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對文字的恐懼感

　　——辛克萊·劉易士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講詞

　　如果一定要我表達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這份榮耀之感與興奮之情，我恐怕會嘮叨個沒完，令人生厭，因此我謹以簡單的「謝謝」來表達我的謝意。

　　在此，我擬談談今日美國文學的某些動向、危機以及令人鼓舞的展望。我將以出奇的坦率來談這個問題——完全的坦誠，儘管失之直率，但我不願用其他方法來侮辱各位——我將不得不得罪其中涉及到的，我所極其鍾愛的國土上的某些機構和人們。

　　然則，我得請各位相信，我絕非樂於埋怨。命運對我已厚愛更多，我並無遭受多少折磨掙扎，也不怎麼窮困，受惠沐恩倒不少。有時，由於我的書和我個人，多少受過激烈的抨擊——加利福尼亞州有一位正直的牧師，讀過我的《艾默·堅特利》（Elmer Gantry）後，渴望帶頭圍剿我，好好私刑我一頓；而另外一位緬因州的聖潔人士，懷疑是否沒有正當可行的方法好將我打入大牢。此外，比任何憤怒的責難更難忍受的是，有某些新聞雜誌記者中的老油條，那種我們美國俚語稱謂「我在俱樂部認識他」的一夥人，濫肆批評說，他們認識我個人，我這個人只能是個低級人士之類的，決不會是個作家。但是，儘管我時而遭受如此過分的侮辱，雖然我自己也多方加以辯解，我仍不會傻到去期望有一些公平的批評出現。

　　不，對我自己而言，我並無意做什麼不平之鳴；然則對一般美國文學的景況，以及它在這個國家內的地位，我則感到相當不平。在這個工業主義、金融和科學隆盛的國家內，具有活力且受重視的藝術，僅有建築和電影。

　　我可以用一件事來舉例說明，它偶然涉及瑞典學院和我自己，這事發生在幾天前，就正在我搭船從紐約來瑞典之前。在美國有一位博學、極受愛戴的老紳士，他曾是牧師、大學教授以及外交官。現在他是美國文學與藝術學會的會員，不少大學曾贈與他榮譽學位。作為一位作家，他主要是以描寫釣魚之樂的輕鬆愉快的小隨筆而聞名。我不認為，依賴鱈魚或鯡魚的收穫維生的漁夫會覺得那是一個全然有趣的職業，不過，當我年少時，從這些隨筆我倒獲知，捕魚這件事上蘊含某些十分重大的、精神上的意義，假使你不是為生活所逼而去捕魚的話。

　　這位學者公開指陳，把諾貝爾獎頒給一位像我這般多方嘲弄美國社會的人，諾貝爾委員會和瑞典學院已經侮辱了美國。我不曉得，作為一位前外交官，他是否企圖從這件事引發國際爭端，或是要求美國政府派遣海軍陸戰隊登陸斯德哥爾摩，來保衛美國的文學正義；然則，我希望不是如此。

　　我願意如此假定，對一位如此博學，擁有神學博士、文學博士，以及其他許多我不清楚的堂皇頭銜的人來說，事情似乎會是與眾不同的；我願意如此假定，他曾經這般思索過，「儘管我個人討厭這傢伙的書，不過，瑞典學院頒獎給他，這件事對美國可是一種榮耀，因為他們開始認定美國不再是一個幼稚的蠻荒團體，不如人才會畏懼批評，而今天這個國家成年了，能夠冷靜且成熟地考慮任何的評析，不管這評析是多麼的嘲諷。」

　　我甚至願意如此假定，一位這般具有國際性聲譽的學者會相信，熟嫻於史特林堡、易卜生、龐陀彼丹作品的斯堪地納維亞諸國家，不會因一位作家的言論而感到大驚小怪的；何況，這位作家最無政府主義式的斷言，亦不過是說，美國這個國家，以她具備的財富和力量，尚未產生能滿足人類最深邃需求的文明。

　　我相信，史特林堡罕唱《國歌》，罕在扶輪社演講，然則瑞典似是一直尊崇他。

　　我所以如此冗長地討論這位博學的釣魚者的批評，並非因為這批評本身有何重要性，而是因為它揭示了一項事實，亦即在美國，我們大部分人——不僅是讀者，甚至也包括作家——仍然對任何不是歌頌美國一切事物的文學感到，惶恐，必得歌頌我們的罪咎一如我們的美德。在美國，一位小說家，為了成為作品的最佳推銷員，同時也為了能真正受歡迎，他必得如此描述：所有的美國男人都是高大、英俊、富有、正直，此外個個擅打高爾夫球；所有的美國城鎮，充斥著這般的鄰人，天天無所事事，只是四處轉來繞去，彼此親切地打著招呼；而儘管美國女孩可能野一點，她們終究會變成為完美的妻子和母親；此外，就地理上來說，美國只由幾個部分構成；紐約，全住著一些百萬富翁；西部，仍然保持著1870年代所有那種喧囂的英雄主義；而南方，人人住在永遠瀉滿著月光，散髮著木蘭香味的農園。

　　20年前，諸位在瑞典讀過我們的某類小說家，譬如德萊塞和維拉·凱塞。在當時的美國，這類小說家並不受歡迎且無影響力，今天這種情況並無多大改變。正如我在前面引為例證的那位偉大的釣魚的學會會員所洩露的，我們仍然最尊崇為大眾化雜誌寫作的那類作家，他們以熱烈且帶訓誨意味的合唱方式，單調地唱著：一億二千萬人口的美國，為保持著純樸的、田園牧歌式的風味，一如它僅有四千萬人口時一般；在一家擁有一萬名員工的工廠內，其勞資雙方的關係仍保持著和諧、簡單，一如1840年的工廠只有五名員工時一般；如今住在二十層大廈公寓，備有三輛汽車，書架上擺著五本書，下週即有離婚危機的家庭，其父子關係、夫妻關係，一如1880年代住在四周繞著薔薇只有五個房間的木屋一般；而且，最妙的是，美國已經完成革命性的變革，從田園風的殖民地步向今日的世界帝國，而山姆叔叔的牧人式、清教徒式的純樸則絲毫沒有改變。

　　我的確十分感激那位釣魚的學會會員，他多少令我今天能置於如此的立場。因為，既然他是美國文學與藝術學會的領導人，那麼他可以說是已經解放了我，讓我有權利坦率地談及該學會，正如他過去談及我一般。任何真誠地涉及今日美國理性主義的研究，非考慮該奇妙的機構不可。

　　然則，在我論及該學會之前，請讓我描述一種我的想象：幾天前，在橫渡大西洋洶湧的航程中，在無可避免的懶怠裡，我以如此的想象來自娛。我想，諸位一定清楚，到目前為止，諾貝爾獎頒給我這件事，在美國絲毫不受歡迎。無疑的，對諸位而言，這種現象並不新奇。我想，甚至當諸位贈獎予湯瑪斯·曼，我認為他的《魔山》（Eauberberg）似乎已涵括整個歐洲的智慧，或者甚至當諸位贈獎予吉卜齡，他的作品極具深邃的社會意義，權威的批評認為他重新創生了大英帝國，或者當諸位贈獎予蕭伯納時，總有人抱怨諸位在同國作家中弄錯了人選。

　　此外，我想象，如果我之外的某些美國作家上選的話，會招致何種批評。假定諸位選上狄奧多·德萊塞。

　　現今對我而言，正如對其他美國作家，德萊塞的成就意義遠超過任何其他人，他在不得諒解、屢遭憎恨的情況下獨自邁進，開創出一條路來，將美國的小說從維多利亞式、豪威爾斯式的怯懦與文飾，轉入生命的真誠、勇敢和熱情。如果沒有他的開拓，除非我們願意被打入大牢，否則我懷疑我們之中任何人是否能夠尋求表現出生命、美和恐怖。

　　我偉大的同行謝伍德·安德森，公開讚揚過德萊塞的此種領導地位。我樂意附和他。德萊塞第一本偉大小說《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大膽地出版於30年前，我25年前讀過它，它給閉門自守、沉悶的美國宛如帶來一陣自由的西風，而且對我們索然無味的家庭生活而言，這是自馬克·吐溫和惠特曼以來，帶給我們的第一絲新鮮空氣。

　　然則，諸位若是贈獎給德萊塞先生，你們可會聽到從美國發出的怨言；這些怨言抱怨說，他的風格——我不十分確知這神秘的字眼「風格」究竟何指，不過我常在某些二流批評家的文章內發現這個字眼，我因此假想它一定存在確切的本質——諸位會聽到如此的批評說，他的風格過分累贅，用詞粗糙，他的書全都過分冗長。此外，尊貴的學者當然會這般埋怨：在德萊塞先生的世界裡，男男女女常是充滿了罪惡、悲劇和絕望，而非永遠樂觀、充滿歡唱和美德，後者才吻合真正的美國人。

　　此外，若是諸位選上尤金·奧尼爾先生，他曾在10年或12年間，徹底改變了美國的戲劇，從一個優雅精巧和陰謀詭計的虛假世界，轉入一個光輝、恐懼和偉大的世界；然則會有人提醒諸位說，他的劇作裡有些遠比嘲弄更壞的東西——他不把人生視作學者研究中所巧妙安排妥當了的，而是視為一種可怕、壯麗，時而十分恐怖的東西，類似颶風、地震、毀滅性的大火。

　　此外，若是諸位贈獎給詹姆士·布朗克·喀拜耳先生，有人就會告訴你們，他的作品太怪誕惡毒了。同樣地，有人會告訴諸位，維拉·凱塞小姐儘管在她的小說中表達了內布拉斯加州農夫的質樸的美德，但在她的小說《迷喪的淑女》（The LostLady）中，她不忠實於美國明顯的、永存的、可能沉悶乏味的美德，而描寫一位放縱無恥的女人，甚至讓貞德的人們也感受到她不可思議的魅力，在這一本小說中缺乏任何的道德意味；同樣地，亨利·孟肯先生是最差勁的諷嘲家；而謝伍德·安德森先生竟認為性如同釣魚是生命的一種原動力，在這事上他犯了邪惡荒謬的偏差：再如奧普敦·辛克萊先生，作為一位社會主義者，他的罪惡即是反對美國資本主義式大量生產的完美無疵；而澤瑟菲·赫蓋斯海麥先生是非美國人了，因為他把優雅的態度和外表的美視為忍受日常生活不可少的東西；此外，恩耐斯特·海明威先生不僅太年輕了，而且更壞的是，他使用一些紳士不會說出口的語言，他確信飲酒是人們追尋幸福的永恆方法之一，並且斷言士兵了解愛比戰場上男人彼此慘烈的殺戮更具意義。

　　是的，他們都是邪惡的，這些我的同行們；若是諸位選上他們，那麼正如選上我一般，同樣會被認為是一種錯失；但是作為一位熱愛國家的美國人——只不過，我得提醒諸位，是作為1930年代而非1880年代的美國人——我慶幸他們幾位是我的同胞，而且我會帶著驕傲地談及他們，正如下列諸人之於歐洲：湯瑪斯·曼，H·G·威爾斯，高爾斯華綏，哈謨生，貝涅特，福克特溫格，西瑪·拉格洛芙·溫茜特，海登斯坦，阿努吉歐：羅曼·羅蘭。

　　這即是我的命運的寫照，往返晃蕩在樂觀主義與悲觀主義間，不過這也是任何寫作或論及任何事物的美國人的命運——美國在今天世界上可說是一個最矛盾、最鬱悶、最動盪的地方。

　　如此，我以一種絲毫不減退的驕傲，一一提及對我而言似乎是今日美國文學界的幾位偉大人士，我不得不省略十來個其他人名，如果有時間，我願意好好地讚揚鼓吹他們：我在此必得言歸正傳，而且下如是斷言：當今的美國文學，真的，除了建築和電影外，所有美國的藝術——是的，我們在商業和科學上，擁有多麼豐富、充滿活力的標準典範——除這些外，我們沒有什麼標準，沒有可資改善的協商方案，沒有可以追隨的英雄，也沒有得以譴責的壞人，沒有確切的可以遵循的道路，同時也沒有什麼必得避開的險徑。

　　美國的小說家、詩人、戲劇家、雕刻家或畫家，必須獨立工作，困惑之時，一無幫助，除了他自己的誠篤。

　　這種景況，當然，總是許多藝術家的共同命運。流浪者兼罪犯維龍，決不會有個滿意和舒適的避難所，讓高雅的淑女們握著他的手，安慰他饑渴的靈魂以及更饑渴的肉體。這是一個真正偉大的人，命運註定他要比所有的公爵和有權有勢的主教在歷史上活的更長久，他不屑去觸摸他們的長袍，也因此他命定住在貧民窟，嚼乾硬的麵包渣。

　　美國的藝術家並沒有如此貧窮。真的，我們得到的報酬還很不錯；只是作家是一個失敗者，他無法擁有自己的司膳侍者、汽車和棕櫚灘上的別墅，在那兒他就差不多可以和銀行業的大老闆交際了。然則，他還被一些比貧窮更糟的事物所壓抑——感覺到他創造的作品全無關緊要，讀者只期望他是一個修飾師或小丑，或者人家好心地接受他，當他是一位嘲諷家，儘管吠得多厲害但不咬人的，他可真是一個好人呢，不管怎麼說，在這出產八十層大廈、數以百萬計的汽車、億萬上蒲耳小麥的國家內，他當然毫無價值了。而且，他沒有機構，沒有團體，他不能從其中獲得激勵，無法得到他願意領受的批評，而其讚賞對他而言將是彌足珍貴的。

　　我們究竟有怎樣的機構？

　　美國文學與藝術學會的組成分子包括，幾位優秀的畫家、建築師和政治家，諸如極著名的大學校長巴特勒，勇氣令人欽佩的學者克魯斯，此外，有幾位第一流的作家：詩人羅賓遜和佛洛斯特，自由開放的評論家亞當斯，以及小說家伊弟絲·華頓，哈姆林·葛蘭，歐文·韋斯特，布朗·惠特洛克和布斯·塔金頓。

　　然則，它沒有容納狄奧多·德萊塞，亨利·孟肯，我們最活躍的批評家喬治·金·納珍，她雖還年輕，卻儼然是我們戲劇批評界的領導人，尤金·奧尼爾，我們無可匹敵的最優秀的劇作家，以及真正具有原創力的詩人，潘勝特·米蕾、卡爾·桑德堡、羅賓遜·傑佛斯、馬歇爾·林得榭和李·馬斯特斯，他們的《愚人之流詩選集》（spoon River Anthology）全然不同於任何曾經出版過的詩，是如此的鮮活、威嚴，從摸索和膽怯中解放出來，像是一則啟示降臨了，且開創一個美國本土的新詩派。它也沒有容納下列的小說家和短篇作家，如維拉·凱塞、澤瑟菲·赫蓋斯海安、謝伍德·安德森、林·拉得諾、恩耐斯特·海明威、路易士·布朗菲爾、丹尼爾·史蒂爾、范妮·赫斯特、瑪麗·奧斯丁、詹姆士·布朗克·喀拜耳、艾得那·費勃，甚至也沒有容納奧普敦·辛克萊，就他而言，你必得說，不管你是欣賞或憎惡他那積極的社會主義，他比任何一位美國藝術家都擁有更佳的國際性聲譽，無論是小說家、詩人、畫家、雕刻家、音樂家或建築師。

　　我並不期望任何學會能夠幸運到擁有全部這些作家，然則一個不容納其中任何一位的學會，即是遠遠自外於美國文學中生動、活力以及具有原創力的一面，它與我們生活沒有什麼關係，起不了激勵作用。它並不能代表今日的美國文學界——它只代表了亨利·華滋華斯·朗費羅而已。

　　也許有人會如此回答，畢竟，學會只有有五十名限額；那麼，自然無法容納每一位有價值的人。不過，事實上，雖然我們的少數幾位天才大都被拒入會，學會卻有名額來容納三位寫得極壞的詩人，二位寫通俗鬧劇極其無聊的劇作家，二位紳士只得知他倆是大學校長，一位30年前以機靈幽默聞名的繪圖師，此外另有幾位紳士——抱歉，恕我無知——我從未聽過他們是何許人也。

　　請讓我再度強調——因為這是一個事實——我並非在攻擊該美國學會。它是一個寬大、高貴以及具有無可置疑的威嚴的機構。再說，它不容納我們文學界的許多有價值的人物，這也不全是該學會本身的過錯。有時是那些作家本身的錯。我無法想象，灰熊般的狄奧多·德萊塞參加學會那種雅典式皇家風味的晚宴會感到舒適自在，而如果他們邀請孟肯，他可會用他那令人不好受的揶揄來激怒他們。不，我無意攻擊——我雖不情願，但現在勉強來討論該學會，是因為它是十全十美的實例，顯示出美國的知性生活與真正重要和真實的標準，二者間存在著嚴重的脫節。

　　我們的大學和學院，或是高等學校，大部分存在著同樣不幸的脫節。我可以舉出四家學校，佛羅裡達州的羅林斯學院，佛蒙特州的密德貝利學院，密西根大學和芝加哥大學——芝大的名單上，出現過像羅伯特·赫裡克那樣優秀的小說家，像羅伯特·洛維德那樣勇氣十足的批評家——它們對當代具有創意的文學顯出真正的興趣。全部之中僅此四家。然則，在美國，大學、學院、音樂學店，和教授神學、修理水管、廣告招牌繪術的學校，卻多如過街之車。不管何時你看見一幢公共建築，印第安混凝土堅固的牆上有著哥德式窗，那麼你可以確定那又是一家大學了，有著從二百到二萬名不等的學生，同樣熱衷於避開追求高深學問所帶來的不利，只熱心於獲得學士文憑來贏取社會上的聲望。

　　喔，在社會上，我們的大學跟民眾的關係可緊密呢，特別在運動競賽方面。一場偉大的橄欖球賽，有八萬名熱情的觀眾到現場觀看，每張門票五元，汽車從十哩到千哩外各地方湧來，出神地注視著二十二個男人在劃有奇怪線條的場地上，蹦上蹦下來回追逐。在橄欖球季中，一位能幹的球員幾乎和我們最偉大、最值得欽佩的英雄列於同等高位——甚至與亨利·福特，胡佛總統，以及林白上校並駕齊驅。

　　此外，對學問的其一領域科學，主宰我們的商業巨子們卻願意去尊崇那些獻身學術的人。不管這些商業貴族們對詩或一位畫家的觀點極感不耐，他卻會親切地去對待一位像米裡坎、邁克爾生、班亨、西爾包特·史密斯這般人。

　　然則，充滿矛盾的是，在藝術方面，我們的大學卻隱遁起來，遠離真實和鮮活的創造，不似它們在社會、運動和科學方面那般親近我們。對一位美國大學忠誠保守的文學教授而言，文學不是活在今天的一般人痛苦地坐下來即能產生的東西。不：它是某些僵化死亡的東西；它是由某些超人不可思議地創生的東西，即使定要將這些人全視為藝術家也好，他們至少已經死去一百年了，在打字機橫掃一切的發明之前。對於任何一位真正上流社會紳士而言，一想到文學能由任何普通人創生，能看見這些人也踽行在大街小巷，穿著十分普通的褲子和外衣，看起來跟一位司機或農夫沒有兩樣，這想法難免令他討厭了。我們的美國教授們喜歡他們的文學是清晰明確、冷漠、純淨，以及全然僵死的。

　　我並不以為惟獨美國大學方有如此情況。我知道，對那些牛津和劍橋大學的紳士而言，將威爾斯、貝涅特、高斯華綏和喬治·摩爾等人，跟任何一位像山姆耳·約翰生那般漂亮穩妥毫無生氣的作家相比，似乎是頗不禮貌的，而他們讓這種不公正繼續存在下去。我想，在瑞典、法國和德國的大學內，也有許多著重分析而不去理解的教授。然則，在美國，這塊新辟建的、充滿活力以及實驗性的國土上，人們會期望文學教師們少一些禁諱，更人性一些，從古老歐洲傳統的陰影中走出來。

　　而他們並非如此。

　　最近，在美國從大學內肇興了一個令人驚訝的團體，叫「新人文主義」。當然，現在「人文主義」這名稱意涵許多事物，卻也什麼都不是。它意指任何事物，從相信希臘文和拉丁文比當代農夫的俚語更令人感動，到相信任何一位活生生的農夫比一個僵死的希臘人更為有趣。不過，這個曖昧的名詞被選擇用來標誌這個曖昧的時尚，倒是十分巧妙恰當了。

　　就某種程度內，我可以理解他們——因為，就自然的一面來說，這是一個令人興奮及充滿希望的世界，生命因由著複雜的事物而多彩多姿：齊柏林飛船、中國革命、布爾什維克的農業工業化、船艦、大峽谷、幼童、大饑荒以及科學家對上帝的孤獨的追索；在如此氛圍下，沒有一位具創造力的作家會有閒情來追隨所有那些新人文主義者冷漠的狂熱——這個最新興的宗派重申人性二元論。它將文學侷限在人神之間的掙扎，或靈魂與魔鬼之間的鬥爭。

　　然則，古怪的是，神和魔鬼都不許穿上現代的服飾，而必須披上希臘人的衣袍。伊迪帕斯對新人文主義者來說是悲劇的象徵；人，處在這充滿強迫推銷術的世界裡，在一群帶頭的人的思想脅迫下，嘗試把自己塑成為上帝的影像；然則人並非如此。而他們所能提供的可憐安慰是說，生活的目標便是發展自我訓練，自製自律——不管人是否曾從這自製自律中達成什麼。這整個思想趨向，導致一個一點也不新鮮的理論，即認為藝術和人生二者必得是順服且消極否定的。這是一種最陰郁的反動性的理論，竟被引介入此激奮的革命性的世界。

　　夠奇怪的是，這種僵死的理論，這種避開人生的繁複和危險，而匿於修道院般安穩單調的理論，竟會受到此國家內教授們的廣泛歡迎；而在此國土上，人期望的是勇敢無畏和智性上的冒險；更糟的是它已令創造性的作家無法引起任何有益的影響，可以料到這些影響全由大學把持了。

　　可惜，情況總是如此。美國從未有過一位布朗德斯、泰恩、歌德或克羅齊。

　　美國擁有創造性的人才，而我們的批評界卻一直都是冷漠的、無意義的活動，被一些嫉妒的老處女、退職棒球記者和尖刻的教授們糾纏不清。我們的伊拉斯莫斯一直是鄉村女教師。在這種無人有開創的能力的情況下，我們如何期望有任何的標準？

　　十九世紀中葉，偉大的劍橋一康科特圈——愛默生、朗費羅、羅厄爾、赫姆茲、奧爾科特等等——是歐洲的感傷的影像，並無留下宗派、影響。惠特曼、梭羅和愛倫·坡，以及在某些程度上霍桑也算得上，都是一些被摒棄、孤獨的人，被他們當代的新人文主義者所輕視、謾罵。直到威廉·丹·豪威爾斯出現，我們才開始有了像是標準的東西，而這卻是一種非常糟的標準。

　　豪威爾斯先生是一位最溫和、親切和誠實的人，不過他持著似虔敬的老處女般的道德觀，最大的喜悅即是在教區牧師家宅喝午茶。他不僅憎惡褻瀆和淫穢，也憎惡所有那種H·G·威爾斯所稱的「歡樂粗俗的人生」。在他幻想的人生美景中，也可能存在著農夫、水手和工廠勞工，不過，農夫必是治不得一丁點糞肥，水手決不會哼唱淫穢的水手歌，工廠勞工必定對他那好心腸的雇主充滿感激，而且他們全都渴望有機會一遊佛羅倫斯，對乞丐的古怪有趣報以親切的微笑；這番美景，豪威爾斯先生竟無知地信以為真。

　　豪威爾斯如此強烈地相信這種有閒階級的、這種新人文主義者的哲學，他帶給他同時代的人們巨大的影響，甚至，及至1914年，以及世界大戰的騷動期間。

　　實際上，他能馴服馬克·吐溫，這位可說是我們最偉大的作家，讓這位烈性的蠻老頭穿戴上理智的禮袍和高頂禮帽。他的影響至今仍未全部消失。哈姆林·葛蘭仍然崇拜他，這位作家在各方面都比豪威爾斯傑出，不過在豪威爾斯的影響下，從一位刺耳但高尚的寫實主義者轉變成為一個殷勤的、無多大意義的訓誨家。葛蘭先生，是到目前為止我們所擁有的一位，今日美國文學界的領袖，而作為一位領袖，他卻驚訝於所有年輕作家的缺乏品味，他們以為男女並不總是遵循祈禱書中所寫的方式談戀愛，而且一般人有時也使用大街的婦女文學俱樂部所避諱的語辭。然則，同是這位哈姆林·葛蘭，在他年輕時，在他赴波士頓變得有教養且豪威爾斯化之前，他寫過二本十分勇敢、充滿啟示性的寫實主義作品：《旅人大路》（Main-Traveled Roads）和《荷蘭苦力之花》。

　　少年時代，我在明尼蘇達州一個大草原中的鄉鎮裡，讀過這些作品——正就是葛蘭先生在小說中所描寫的背景環境。這些作品令我感到極大的興奮。我曾在讀巴爾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時，體認到把法國和英國的平民描寫得讓人如同親眼目睹他們一般是可能。但，我從未料想到，有人能捨棄俚俗淫穢的細節，而描寫出明尼蘇達州蘇克中心鎮的人們，讓人真正感受到他們一般。我們的小說傳統寫法，諸位了解的，是把所有生活在中西部鄉鎮的人們描寫成全是高貴、幸福的；我們之中，無一人肯把生活在鄉鎮大街中親睦的、極大的幸福，交換紐約、巴黎和斯德哥爾摩那種不道德、俗麗的生活。然則，在葛蘭先生的《旅人大路》裡，我發現，有這麼一個人他相信中西部的農夫有時是困惑、饑餓而卑鄙的——以及英雄主義式的。而，理解了這個觀點，我由之獲得解放了；我始能夠描寫人生，一如生動的人生。

　　恐怕，這會令葛蘭先生不僅不悅，而且十分懊惱了，要是他曉得，是他啟發了我如實地寫下我所觀察到的美國，而非按照威廉·丹·豪威爾斯先生那般明朗討喜的觀察。再者，這是他的悲劇，也是一個充滿啟示性的美國的悲劇，在我們自由的國土上，像葛蘭這樣的人士，早年鼓吹自由之路，後來他們自身卻變成最最反動的。

　　然則，即在此時，豪威爾斯這般人士，正殷殷於尋求將美國引導成為一個英國教堂鎮那般慘淡的樣版時，仍有不少堅定、可靠的人們——惠特曼、梅爾·維爾，之後是德萊塞、詹姆士·漢尼克、孟肯——他們力言，在我們的國土上具有比茶几邊的優雅更多的東西。

　　而且如此，即使沒有典範標準，我們也奮鬥生存過來了。對於堅毅強勁的年輕人來說，沒有標準典範可循也許更好。就我而言，在經過長期對我自己極心愛的國土似乎是悲觀的描寫後，我願意結束這闕輓歌，代之以一首十分動人的樂觀主義之歌。

　　我對美國文學的前途，抱著最大的希望和最熱切的信心。我相信，我們正從安全、穩健和難以置信的愚昧的地方主義的瑣瑣屑屑中走出來。今天，有許多美國青年正從事著如此熱情而可信靠的工作，我慚愧我自己略顯老了無法加入他們。

　　諸如：恩耐斯特·海明威，一位銳利的青年，以最劇烈的經驗來教育自己，自定極高的標準來訓練自己，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生命本身即是他的庇護所：湯瑪斯·吳爾夫，我相信只是一位三十歲或更年輕一點的男孩，他惟一的一本小說《望鄉吧，天使》（Look Homeward， Angel），可以媲美我們最傑出的文學作品，是一位極酷愛生命的擁有巨大潛力的作家；桑頓·懷爾德，他生活在寫實主義的時代，獨夢想過去的時光，動人地抒寫了永恆的傳奇；約翰·道·派索斯，他憎惡巴比特（Babbitt）式安全穩健的標準，獲致革命性的卓越成就；史蒂芬·貝內，以他對老約翰·布朗的輝煌的回憶，在美國的單調簡陋中重建了史詩的規模：米歇爾·葛特，他揭露了紐約曼哈坦東區新開發的猶太區，以及威廉·福克納，他解放了南方的古老傳統；此外，還有十來位年輕的詩人和小說家，其中多人目前居留巴黎，他們多少置身於詹姆斯·喬埃斯癲狂瘋迷的傳統之下，然則不管他們多麼癲迷，他們拒絕成為有閒階級的、古老傳統的以及索然無味的作家。

　　我向這些人表示敬意，我很高興我尚未十分遠離他們的抱負，決心帶給美國，這有著連綿的高山、一望無際的草原、大都會、偏僻的小木屋、億萬的財富以及無數的忠誠的國土，一個如俄羅斯那般神奇，如中國那般繁複的美國，一個值得上她的宏偉的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