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遼太郎的讀法

　　去年秋冬有一本書頗為銷行，書名叫《教科書沒教的歷史》。領銜作者藤岡信勝說，司馬遼太郎的司馬史觀和他們的自由主義史觀是同樣立場。冷丁聽來，好像這些人在拉大旗作虎皮，但實際上，司馬遼太郎於一九九六年二月十二日去世後，被廣為談論的不是文學，而是史觀。正是那獨具隻眼的歷史觀、人物觀，使他在七十歲時榮獲國家的文化勳章。訂交三十年的小說家井上廈說，司馬本身就是日本，而且是良質的日本，司馬之死，使他有一種不知日本何處去的絕望之感。

　　司馬遼太郎本名福田定一，生於一九二三年。少年時代討厭上學被教育，喜愛收集石鏃土器，坐在小小的課桌前異想天開。就讀大阪外國語學校，念的是天蒼蒼野茫茫的蒙古語。一九四三年從軍出征。戰後在產經新聞社當記者十三年。創作小說取筆名司馬遼太郎；司馬指中國史家司馬遷，太郎指日本男兒，而遼字可以有兩種解釋，通常的說法是遠遠不及司馬遷，另一種說法正相反，乃超越其上之意。按日語讀來，超越前人的意思似乎更自然，而且寄託著年輕人的雄心壯志。

　　他曾這樣寫道：「戰爭期間的兩年，我乘在坦克上。那鐵箱是從世界普遍性大大倒退的東西，鐵甲厚度比敵人的薄得多，裝著根本收拾不了敵人的破舊火炮。在這素樸的物理裝置裏，無限明白了彼此的事情。儘管如此，日本國還是在繼續沒有政略沒有戰略的自滅性的多面戰爭，支撐著的只是意識形態。戰敗之日，是剛剛過完二十三歲生日的第八天，這樣的毛孩子卻也想，竟然生在愚蠢的國家。明治或那以前，可不是這樣的國家呀。我沒有能力回答自己的問題，但從四十歲以前，像是給二十三歲的自己寫信似的，寫起小說來。」

　　司馬自幼耽讀小說，尤其是私小說，但本人和私小說世界截然不同，不以為自身有甚麼話題。他要寫就寫萬里長城。一九六○年獲得直木文學獎，那時的作品多是富於傳奇性的武俠小說。一九六二年開始創作《龍馬奔馳》（編註：台灣版譯名為《坂本龍馬》）等，轉向架構宏大的歷史小說，精采地塑造一個又一個叱咤風雲的人物。他要藉小說解析歷史，特別是明治以來的，雖然「一個時代過去，是構築那個時代的諸條件消失。一旦消失，對於後世的人來說，理解過去了的時代比理解同時代的外國更難。」

　　如何理解和評價本國的歷史，日本人有一種情結。據說，被某種傾向的意識形態左右，戰後普遍認為明治維新以後的近代是惡的，其結果帶來太平洋戰爭，一敗塗地，這種全面否定過去的歷史觀使日本人對祖國灰心喪氣。正當此時，司馬的歷史小說出現了，日本社會為之一振。尤其是一九七二年出齊的六卷小說《坂上風雲》，從衛國戰爭的角度向人們講述落後的日本為甚麼不得不與列強對抗，進行日俄戰爭，使藤岡信勝們大為感動。於是，接受戰後教育的人們從此書中學到教科書沒教的歷史，知道近代日本也有值得驕傲的歷史，恢復了自信。甚至也有人斷言，司馬史觀支持了日本經濟起飛。被司馬視為知音的評論家谷澤永一更說得手舞足蹈：「《坂上風雲》的出版豈止是文學史事件，而且給日本的時代思潮打進了決定性的楔子。司馬把戰後的左翼史觀、罪惡史觀、暗黑史觀全部推翻，沒早早暗殺他，實在日本左翼最大的失策。」

　　暗殺是笑談，但確實不斷有論者指出司馬史觀的危險性。司馬文學有國民文學之譽，讀者眾多。《龍馬奔馳》一書僅文藝春秋印行的文庫版就超過一千萬冊。大概此書還會被年輕人當作青春文學來讀，而《項羽與劉邦》長銷不衰，讀者主要是四十歲以上的男性上班族。「周刊朝日」雜誌曾做過問卷調查，新社長們「銘感在心的書」之一是《坂上風雲》，雖然司馬最厭惡人們把他的作品當作經營教科書。以「辛辣尖刻」著稱的評論家佐高信曾大加揶揄，說社長們之所以愛讀，是因為司馬的「視點之高」──司馬曾說過：「看一個人時，我喜歡爬樓梯登上樓頂，從上頭往下重新看他。比起在同一水平面上看他，別有趣味。」

　　不論贊同與否，讀司馬文學卻讀不出司馬史觀，或者語焉不詳，或者閃爍其辭，不能免俗似地說些「歷史小說新視野」、「大歷史觀念」之類空話，到底是可笑的。司馬本人並沒有隱瞞甚麼，自然也用不著別人自作多情，來替他打馬虎眼。六十四歲時寫完小說《韃靼疾風錄》，沒有值得用小說形式來描繪的人物了，於是專心寫隨筆《漫步街巷》（編註：系列中《台灣紀行》一書已於本地出版）和《此國的形態》等。這些隨筆集中對「何謂日本」作出文明論解答，可說是司馬遼太郎晚年對史觀的歸納和萃取。就瞭解司馬史觀，瞭解日本文化來說，更應該讀的是《此國的形態》吧。

　　獨領風騷三十餘年，司馬的小說裏少見女性。有人說這不是對女性漠不關心，而是一種美學，沉默的美學。但司馬本人卻說過，一直寫日本人的屬性，可能的話，也想寫寫男人和女人的事。倘若有來世，他要寫戀情。那時，守衛純文學的作家、評論家對司馬的大眾文學也許會鼓起一些熱情來。

　　（本文摘自李長聲所著《日知漫錄》（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二一一至二一三頁；經作者同意後收入本書）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