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之谦不想让外界知道袁圆曾嫁给陈大哈，更不想让人知道她这些年遭受过怎样的折辱。
那些细节一旦传开，她在任何人眼里都会变成贞洁尽毁的女人，到那时，别说回唐府，去那里都受到鄙视，奚落被人指指点点。他仍旧想带她回去，让她重新拥有名分与安稳。可他比谁都清楚——若真相被彻底揭开，母亲只会更加厌恨她，虐待只会变本加厉。她好不容易从地狱里爬出来，他绝不能再让她被二次践踏。
因此，他必须把陈大哈的事处理得干净、彻底，却又不能把“袁圆曾是他妻子、曾被他性虐”这些事实暴露在阳光下。
他正连夜思索该以何种重罪将陈大哈在牢中悄无声息地除掉时，变故却先一步来了。
陈大哈的家人——几个远房亲戚和一两个平日走动的邻里——联名写了状子，递到温州府衙。状子写得激烈而煽情：
指控现任官员唐之谦，身为一介朝廷命官，却私自用刑，无故割去民人陈大哈的舌头；更强行霸占陈大哈的妻儿，把人从家中带走，至今未归。状子末尾还隐隐提了一句“陈大哈之妻原为唐某旧识”，语气暧昧，却足以引人联想。
状子一上，立刻在温州官场引起波澜。
唐之谦原本奉旨来温州，是为查办一起涉及沿海走私与地方官勾结的要案。兵部与刑部联合下的差事，本就敏感，他此行带的权限不小，本意是速战速决，查清后即刻回京复命。谁料中途救下袁圆，又牵出陈大哈这档子私仇，如今反被对方抢先告上公堂。
府衙的人接到状子后，不敢怠慢，连夜将文书呈到他临时的行辕。
唐之谦看着那几张纸，脸色沉得几乎要滴出水来。
他可以轻易压下普通民词，可状子一旦涉及“朝廷官员私刑、强占民妻”，性质就变了。若处理不当，不但自己的官声受损，更可能把袁圆重新拖进舆论的漩涡。到那时，她被陈大哈折辱的经历，只怕会被人添油加醋地传得满城风雨。
他必须在不暴露她过往的前提下，把这桩反告彻底压死，同时让陈大哈永远无法再开口、再害人。
书房里烛火跳动。
唐之谦将状子轻轻放下，转头看向内室的方向。那里，袁圆大概已经睡了，带着她一身未愈的伤，和那些他至今不敢细问的痛苦记忆。
他低声对自己说：
“不能让她再被任何人议论。”
然后提起笔，开始写给京中几位可靠同年与上官的私信。这场从私刑开始的报复，已经不可避免地要转入朝堂与律法的博弈。而他必须赢，而且要赢得干净。
夜已深，书房里只剩一盏灯。
唐之谦将陈家的状子反复看了两遍，眉心越皱越紧。他清楚，若按常理应诉，袁圆被陈大哈占有、折辱的往事迟早会暴露在公文与人口之间。他绝不能让那种事发生。
他先叫来心腹侍卫统领，低声吩咐：
“即刻让官医重新查验陈大哈的伤。记录写成——因拒捕、持械反抗，捕拿过程中为制伏而致伤。所有在场的人，口径统一：当时他正在对一名女子施暴，我等到场制止，他激烈反抗，过程中受伤。不准有人再说‘私刑’二字。”
统领应下，立刻去办。
接着，唐之谦进内屋去见袁圆。他没有让她多说那些不堪的细节，只是握住她的手，声音放得很缓：
“圆圆，我需要你配合写一份供词。内容很简单——你因故流落，被陈大哈以欺骗手段带到温州，长期被他拘禁、打骂，不许与外人接触。近日才得以求救。其他的，一个字都不必提。唐府、我、那些年的事，全部不要写。”
袁圆看着他，眼神复杂，最终还是极轻地点了头。
供词写得极短，只强调“被禁锢、被殴打、寻求解救”。写完后，唐之谦亲自过目，确认没有一处会引出她的过往，才收起来。
同一时间，他已派人去陈大哈原先住的街坊，只收集相对安全的证言：平时打骂女人、不让她出门、对孩子态度恶劣。至于更私密的折辱，一概不取。
布置完这些，他才坐回案前，提笔给京中几位可靠的同年与上官写信。
信中将此案定性为：
“奉旨查办沿海走私期间，顺带破获一起长期拘禁良家妇女的案件。人犯陈大哈拒捕反抗，捕拿时受伤。其家人不知反省，反诬告承办官员强占民妻，显属诬告。”
他特意把陈大哈案与自己原本的公干捆绑在一起，降低单独被盯上的风险，并请对方帮忙在刑部与相关衙门定调，尽快结案。
写完信，他又另拟了一份给温州府衙的公文，正式反诉陈家诬告。文中语气强硬：
陈大哈既已涉嫌拐卖、拘禁良人，其家人却仍称受害女子为“陈妻”，并借机诬告朝廷官员，当依律反坐。
一切安排停当，已是后半夜。
唐之谦站在窗前，看着内室隐约的灯火。袁圆大概还醒着。他知道这套布置并不能抹去她受过的苦，却至少能把那些苦锁在最小的范围里，不让它们变成她日后被指摘的把柄。
他低声对自己说：
“必须赢。而且要赢得干净。”
然后吹熄了灯。
接下来的几日，官场上的风向开始悄悄转动。陈大哈被正式以“拘禁良人、拒捕反抗”等罪收监，伤势被记为制伏所致；陈家的状子则因“诬告”嫌疑被压下审查。袁圆的供词简洁有力，邻里证言也只指向打骂与限制自由，没有人再追问更隐秘的过往。
唐之谦站在这一连串运作的中心，神色冷淡，手段却滴水不漏。