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以前，他把該交接的檔案整理好。

這些事後來都被旁人拿來反覆回想。

「他那天明明很正常。」

「他還有笑。」

「完全看不出來。」

好像一個想死的人，應該從早到晚都在哭。

好像如果一個人還會講笑話、還會工作、還會記得訂飲料，就證明他沒有那麼痛苦。

星期一早上九點十二分，林澤沒有進公司。

九點半，主管傳訊息。

沒有已讀。

十點，電話沒有人接。

十一點，同事開始覺得奇怪。

因為林澤很少無故消失。

下午，聯絡上緊急聯絡人後，警方與救護人員進入他的住處。

林澤已經死了。

沒有任何人需要知道更多細節。

公司在下午四點收到消息。

主管把會議取消。

辦公室安靜得不像平常。

有人哭。

有人一直問：「怎麼可能？」

有人坐在位置上發呆。

那個前幾個月才說「精神方面的人不適合接重要工作」的同事，第一句話是：「他有憂鬱症嗎？」

沒有人回答。

他愣了很久。

然後說：「真的完全看不出來。」

那天晚上，公司寄出一封信。

主旨是：「關懷心理健康，請彼此多一點支持。」

信裡附了員工協助方案、諮商資源和幾句很正確的話。

「勇敢求助不是軟弱。」

「請主動關心身邊的人。」

「你並不孤單。」

林澤如果還活著，大概會覺得諷刺。

因為他不是沒有求助過。

他只是求助過以後，知道了求助有時候會換來什麼。

消息也傳回以前的公司。

阿倫是在群組裡看到的。

有人貼了一張沒有文字的黑底圖片。

接著是：「你們知道嗎？林澤走了。」

群組安靜了幾分鐘。

第一個回覆的人說：「真的假的？」

第二個說：「天啊……」

第三個人說：「我以前就覺得他狀況很嚴重。」

下一句很快跟上。

「所以那時候公司不讓他接太多其實也是對的。」

阿倫盯著手機。

又有人說：「這種事情真的很難，旁邊的人壓力也很大。」

「對啊，而且萬一講錯話怎麼辦。」

「我覺得大家也不要自責，我們又沒有叫他去死。」

阿倫突然覺得胃裡一陣發冷。

這些句子他太熟了。

以前他也說過差不多的話。

每一句單獨拿出來，都很合理。

我們沒有惡意。

我們只是怕。

我們只是保護自己。

我們沒有義務。

我們又沒有叫他去死。

所以沒有人有問題。

到最後，還是林澤有問題。

阿倫在輸入框裡打了很多字，又全部刪掉。

最後只留下一句。

「你們有沒有想過，我們現在講的這些話，就是他以前最怕聽到的？」

群組沒有人回。

過了一會，有人說：「你不要把他的死怪在大家身上，這樣不公平。」

阿倫盯著那句話。

他回：

「我沒有說是誰害死他。」

「我是說，我們一直把有憂鬱症的人當成危險，然後在他們不敢求救的時候，再問他們為什麼不說。」

這次群組真的安靜了。

林澤的遺物裡，那篇備忘錄最後被大學朋友看到。

不是公開遺書。

也沒有被放上網路。

朋友只把其中一小段傳給阿倫。

「會掛身心科的，通常是被問題折磨的人。」

「真正製造問題的人，往往並不覺得自己有問題。」

下面還有林澤自己加的一行：

「我以前以為這句話是在說壞人。後來才發現，有時候不是。」

「有時候製造問題的，是一群都覺得自己只是做了合理選擇的普通人。」

阿倫看完，很久沒有回覆。

他想起第一次知道林澤看身心科時，自己說過：「我只是怕不知道怎麼跟你相處。」

想起林澤危機之後，自己問：「你還行吧？不要等等又出事。」

想起尾牙前，他們討論座位，怕把林澤安排在太吵的位置，怕他喝酒，怕他情緒不好。

每一次都是「為他好」。

每一次都沒有惡意。

可是當一個人無論做什麼都被提醒「你跟我們不一樣」，善意也會變得很重。

告別式那天，許晴也來了。

她站得很後面。

沒有哭得很大聲。

只是看著照片很久。

離開以前，她碰到阿倫。

兩個人其實不熟。

許晴先認出他。

「你是他以前公司的朋友吧？」

阿倫點頭。

許晴低聲說：「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以前沒有因為他的病離開，會不會不一樣。」

阿倫沒有回答「會」。

也沒有回答「不會」。

因為沒有人有資格把一個人的死亡縮成一個如果。

過了一會，他只說：「他那時候很喜歡你。」

許晴眼睛紅了。

「我知道。」

「他也沒有怪你。」

「就是這樣才更難受。」

阿倫沉默。

許晴說：「我那時候一直跟他講，我不是歧視，我只是害怕。」

她苦笑了一下。

「我現在才發現，我們每一個人都很愛先說『我不是歧視』。」

阿倫看著她。

「因為只要先說了，好像後面講什麼都可以。」

沒有人再說話。

告別式結束以後，大家各自回到生活。

公司的專案繼續。

群組繼續有人分享晚餐照片。

那個心理健康講座的投影片仍然放在公司內網。

舊公司的人資後來又辦了一次「職場心理安全」課程。

主管在台上說，未來會更重視員工心理狀態。

有人點頭。

有人做筆記。

有人下課後說：「這種課真的很重要。」

再過幾個星期，另一個同事因焦慮症請了假。

茶水間有人小聲說：「最近是不是精神有問題的人特別多？」

另一個人立刻回：「噓，你不要這樣講，很不尊重。」

停了兩秒，他又補了一句。

「不過我真的不太敢跟這種人走太近就是了。」

旁邊的人點頭。

沒有人覺得這兩句話互相矛盾。

這大概就是林澤最想說的事情。

社會已經學會不能嘲笑憂鬱症。

學會轉發心理健康文章。

學會在名人死亡以後寫「願世界對你溫柔一點」。

可是很多人還沒有學會，怎麼在一個活著的憂鬱症患者坐到自己旁邊時，不往後退。

他們同情遠方的人。

害怕身邊的人。

喜歡談理解。

卻把理解停在安全距離之外。

然後當那個人真的消失，他們又會難過地問：

「為什麼他當初不說？」

林澤說過。

只是很多時候，他說完以後，身邊的人就少了一點。

一個。

再一個。

再一個。

沒有人單獨製造了一場悲劇。

可也不能因此假裝，那些一次又一次的後退什麼都沒有留下。

疾病讓林澤痛苦。

而污名讓他開始相信，連自己的痛苦都會傷害別人。

到最後，他最擅長的事情不是求救。

是讓所有人放心。

「我沒事。」

「還行。」

「你不用擔心。」

「真的沒關係。」

這些話，他說得比任何人都熟練。

林澤死後，很多人才第一次願意承認：

原來一個會笑的人也可能病得很重。

原來一個正常上班的人也可能每天都在跟死亡的念頭拉扯。

原來求助過的人，也可能因為一次又一次被當成麻煩，而學會重新閉嘴。

可是這些理解來得太晚了。

他活著的時候，大家怕他太靠近。

他死了以後，大家才說——

早知道，就應該讓他靠近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