯那樣的細心且周延。他這部著作，可說是為他的父親的同行——醫師們，樹立了一座紀念碑，當然，那決非是為了私自行醫與不懂醫術的郎中。

　　他的另一部大作《艾默·堅特利》（Elmer Gantry，1927），就像是在這個社會上，最精微的部分，動了一次外科手術。假定，我們不到世界上其他地方去尋求古老的清教徒式的美德的話，則我們便能在美國某個古老的角落看到一些宗教遺毒，他們認為再婚是一種罪惡，彷彿惟一可以取悅上帝的，便是使一個人成為鰥夫或寡婦，而放款生利息更是一種邪惡的行為。然而，自某個角度看來，無疑的，美國必得緩和它宗教的僵化。像《艾默·堅特利》這種典型的博道師，那裡到處都是，但在此地，我們極少有這種觀念。不管是他胡來的布道方式，以一種自大的、拳擊家式的姿態，（如說：哦，魔鬼先生！）乃至於他所擅長的募錢，或者把人們醜惡的事，隱匿於教堂的大門之後，往往都使他像是一條異常惡臭腐敗的魚。劉易士既不願也不能賦予他任何迷人的面貌。但是？就描寫而言，本書是靈巧的、赤忱的、有力的且富有情趣的，那沉鬱的嘲諷令人有一種慘淡的感覺。我們用不著到每一個小地方去揭發偽善的蔓延，否則當他抨擊它們時，無疑是將自己緊密地置身在九頭怪蛇，那危險的頭顱之前了。

　　辛克萊·劉易士，最後的一部作品名叫《道格斯渥斯》（Dogsworth，1929）。在本書中，我們可以驚鴻一瞥到天頂市一個最高級的貴族家庭——那是巴比特，一直未曾獲得承認的圈子。「高級貴族」，在美國幾乎是意味著「最富有的」，但是山姆·道格斯渥斯是既高貴又富有。即使歷經了三百年，他仍然意識到他的血管中流著英國人的血，更想知道他祖先的家園在那裡。他是個美國人，但絕非是主戰者。他和妻子法蘭一起去旅行。她剛四十出頭，他已五十歲。她是個冷艷的美人，「純潔一如朔風」，雖然她的孩子已長大成人。她像燦爛的花朵怒放在歐洲的氛圍中，沉湎於奢華、虛榮、歡樂與自私之中而不可自拔，以至於她沉靜的、愛她的丈夫，離她而去，聽她去自生自滅。

　　獨處時，他曾經思索過「歐洲——美國」這個問題，身為一個忙碌的商人，他實在想為這兩者的糾葛算個總帳，他千思百慮，誠實且無偏見的。有一個他觀察的結果是，歐洲這塊土地，殘留著往日時光的平靜，這正是美國——一塊無休止的「記錄的追求者」的土地——所輕蔑的。但是，美國是個有朝氣，且敢大膽實驗的國家。我們可以了解當他回到美國，辛克萊·劉易士的心意是贊同他的。

　　是的，辛克萊·劉易士，是個美國人。他正以代表一億兩千萬生靈的新語言——美國話——來書寫。他要提醒我們這個國家尚未至於完美，亦尚未融洽成一爐：它仍然是處於動盪不安的青春期。

　　新的、偉大的美國文學，將始自美國的自我批判，這是健康的徵兆。辛克萊·劉易士擁有可喜的天賦，能嫻熟運用他清除土地的工具，他不僅有堅實的手，尚能面帶笑容，更有一顆年輕的心。他是新移民的另一種風格，能將這塊新土地帶領入開化的境地。他是個先鋒。

　　辛克萊·劉易士先生——我在這個集會中，用你所不了解的語言，講述你的事跡。我本可以利用這個場合來詆毀你，然而，我並未如此。我推崇你是一個偉大的美國新文學、年輕且實力雄厚的巨擘。另外，你值得我們向瑞典心靈推薦。你誕生於我們美國的同胞中，在你著名的書中，你會以友善的措辭敘述到他們。今天，我們很高興在此地看到你，也很高興我們的國家將頒贈你一個至高的榮譽。現在，我請你和我一起下座，自我們國王的手中，接受此一榮譽。

　　注：劉易士，在酒宴中，作了一次非正式的致答辭。在這個即席演講裡，他表達了他的謝意，並說明他感覺與瑞典人親密的關係，是緣由於在明尼蘇達州，他便與許多瑞典家庭，有深厚的情誼。他說，諾貝爾獎，對他而言意味深長，實際上，它樹立了一個新典範，那隱含著一個責任，敦促他去反省至今所從事的工作。而且，他認為。能夠側身在那些諾貝爾獎得主的著名學者中，接受這個殊榮，是一種隆譽。他說，他本人對潔身自好的科學家。有由衷的敬意，即使是寫作的人，包括他自己，都得致力於獨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