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場利益衝突
真正的問題,出現在認證費用的討論,基金會需要維持運作,技術稽核、資安測試、法律審查、跨國標準協調,都需要人力與經費。如果完全依賴捐款,基金會很難長期維持獨立性,但如果向企業收取認證費,又可能形成另一種利益關係。
一名學術代表說:「我們不能讓認證變成有錢就能買到的商品。」
財務工作小組的負責人則提出不同看法。
「不收費,就只能依靠捐助者。那麼誰提供最多資金,誰就可能擁有最大的影響力。」
兩種觀點都有道理,也都帶著風險。
高仁翔受邀參與這場會議。他一直沒有發言,直到雙方僵持不下,才開口。
「我們是不是把兩件事情混在一起了?」
所有人看向他。
「認證應該收費,但認證結果不能由付費者決定。」
他在白板上畫了兩個方框。
第一個方框寫著:服務費用。
第二個方框寫著:認證決策。
「企業付錢,是為了支付稽核與測試的成本,不是購買通過的結果。」
他在兩個方框中間畫了一條粗線。
「這條線必須寫進章程。」
一名代表追問:「如果企業付了費,最後沒有通過,還要付全額嗎?」
高仁翔說:「稽核工作已經完成,當然要支付合理費用。否則,認證機構反而會有動機讓企業通過,才能收到錢。」
榆寧在旁邊補充:「可以把費用拆成固定的評估費與必要的複驗費。評估費不因結果而改變,複驗費則依實際工作量計算。對資源有限的小型組織,可以設立公開的補助制度。」
有人問:「補助從哪裡來?」
高仁翔回答:「基金會的共同基金,以及沒有認證決策權的公益捐助。」
「如果捐助者是Biogene呢?」
這個問題來得直接。會議室裡,所有人都轉向逸晨。他沒有迴避。
「可以捐。」
他說。
「但捐款不能換取認證優先權,不能換取董事席次,也不能取得個別企業的稽核結果,更不能要求基金會修改標準。」
「那Biogene自己要接受認證嗎?」
逸晨回答得很快。
「要。」
趙育誠看了他一眼。
逸晨繼續說:「而且Biogene不能選擇稽核機構,也不能參與自己的認證審議。」
高仁翔緩緩點頭,這正是他一直在等待的答案。一個真正獨立的制度,不是要求別人承擔風險,而是先把自己放進制度裡。最後,聯席會議通過一項暫行原則:認證可以收費,但不能出售結果;企業可以捐助,但不能購買影響力。然而,這個原則才剛形成,外界的第一個質疑便已經到來。
Biogene也要被檢驗
隔天上午,基金會收到一封公開信。署名者是三個消費者權益團體與一個獨立研究機構。
信中提出四個問題:
第一,Biogene是基金會的創始成員,也是主要技術提供者,如何避免利益衝突?
第二,Biogene是否願意接受與其他企業相同的稽核標準?
第三,若Biogene的商業模型與基金會的治理原則發生衝突,誰有最終決定權?
第四,使用者能否直接向基金會提出申訴,而不必先經過Biogene?
這封公開信沒有指控任何人違規,卻比指控更難處理。因為它要求他們證明,自己不是只為了建立一套對競爭者有利的規則。
逸晨讀完信後,直接把文件轉給榆寧與法務團隊。
「我們公開回答。」
法務主管提醒:「公開回答就等於承諾。如果將來做不到,會變成更大的風險。」
「那就不要承諾做不到的事。」
逸晨說。
「但能做到的,不能因為怕被追究就不說。」
三天後,Biogene正式宣布:公司將主動申請基金會第一批認證,稽核工作由基金會認可的獨立機構執行,Biogene不參與稽核機構的選擇,也不參與最終審議。所有涉及商業機密的技術內容,將在保密條件下接受必要檢驗;公開報告則揭露稽核範圍、測試方法、重大缺失與改善結果。同時,基金會將建立獨立申訴管道。使用者不需要先向平台申訴,便可向基金會提出資料授權、撤回程序與資訊揭露方面的疑問。
公告發布後,媒體的反應兩極。有人認為Biogene終於願意接受真正的外部監督,也有人認為這只是一場精心設計的公關操作。
高仁翔看著新聞,對逸晨說:「你知道最麻煩的地方在哪裡嗎?」
「哪裡?」
「你真的通過了,別人會說這套制度對你有利。」
他停了一下。
「你如果沒有通過,別人就會說你連自己制定的原則都做不到。」
逸晨笑了笑。
「那就讓稽核結果自己說話。」
「你不怕?」
「怕。」
逸晨沒有否認。
「但如果我們只在有把握的時候才願意接受檢驗,那我們推動的就不是制度,而是表演。」
高仁翔沒有再說話。他忽然明白,逸晨這次真正押上的,已經不只是Biogene的估值,而是自己多年來建立的聲譽。
趙育誠的警告
同一時間,GeneX Global也宣布加入認證試行計畫,趙育誠親自召集內部會議。
商務主管第一個提出疑問:「我們真的要跟Biogene一起接受同一套認證?」
「是。」
「可是這樣一來,我們的差異化在哪裡?」
趙育誠看著他。
「如果我們的差異化,是比Biogene更尊重使用者,那麼接受相同標準有什麼問題?」
「如果最後認證結果一樣呢?」
「那就代表我們至少在這些基本原則上,應該一樣。」
商務主管沉默片刻。
「但我們推出Choice+,本來就是想建立資料回饋的商業模式。如果基金會未來對資料回饋設下更多限制,我們的收入可能會受到影響。」
這才是真正的問題,GeneX並不打算放棄商業化。趙育誠也從來沒有主張所有資料都不能創造經濟價值,他要的是使用者知道自己做了什麼選擇,理解這個選擇的影響,並且能在規則允許的範圍內改變決定。
他說:「所以,我們更應該參與標準制定,不是為了把標準改成對我們有利,而是確保標準能區分不同情況。」
他打開投影幕。畫面上,是Choice+目前的四種授權層級。
「使用者允許我們分析資料,不代表我們可以把資料用在所有事情上。使用者接受商業研究,不代表他們同意被用於保險風險評估。使用者拿到回饋,也不代表他們永久放棄撤回權利。」
他看著團隊。
「我們可以賺錢,但必須讓每一筆收入都能說清楚,它建立在哪一種授權之上。」
財務主管問:「那如果使用者撤回授權,我們必須退還已經發放的回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